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礼节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中唐的民族关系与“张王”诗歌

徐礼节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中唐时期唐廷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较复杂，有交流、交融，也有对抗、战争；就后者而言，唐廷不再如盛唐强盛，而处于被动、劣势地位。这些都影响着张籍、王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二人有大量作品涉及民族关系，或反映民族战争（边塞诗），或叙写民族交流与交融，或描绘异族风情；在艺术表现上，二人边塞诗风格凄黯感伤，以写实为主，甚至其它诗歌也多如此。

张籍；王建；民族关系；中唐；边塞诗

张籍、王建是中唐著名诗人，尤以乐府著称，因诗风相近，世称“张王”。二人现存诗歌中，有不少涉及当时的民族关系，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拟就中唐民族关系对张、王诗歌的影响作些探讨。

唐朝的民族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经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几百年的大融合，至少在辽阔的北方，汉族与漠北和西域迁居而来的大量少数民族，在不断胡化与华化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崭新的民族，这个新型民族开放、自信，对域外民族具有巨大的包融性和亲和力，长安、洛阳、扬州等许多城市已成为各色人众杂居的国际性大都市，可以说，唐王朝是一个众多民族和平混居的国家。另一方面，唐王朝疆域辽阔，经济、文化繁荣，与周边民族，尤其是吐蕃、突厥、契丹、南诏等，既交往密切，贸易频繁，又时常发生战争。更为重要的是，唐代统治者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始终奉行平等、包融的民族政策，诚如唐太宗所言：“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无论内、外，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程度均比较轻。因此，与多民族的往来、交融、争战，是唐王朝三百年历史的重要特征。唐诗的兴盛繁荣、发展演变，均与唐王朝民族关系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张、王的诗歌创作即受到中唐民族关系的很大影响。

中唐尤其是贞元至大和时期的民族关系，与初、盛唐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初、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唐廷与周边民族以和平相处为主，且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安史乱后却大不相同。由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受到沉重打击，朝廷无力剪除安史余孽，铲除军阀割据，更无力巩固和加强边防。在这种情况下，觊觎大唐疆土玉帛的许多周边民族，尤其是西部的吐蕃、回鹘，纷纷与唐廷对抗，不断进行军事侵略和掠夺。如陇西的辽阔领地，贞元初相继失陷于吐蕃。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陇右道》各条载：广德二年（764）凉州陷，永泰二年（766）甘州陷，大历元年（766）肃州陷，大历十一年（776）瓜州陷，建中二年（781）沙州陷，贞元七年 （791）西州陷。[2]后来唐朝虽有元和“中兴”，但所面临的异族侵扰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因此，中唐时期，唐廷在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中，已不再是中心和主导，而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民族心理。如安史乱后生长的士人，怅惘之后，便是渴望重现盛世，再造辉煌。他们积极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寻找复兴之路，永贞革新以及儒学复古运动等便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之下兴起的。这种民族关系的变化和民族心理，折射到文学创作中，便是呈现强烈的感伤情绪、对收复失地的渴望，以及积极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张、王的诗歌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张、王涉及民族关系的诗歌主要有三大类：反映民族战争、叙写民族交流与交融、描绘异族风情。

一

张、王描写民族战争的作品主要是乐府诗，在二人乐府中占有很大比重和重要地位。它们主要作于二人求学和漫游时期即贞元年间，集中地反映了中唐人民深受异族入侵的灾难以及他们对良将的呼唤、对统治者腐败的批判，同时流露着广大士人深沉的感伤，表现出他们对现实的反思。

《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载：“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3]对于周边民族的入侵，张、王乐府有比较全面、深刻而生动的反映。或揭示敌人的烧杀掳掠，如“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张籍《陇头》）、“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王建《凉州行》）；或控诉战争给战士和边民造成的巨大牺牲，如“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张籍《征妇怨》）、“年年征战不得闲，边人杀尽唯空山”（张籍《塞下曲》），“年年郡县送征人，将与辽东作丘坂”（王建《辽东行》）；或描写征人征战的艰辛，如“陇头风急雁不下，沙场苦战多流星”（张籍 《关山月》）、“金疮生肢节，相与拔箭镞”（王建《从军行》）；或反映战争给征妇带来的痛苦，如“不如逐君征战死，谁能独老空闺里”（张籍《别离曲》）、“闻道西凉州，家家妇人哭”（王建《从军行》）。值得注意的是，王建不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战争带给异族百姓的痛苦同样寄予深切的同情。如《塞上》：“漫漫复凄凄，黄沙暮渐迷。人当故乡立，马过旧营嘶。断雁逢冰碛，回军占雪溪。夜来山下哭，应是送降奚。”反映的是贞元年间唐廷与东北部奚族作战的情形。作为战败者，奚族将大量妇女送往唐军作奴隶，生离死别，“哭”声凄厉，令人心碎，字里行间流露着诗人的怜悯之情。

