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林亭

（邯郸学院 历史系，河北 邯郸 056005）

赵衰述论

董林亭

（邯郸学院 历史系，河北 邯郸 056005）

赵衰是赵氏在晋国奠定“立家”基业的关键人物。在波谲云诡、诸卿并立的晋国政坛上，他凭借着韬光养晦的政治谋略和为人谦恭的处世风格，不仅跻身于晋国政治权力的中心，而且为赵氏在晋国的“立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衰；成季之勋

赵衰，字子余，谥曰“成”。亦称赵成子，成子，原季。其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赵衰是造父的后代，是叔带“去周如晋”后赵氏在晋国的第五代。①关于赵氏在晋国的谱系，先秦典籍记载，说法不一。即如赵衰与赵夙的辈分问题，《史记·赵世家》称：“夙生共孟，当鲁闵公之年也。共孟生赵衰”。 即“祖孙说”；《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赵夙，夙生成季衰。”即“父子说”；《国语·晋语四》则说：“赵衰其先君之戎御，赵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贞。”此为“兄弟说”。白国红先生考证认为：“赵夙与赵衰应为兄弟”（详见《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

《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公子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士五人，”[1]1656即赵衰、狐偃、贾陀、先轸和魏犨。“五贤士”究竟为谁？《左传》语焉不详，而杜注则称追随晋国公子重耳流亡的五人是狐偃、赵衰、颠颉、魏犨和胥臣。据白国红先生考订，“五贤士”当为赵衰、狐偃、贾陀、魏犨、胥臣。[2]83但无论依那种说法，赵衰都名居“五贤士”之列。由此看来，赵衰是晋文公年轻时的门客，是不容置疑的。

对赵衰为什么选择重耳，《史记·赵世家》有如下的记载：“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1]1781这条记载，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虽说春秋时期的大趋势是人本理性的萌发和神本思想的衰微，但遇有大事求神问卜，仍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习惯做法，故我们不能以其荒诞不经而漠然视之。当然，将关乎赵氏家族在晋国未来政治命运的抉择，托之于占卜，未必全是事实。这里显然忽略了赵衰此番抉择的艰难，以及选择公子重耳所独具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作为异姓贵族的赵氏，要在晋献公及诸公子中，选择一位未来有望得国之人，且在晋国已立有太子的情势下，选择过程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也就决定了赵衰的选择，不仅要充分考虑到晋献公对诸公子的态度，以及后宫可能对晋献公产生的影响；而且对诸公子的为人和德行，以及政治潜质，甚至其母邦对晋国有无影响或影响大小等等，都要作出清晰的判断。事实上赵衰与公子重耳在年轻时代就是十分要好的朋友，自然对重耳的为人和德行，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可以说赵衰在占卜之前，就已选定了公子重耳，再行占卜，仅仅只是赵衰借以增强自信心的一种手段而已。赵衰活动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56年—公元前 622年。其大致可分为：追随晋国公子重耳出亡；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襄助晋襄公时期三个阶段。下面分别略述：①

第一阶段：追随晋国公子重耳出亡（公元前 656年—公元前636年）。

公元前 656年冬，晋献公派兵攻打蒲（今山西省隰县西北），重耳被迫出亡其母邦狄国。赵衰与狐偃、贾陀、魏犨、胥臣等追随者，一起踏上流亡之途。此次去国，前后凡19年。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在重耳一行居狄期间，“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修、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3]405由此，赵衰与公子重耳又成了连襟。在追随者当中，除了狐偃与公子重耳是甥舅关系外，依私人情感论，赵衰与重耳的关系，可以说非同一般。

居狄十二年后，晋惠公七年（公元前643年），由于惧怕流亡在狄国的重耳返国，晋惠公“乃使宦者勃鞮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欤？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原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1]1657于是，重耳及其追随者又一次踏上了周游列国的艰难历程。他们的足迹遍及齐、卫、楚、曹、宋、郑、秦等国。

