作者：李镇西

品学兼优的高三学生李金川自杀了。自杀的原因已经在其遗书中写得清清楚楚：“跟虚伪同在一个社会里真没意思！”媒体在谈到他时常常爱用“19岁的男孩”，而我更愿意叫他“男子汉”，不仅仅因为他已经过了18岁，更因为他宁死不与邪恶妥协的行动本身表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死，其意义不在任何以死抗争的仁人志士之下，比如陈天华、范熊熊……当然，我并不赞成李金川以这样的方式抗争，毕竟轻率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不足取的，面对邪恶，他应该更坚韧，更成熟。但既然他的生命已经离我们而去，作为教育者，面对他的遗书，我们就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教育和社会。

李金川在遗书中有一连串质问：“我带着憧憬来到这所梦寐以求的高中，迎接我的(是)残酷的现实。×××，虚伪、势利，外强中干。为什么我的高中第一个班主任会是你？你让我对这所学校产生了阴影。有人看见你在段长(年级长)办公室看黄色(录像)，你就恁憋得慌，在家看不中?还有没有人民教师的样子？批评了某局长的儿子又把人家叫到走廊上去道歉，你咋就恁恶心？”这一个个问号，是一双纯净的眼睛对污浊现实的鄙视，是一个纯真灵魂对虚伪社会的质问，是他生命的绝唱。作为一个教育者，读到李金川的遗书后我不禁在想，是谁给了李金川质问的勇气？

其实，他遗书中所谈到的一些现象，他的许多同学都已经习以为常。“这样的事在我们学校很正常。”这是李金川的一个同学对记者的说法。当许多人对不正常的事感到正常的时候，李金川却感到窒息，感到绝望，感到“跟虚伪同在一个社会里真没意思”！

于是，有人说他有“心理疾病”。新密市教体局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提供的一份名为 《关于新密市实验高中学生李金川死亡事件的有关情况说明》中写道：“平时性格比较孤僻、内向，很少与人交流。有神经内科医生认为，性格过分孤僻，心理压力过重，易诱发抑郁症，让人走向极端，也可能导致自杀倾向。”这是什么逻辑？如果一个人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不一样，而且把这不一样表达出来，甚至以死明志，周围的人都会说他“有病”“不正常”。这让我想到了当年鲁迅笔下的“狂人”。究竟是年轻的李金川有病，还是我们的教育乃至我们的社会有病？李金川真的是一个“有病”的人吗？

无论如何，李金川应该是老师眼中的品学兼优者，“上小学和初中时，他获得的奖状在家里贴了一面墙。”这“贴了一面墙”的奖状，展示着我们的教育对他优秀品质的肯定和褒奖。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李金川同学的评价，还是他的遗书，都表明他有一双明辨善恶的清澈眼睛，这双眼睛容不下一粒丑恶的沙子。这不都是我们教育给他的吗？善良、真诚、正直以及对邪恶的毫不妥协……这些品质正是包括他遗书中提到的班主任在内的所有老师给他的！十二年所接受的教育，让他相信教育所赋予他的真善美，并把这种相信化为一种自觉追求。

是的，正是我们的教育给了他一双明辨善恶的眼睛和质问邪恶的勇气！然而，当他用这双眼睛去审视不甚美好的现实时，特别是用老师教给他的善恶标准去打量他的老师时，他当然会感到惊讶，感到迷惑，感到窒息。当他用最后的生命质问言行不一的老师的时候，我们却说他有“抑郁症”，说他“走极端”，一句话：“他有病！ ”

这真是一个怪圈！教育给了他质问丑恶的勇气——坚守真诚、善良与正直的李金川，不正是我们希望培养的好学生吗？可是，正是教育教给他的真诚、善良与正直，让他感到“跟虚伪同在一个社会里真没意思”。

我们的教育显然存在这样一个悖论：我们用积极向上、善良正直的教育培养我们的学生，可如果学生真的听进去了，并把我们的教育变成他们的执着追求，他们竟然感到难以生存；然而，如果我们赤裸裸地把世故和虚伪教给学生，让他们“现实”一些，面对邪恶和虚伪别那么“愤世嫉俗”，别那么“走极端”，也许他们会活得很滋润，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如鱼得水……那我们的教育成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