陇西长期被占领、边民时常遭侵扰，充分暴露出唐王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贫弱，这不免给广大人民带来深深的感伤，他们悲叹今不如昔，强烈谴责将领的无能和不思收复失地。这种民族的悲哀也时刻撞击着张、王的心灵。如：

秋塞雪初下，将军远出师。分营长记火，放马不收旗。月冷边帐湿，沙昏夜探迟。征人皆白首，谁见灭胡时。（张籍《出塞》）

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三）

垄水何年垄头别，不在山中亦呜咽。征人塞耳马不行，未到垄头闻水声。谓是西流入蒲海，还闻北去绕龙城。……（王建《垄头水》）

《出塞》作于贞元十一年（795）张籍漫游蓟北时。诗写将军出师，却没有初、盛唐诗人笔下那种“兵气腾北荒，军声振西极”（崔融 《西征军行遇风》）的雄壮气势和“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的必胜信心，有的却是将士对边战不息，不能却敌的失望和哀怨。《凉州词》作于长庆三年（823），面对凉州失陷“六十秋”，诗人感慨边将无能和“承恩”不报，甚至委婉地表达出对最高统治者不能知人善用的批判。王建《垄头水》作于贞元间，托水寄情，所表达也是对陇头人民失去家园而 “流入蒲海”的悲哀。再如王建《凉州行》“凉州四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情感内容与张籍《凉州词》如出一辙，二诗“无人”二字，交织着诗人深沉的悲和愤，发人深思。

与这种悲愤相伴的，是广大人民对良将的呼唤，对恢复昔日版图、重现王朝盛世的渴望。张、王诗歌同样表达出这种时代的心声。如张籍《征西将》：

黄沙北风起，半夜又翻营。战马雪中宿，探人冰上行。深山旗未展，阴碛鼓无声。几道征西将，同收碎叶城。

作品讴歌“几道征西将，同收碎叶城”，实际是倾吐广大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再如张籍“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西州》）、“重收陇外地，应似汉家时”（《送防秋将》）、“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陇头行》）、“为问征行将，谁封定远侯”（《送远使》）、“会取安西将报国，凌烟阁上大书名”（《赠赵将军》）、“今日身憔悴，犹夸定远功”（《老将》）、“不为六郡良家子，百战始取边城功”（《少年行》）等，都是这类作品。诗人盼望边将皆能像“李轻车”（李广）、“定远侯”（班超）那样驱敌报国，重振“汉家”雄威，唱出了中唐时代的最强音。

张、王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当时的民族关系尤其是唐廷所以不能御敌进行反思。除上文论及的边将无能、不思报国以及天子不能知人善用外，在王建看来，还有文化方面的深层因素，其《凉州行》：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胡”人在洗劫“中国”子女玉帛的同时，更注重“掳掠”先进的农耕和蚕织技术，并且雷厉风行，使之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以加强武备。而汉民族呢？学习“胡”人的仅仅是满足消遣和娱乐的“胡乐”，并以之彻夜作乐，而置国恨家仇于不顾。两相对照，处于文化劣势的“胡”人所以能够在军事斗争中占据优势，而具有文化强势的汉民族反而被动受辱，不言而喻。王建在那个时代能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洞察国家所以衰落不振的原因，难能可贵。不过，他也只有置身于胡化、汉化极为普及、深入，且二者差异鲜明的中唐时代才能有此认识。

在反思的同时，王建还对如何解决民族纷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送振武张尚书》：

回天转地是将军，扶助春宫上五云。抚背恩虽同骨肉，拥旄名未敌功勋。尽收壮勇填兵数，不向蕃浑夺马群。闲即单于台下猎，威声直到海西闻。

对“张尚书”的赞美，表明他主张强兵，但反对攻伐和掳掠，认为以威却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这种观点与其信奉儒家思想以及长期的军事斗争体验有很大关系，尽管有些理想化，但对于当时强军御敌还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需要提及的是，唐王朝在民族战争中所暴露的政策腐败，在张、王乐府中也有反映。“碛西行见万里空，乐府独奏将军功”（张籍 《将军行》）、“马蹄足脱装马头，健儿战死谁封侯”（王建《饮马长城窟行》），战士浴血奋战，有了胜利，却完全归功于“将军”，这是何其的不公！然而，在中唐乃至整个封建社会，这是不明文的规则，谁也改变不了，张、王只能替广大战士呐喊几声而已。