其中，在齐、楚、秦等大国都得到了优厚的礼遇。如史籍记载，在齐国 “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灌酒载之而去。”[1]1202在楚国，楚成王看到重耳的追随者“肃而宽，忠而能力。”[3]409尤其是重耳有赵衰、咎犯和贾陀 “三才侍奉”，故厚遇重耳。至秦，由于秦穆公有意支持重耳复国，故以国君之礼招待重耳，并借宴请的机会对重耳作进一步的试探和考察。重耳请子犯作为傧相，子犯却以“吾不如衰之文”为由，推荐了赵衰，赵衰遂以重耳傧相的身份，出席宴会。在秦穆公的宴席上，赵衰渊博的学识，熟谙《诗》礼、极富文采的才情，智能达变、娴于辞令的外交才能，可以说展现得淋漓尽致。

《国语·晋语四》载曰：

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4]360

流亡公子重耳与秦国的这笔政治交易，就在这样雍容典雅的礼仪上，宾主皆以赋诗为工具而达成了。这一切固然与重耳个人的政治潜质及“文而有礼”有关，但也与赵衰“文以忠贞”的个人素质密不可分。在追随重耳的“五贤士”中，赵衰素以“文以忠贞”而闻名。所谓“文”，一般指人物善于文辞或富于“文采”，而赵衰之“文”，则指“文才”。如《国语·晋语六》载赵文子拜见智武子时，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后而老为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导前志以佐先君，导法而卒以政，可不谓文乎！夫宣子尽谏于襄、灵，以谏取恶，不惮死进，可不谓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纳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济”。[4]411此处的“成子之文”，是说成子通晓前代的典章，用来辅佐文公，精通法令而终于执政。其意并不完全等同于韩献子所称的“成季之勋”。可见，子犯“吾不如衰之文”的话，并非自谦之词。

当然，重耳一行周游列国的途程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历经坎坷，饱受嘲笑讥讽，然而，这些不快都被赵衰等追随者独具匠心的巧妙解读，而一一化解。如《史记·晋世家》载：“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1]1657-1658赵衰的这番话，不仅消解了公子重耳满腹的怨恨与愤懑，而且把“盛土器中进之”这种迹近侮辱的恶行，巧妙地视作“献土称臣”的善举。这也是对未来的春秋霸主——重耳宠辱不惊的性格以及德量气度的砥砺与磨练。正如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对宋襄公所言：“晋公子亡，长幼矣，而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陀”。[4]348重耳也正因为有赵衰、狐偃和贾陀“三材”不辞艰难，侍奉左右，谋划之，砥砺之，鞭策之，才使其能够赢得春秋国际社会中齐、秦、楚等诸侯大国的支持，最终得以入嗣晋国。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说：“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1]1781此话可谓切中肯綮。

第二阶段：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公元前 635年—公元前628年）

公元前 636年，重耳一行结束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返国就任晋国君主，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在即位之初，即致力于晋国的振兴事业，选贤与能，励精图治。《国语·晋语四》记载：“（文公）元年春，……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4]371在他执政的八年间，不仅晋国国力大增，而且在春秋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了“天下翕然宗晋”的局面。晋文公也由此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原霸主。

从晋文公取威定霸的过程分析，“勤王行动”和“城濮之战”，堪称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而赵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

其一，“勤王行动”。

诸侯国争霸是春秋交响乐的主旋律。晋文公当国之时的周王室，侷处成周一隅，在中原各诸侯国中，周王室的政治威望一落千丈，昔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正渐趋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尽管如此，但欲取中原霸主之位，仍要借助周天子的势力。当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成就其霸主功业的。就在晋文公归国的第二年（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被其弟王子带驱逐出境，而流亡到郑国避难，并派人赴各诸侯国告难求援。秦穆公率先响应，当即陈兵黄河畔，准备武力“勤王”。在此紧急关头，赵衰就向晋文公建议：“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1]1663（注：《春秋左传》和《国语·晋语四》均称勤王是狐偃的建议。）晋文公采纳了赵衰的建议，抢在秦穆公之前举兵勤王，杀死了叛乱的王子带，将周襄王从郑国护送至成周，恢复了周襄王的正统地位。晋文公也因此受到周王室的嘉奖，周襄王以异常隆重的礼仪款待他，还将周王室的“南阳”地区——阳樊（今河南济源东南）、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欑茅（今河南修武）之田，赏赐给晋国。“晋于是始启南阳”，晋国的版图也因此扩展到太行山以南地区。

晋文公的“勤王行动”真可谓名利双收，不仅捞取到“尊王攘夷”的政治资本，奠定了晋国称雄中原、独步天下的霸主基业，而且战略要地“南阳”地区的获得，为日后晋国挥师中原开辟了通道。为表彰赵衰在此次“勤王行动”中的贡献，晋文公在接管周王室的“南阳”地区之后，即将“原”赏赐于赵衰。这是继赵夙获得“耿”采邑之后，赵氏在晋国得到的又一封邑。赵衰由此做了原大夫，这成为赵氏在晋国政坛崛起的标志。另据《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赵有侧室曰穿，有宠而弱。”[3]590赵穿为赵夙之孙，此时已为侧室，这似乎表明，赵衰已经取得了赵氏的宗主地位。

其二，“城濮之战”。

正当晋文公雄心勃勃图霸中原之时，雄踞江汉流域的楚国也不甘寂寞，它们乘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衰微，中原诸国群龙无首之机，迅速北上“问鼎”。一时间，中原诸侯小国，纷纷附楚。晋、楚两大国间的争霸之战势将不可避免。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诸侯军围宋国，宋公孙固如晋告急。晋国于是“作三军”，开始踏上了“取威定霸”的征战之路。

公元前 632年春，晋文公以解宋国之围的名义，出兵中原。一路上侵曹伐卫，并联合秦、齐联军，与楚国在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展开大战。这场关系中原全局的战略决战，最后以楚国的惨败而告终。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为周襄王修筑王宫，向周王室献楚俘告捷。周襄王为之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并正式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赋予他华夏诸侯联盟之长的合法性。晋文公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原霸主。是年冬，晋文公以霸主的身份会列国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西南），盟于翟泉。周襄王也应召赴会，晋国的霸业因此达到顶峰。

城濮之战的胜利不仅挫败了楚国“问鼎中原”的企图，将楚之势力压缩到江淮流域一带。据史籍记载：此战使“楚威稍挫，中国得以安枕者十五年”。[3]2023随着中原各诸侯小国的纷纷离楚附晋，以晋文公为霸主的中原联盟日趋得到巩固。

赵衰没有直接参加城濮之战，但他却是这场战争的主要谋划者之一。他的建树与贡献，不是表现在战场上具体的诸如指挥若定、冲锋陷阵之类的东西，而是见诸于用人方面的推能让贤。众所周知，军队是进行战争的主要组织形式，而统帅自身素质的优劣与否，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为了应付楚国北上问鼎中原、宋国告急的危难局面，晋文公“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即将晋献公时的上、下两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晋文公在征询赵衰三军将佐的人选，且意欲让其出任元帅（中军将）之职时，赵衰却推荐了他人。

《国语·晋语四》载曰：

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曰：“卻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惇。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夫德义，生民之本也。能惇笃者，不忘百姓也。请使卻縠”。公从之。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取五鹿，

先轸之谋也。卻縠卒，使先轸代之。胥臣佐下军。

公使原季为卿，辞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

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4]382-383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亦有记载，大同小异，不具录。

由此可见，在城濮大战之前，赵衰曾先后向晋文公举荐了卻縠、栾枝、先轸和胥臣四人，尤其是在卻縠死后，先轸接任元帅一职，在城濮大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从而为赢得城濮大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从此战一举奠定晋国霸业的角度说，赵衰所作的贡献，不仅独特，而且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公元前629年，晋国上军将狐毛去世，晋文公派赵衰接任上军将，赵衰再一次推辞，并推荐了先且居。理由是：“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军也善，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且居有三赏，不可废也。”晋文公“三使为卿”，赵衰“三让之”的举动，着实让晋文公感动，他说：“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废让，是废德也。”为此，晋文公专门组织了“清原阅兵”，将晋军由三军扩编为五军，使赵衰“将新上军[4]383”。于是，赵衰始列为卿。公元前 628年，时任上军佐的狐偃去世，在上军将先且居向晋文公请示上军佐的人选时，晋文公再一次提及赵衰推贤广德的高风亮节，称：“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矣。”[4]383并坚决任命赵衰佐上军。