总之，张、王的诗歌，尤其是乐府诗，对中唐的民族战争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反映。黑格尔曾经指出：“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它的观念和目的。”[4]从这个角度说，张、王的这些诗歌创作，是中唐的民族关系使然。因此，也可以说，中唐民族关系的变化是张、王乐府创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张、王在元和以后很少创作反映民族战争题材的乐府诗也可说明，因为元和以后，唐廷与周边民族的矛盾有所缓和，边塞战争已相对减少。

二

除了战争，民族交流与交融仍是中唐民族关系的主流。首先是国家使者的频繁往来。中唐时期，京城长安汇聚着各国的友好使者，他们或从事邦交活动，或居华为官，或学习汉族文化，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力量。张、王诗中常常写到这些国外使者。如王建《宫词》：

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八诏蛮。上得青花龙尾道，侧身偷觑正南山。

所谓“八诏蛮”又作“入诏蛮”，指南方六诏（又称南诏），居于今云南境。六诏与唐廷虽在天宝年间发生过战争，但中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六诏经常遣使朝贡，唐天子甚至越制于大明宫正殿含元殿受其朝贺，《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传》即载：“（贞元）十九年正月旦，上御含元殿受南诏朝贺。”[5]唐制，帝王接见诸番来使在内殿，后唐天成元年六月十日右太常礼院奏：“开元定礼之后，本朝故事，对诸番客，又并于内殿引对……近制唯回鹘番使则正殿引对。……皇帝御正殿，列百官，铺陈盛仪，酌礼沿情，事恐太重。伏请今后准诸番客例，祗于内殿引对，不临正朝，兼免乖越，又符故事。”[6]此诗所写即是六诏使者进入含元殿朝贺时的情景：登上巍峨的宫殿，不由惊诧于“龙尾道”的精致和大殿的雄伟，即使是在立班之时，也忍不住偷看四周的风景。王建另一首《宫词》“未明开着九重关，金画黄龙五色幡。直到银台排仗合，圣人三殿对西番”，也写到唐天子接见外蕃使者。所谓“西番”，从宋王溥《唐会要》的有关记载看，当指西域回鹘；“三殿”即内殿“麟德殿”。通过二诗，不仅可以管窥当时各国使者来华之盛，以及唐廷对他们的礼遇和重视，也可见他们对中原“文化”的惊叹与倾羡，而这种倾羡无疑有助于他们与汉民族的文化交流。

张籍晚年还多与这些外国友人交往，其现存诗歌中就有两首与新罗使者的交往诗，即元和七年七月 《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云岛茫茫天畔微，向东万里一帆飞。久为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衔命归。通海便应将国信，到家犹自着朝衣。从前此去人无数，光彩如君定是稀。”宝历二年《送新罗使》：“万里为朝使，离家今几年。应知旧行路，却上远归船。夜泊避蛟窟，朝炊求岛泉。悠悠到乡国，远望海西天。”二诗记录着诗人与新罗友人的深厚友谊，也见证着唐廷与新罗两国的友好交往。

王建诗歌中还写到唐廷使者与异国人民建立的真挚情谊。其《送阿史那将军安西迎旧使灵榇》云：

汉家都护边头没，旧将麻衣万里迎。阴地背行山下火，风天错到碛西城。单于送葬还垂泪，部曲招魂亦道名。却入杜陵秋巷里，路人来去读铭旌。

唐廷“旧使”“没”于安西，当其“灵榇”被“迎”回安葬时，异国帝王——“单于”竟然“垂泪”相“送”，可见其深受异国人民的欢迎和热爱。

民间的广泛交流同样是中唐时期各民族友好交往的重要形式。对此，张、王诗歌也多有描绘。如张籍《昆仑儿》：

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

此诗生动地描绘了“昆仑儿”的形象和生活习性。唐王朝的许多城市居住、穿行着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商人、工匠、僧侣和旅客，“昆仑”便是其中之一。据两《唐书》南蛮传、《文献通考》卷三三九《四裔考十六·大食》等有关史料的记载，“昆仑”是来自南洋或非洲的黑人。唐代小说如裴铏《传奇·昆仑奴》等多有关于“昆仑”的描写，不过其主要是被贩卖到华的贵族家奴的形象。唐诗中写及“昆仑”的，除初唐苏颋、晚唐崔涯的残句外，只有张籍此诗，其所写的是一位偕客商（“蛮客”）来华的“游”客。他肤黑如漆，耳坠金环，“螺髻”卷曲于头上；学说汉语，如同“秦吉了”（一种生活于岭南的能效人言的鸟）效人言语；行走时总是 “半脱木绵裘”。此诗不仅描绘了旅华“昆仑”的形象，还可以让读者想见其时异域民族来华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盛况。张籍《赠海东僧》：

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馀。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与医收海藻，持咒取龙鱼。更问同来伴，天台几处居。