就晋文公和赵衰的个人关系而言，他们是青年时代的朋友，在流亡生涯中，又做了连襟；返晋得国后，晋文公又将女儿嫁于赵衰，于是，他们又成为翁婿。朋友加连襟、君臣兼翁婿，这种多重身份叠合在一起的关系，在晋文公当政时期的异姓诸卿中，堪称绝无仅有。因此，晋文公倚重赵衰，自然是情理中事。而难能可贵的是，在权位、名利面前，赵衰的表现却是让再让三。这一方面反映了赵衰为人低调、谦和正直的仁厚个性；另一方面也凸显出赵衰深谙为臣之道，处处以社稷为重，知人善任，推贤广德的坦荡襟怀。

其实，在昔日追随晋公子重耳出亡的这班人中，具有后利先义、推贤让能美德者不乏其人。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卷 49《晋狐偃赵衰胥臣论》就曾指出：“余观晋狐偃、赵衰、胥臣三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从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国，即使其才庸下，亦当居首功，况三人皆天下才。而当作中军谋元帅之时，赵衰荐郤榖，又让栾枝、先轸。狐偃让于狐毛而己佐之。犹曰此其同列兄弟也，逮狐毛死，先轸子且居为上军将，而狐偃佐之，先轸死，子且居嗣为中军将，而赵衰佐之，胥臣亦举郤缺。而终三人之世，未尝将中军。夫狐、赵于先且居为丈人行，而先轸未尝有从亡之功，乃父子并将中军、上军两世，而狐、赵为之佐，先氏俨然列其上而不疑，狐、赵泰然处其下而不忌，相与出奇效策，戮力同心。此其文公之德有以致之，殆亦气运使然，天生此三人以昌晋之伯也”。[5]2621-2622诚哉斯言！这正是晋文公“取威”、“定霸”的奥秘所在。

总之，在晋文公执政的八年间，赵衰可以说恪尽职守，忠贞不贰，全身心地辅佐晋文公，终于成就了其中原霸主的勋业。赵衰不仅深得晋文公的赏识和信任，而且也赢得了晋国其它异姓诸卿的尊重。狐偃之子狐射姑（贾季）将赵衰喻为“冬日之日”，就是说他时时处处都能给人以温暖。这既是下一代人对赵衰的精当评价，也是赵衰个性与德行的真实写照。

第三阶段：襄助晋襄公扼秦东进（公元前 627年—公元前622年）

公元前 628年冬，晋文公去世。公子驩即位，是为晋襄公。赵衰一如既往，继续尽心竭力地辅佐晋襄公。晋文公在世时，秦就处心积虑地谋求向东发展。但碍于“秦晋之好”的面子和晋国的中原霸主地位，秦穆公也只能委曲求全。前 627年，秦趁文公新丧无暇顾及其邻郑国之机，派遣大军潜越晋桃林、崤函，远程奔袭郑都。秦军因途遇郑商人弦高诈以十二牛犒师，以为郑已有防备，遂灭晋边邑小国滑(今河南偃师南)撤军。晋在文公的国丧之中，得到秦国偷袭郑国的情报，中军帅先轸认为，这是上天赐给晋国挫败了秦东进中原战略企图的绝佳机会，力主截击秦军。晋襄公采纳了先轸建议，并联合姜戎一道行动。以先轸为帅，墨絰出师。晋与姜戎联军在崤山(今河南陕县东)设下埋伏。四月，满载着滑国辎重一路欢歌的秦军进入伏击圈。在晋与姜戎夹击下，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三帅被俘（后文嬴请襄公放“三帅”归秦）。崤之战宣告了“秦晋之好”的终结。崤之战后秦晋反目为仇，秦立即将其在攻鄀之战中所俘楚将斗克释放，与楚结好，共同抗晋。两国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事攻伐时期。

公元前 625年春，雪耻心切的秦穆公又命孟明视为将，领兵犯晋以报崤函之仇。晋襄公命先且居任中军主将，赵衰任中军佐，自己亲率三军迎击秦军。这是史载赵衰将兵参加的唯一战役。两军对阵于秦西部的彭衙（陕西省澄城县西北），双方列阵后，晋将狼曋率部下首先冲入敌阵，晋军主力随之发起总攻，结果秦军大败。同年冬，为进一步遏制秦国势力东进，以巩固晋之霸主地位，晋襄公命大夫先且居率军联合宋、陈、郑军再度攻秦，相继攻克秦邑汪(今陕西澄城西)及彭衙后撤兵。

连遭三次惨败，秦国内舆论大哗，许多文武大臣纷纷要求朝廷从速将孟明视撤换。但秦穆公力排众议，依然对孟明视予以信任和重用。孟明视增修国政，重施于民。消息传到晋国，“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3]521赵衰料定秦国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孟明视为雪耻亦将会寻机与晋军主力进行一场决战，故建议对之采取避而不战的方针。果然，公元前 624年夏天，秦穆公亲率三军，以孟明视为将，再次举兵伐晋。秦军渡过黄河后，孟明视为激发将士斗志，下令焚烧战船，以示与晋军决一死战。斗志旺盛的秦军攻占晋邑王官，继而挥师北上，兵锋直达晋都之郊。晋襄公遂严令晋军坚守城池，拒不出战。秦军求战不成，遂转而南下自茅津渡黄河，进抵崤山，为三年前战死的秦军将士致哀发丧。全军上下痛哭哀祭三天三夜，掩埋了秦军遗骨，并树立标志后，撤军回国。直到 330年后的秦惠王时期，秦国才夺占了崤函之地。

总之，从秦晋间的四次军事较量来看，晋襄公可谓是最后的胜利者。晋文公开创的中原霸主基业能够传承并得以巩固，赵衰、先珍等一班老臣自然是功不可没。而秦穆公东进中原之美梦的破灭，使之不得不调整战略进攻方向，转而向西用兵，全力攻伐西戎，灭掉十二个西戎小国。史称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194

公元前622年，赵衰去世，得谥号曰“成”。按照中国古代谥法释义：安民立政、礼乐明具、持盈守满、遂物之美、通达强立、德备礼乐、德见于行、内德纯备等皆曰“成”。这是晋公室对赵衰个人道德与功绩的充分肯定和最高表彰。数十年后，晋国世卿韩厥以“成季之勋”一语来概括赵衰的功业。所谓“成季之勋”，主要由“从亡之功”和辅佐文、襄二公两部分组成；其内涵概言之：即忠贞、信义、推贤、让能。这既是赵衰留给其后世家人的精神遗产，也是赵氏崛起于晋国政坛的重要法宝之一。

综观赵衰的一生，虽算不上轰轰烈烈，却也可圈可点。论文韬武略，赵衰并无特别过人之处，然而，凭借着他韬光养晦的政治谋略和为人谦恭的处世风格，其地位却在不断地升迁。

公元前 629年将新上军，始列为卿，其在晋国诸卿中仅名列第七；公元前 628年赵衰出任上军佐，地位升至诸卿第四；公元前625出任中军佐，位列诸卿第二，距秉晋国国政的中军帅之位仅一步之遥。五年间三次跳跃式的擢升，表明以赵衰为宗主的赵氏，已跻身于晋国政治权力的中心。这一切可以说都为赵氏在晋国的“立家”事业，奠定了浑厚而坚实的政治基础。

[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白国红. 春秋晋国赵氏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国语（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顾栋高. 春秋大事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Zhao Cui Dynasty

DONG Lin-ting
(Handan Colleg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ndan, 056005, China)

Zhao Cui was a key man who laid the foundation of family- founding in Jin state for Zhao Family. In the turbulent and Zhu Qing conflictive politics of Jin state, Zhao Cui not only reached the center of it’s political power ,but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Zhao Family’s family- founding career in Jin, by means of keeping a low profile in politics and gracious style in life.

Zhao Cui; Zhao Cui's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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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25

A

1673-2030(2010)01-0021-05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赵文化史论（课题立项编号：200305007）。

2009-12-10

董林亭（1956—），男，河北涉县人，邯郸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