扶馀，古国名，位于松花江平原。据诗题和“自说过扶馀”判断，此僧当为新罗人。诗歌中二联具体记叙了中新文化交流的多方面内容，尾联还可见当时新罗僧人来华之多。张籍宝历元年冬所作《送僧游五台兼谒李司空》云：“边寺连峰去，胡儿听法来。”其反映的又是塞北异族来华进行宗教活动的情况。再如王建《观蛮妓》：

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谁家年少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

“蛮妓”是来华的异族艺人，她不仅能说唱“王昭君”，而且技艺精湛，看她说一会唱一会，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在场的听众无不深深地被打动。这位“蛮妓”无疑是中唐时期民族交流与交融的天幕上一颗最璀璨的“明星”。

由上可见，张、王诗歌不仅对民族战争，对民族交流与交融也都有较为广泛而深入的反映，可谓是中唐民族关系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张、王还有一类描绘西南异族风情的诗歌。如：

瘴水蛮中入洞流，人家多住竹棚头。一山海上无城郭，唯见松牌记象州。（张籍《蛮州》）

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麟。玉镮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张籍《蛮中》）

天南多鸟声，州县半无城。野市依蛮姓，山村逐水名。瘴烟沙上起，阴火雨中生。独有求珠客，年年入海行。（王建《南中》）

张、王入仕前都曾漫游至今两广及越南一带，三诗所写即是这一带的奇异风光和民族风情。再如张籍《送海南客归旧岛》：“海上去应远，蛮家云岛孤。竹船来桂浦，山市卖鱼须。入国自献宝，逢人多赠珠。却归春洞口，斩象祭天吴。”《送南迁客》：“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送蛮客》：“江连恶溪路，山绕夜郎城。”《送南客》：“夜市连桐柱，巢居属象州。”都是此类作品。在张、王之前，描绘西南异族风情的诗歌并不多见，这些作品无疑为唐诗增添了新的色彩，“好比给读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之看到一片新的风景”。[7]同时，它们也是中原人民与西南边地民族友好往来的见证。

三

中唐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不仅影响张、王诗歌的题材、内容，也影响着二人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只是后者没有前者鲜明、直接。

先看艺术风格。中唐时期，唐王朝在民族冲突和内战中所表现的软弱和无力，与初、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无疑在中唐士人心中投下巨大的阴影，因此，中唐的边塞诗创作尽管仍不乏激昂慷慨之音，但总体上气韵卑弱，流露着隐微的感伤。张、王的边塞诗同样如此。这从上文所举乐府诗多反映战争的阴暗面、情调多低沉可以见出。再如：

行到泾州塞，唯闻羌戍鼙。道边古双堠，犹记向安西。（张籍《泾州塞》）

天山路傍一株梅，年年花发黄云下。昭君已殁汉使回，前后征人惟系马。日夜风吹满陇头，还随陇水东西流。此花若近长安路，九衢年少无攀处。（王建《塞上梅》）

张诗约作于贞元九年，时距陇右诸州失陷已两年。诗人“行到泾州塞”，听到的不是唐军激昂的呐喊，更不是牛羊的扰扰嚷嚷，而是异族敌人的阵阵“戍鼙”；尽管道边的古堠，仍然刻记着通往“安西”的里程，然而“安西”已陷，“丝路”已断，这里竟成了前线：此时此刻，诗人心中的失落、惆怅和忧伤，可想而知。王诗亦大约作于贞元间。面对陇头的一株梅花，诗人联想到的是“昭君已殁汉使回，前后征人惟系马”。“昭君”和“汉使”象征着胡、汉的和平，然而他们早已成为过去，这株梅花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是征人永无休止的征战。诗中同样流露着无限的感伤。再如王建《塞上逢故人》：“百战一身在，相逢白发生。何时得乡信，每日算归程。走马登寒垄，驱羊入废城。羌笳三两曲，人醉海西营。”与故人相逢，诗人首先是庆幸“百战”而“身在”，可见有多少战士已葬身沙场！全诗浓郁的思乡之情还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和无望！这种感伤甚至弥漫到张、王的其它诗篇。如张籍《旧宫人》：

歌舞梁州女，归时白发生。全家没蕃地，无处问乡程。宫锦不传样，御香空记名。一身难自说，愁逐路人行。

将宫女个人的悲惨命运放入 “全家没蕃地”这个民族大悲剧中去揭示，既丰富了诗歌的社会意义，又增强了人物的悲剧性，发人深思。总之，张、王的边塞诗乃至其它作品，多数凄黯感伤，这与中唐民族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张、王的边塞诗，以写实为主，缺少艺术的想象、夸张和高昂的激情，这与中唐民族关系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李炳海先生曾将唐代边塞诗分为“纪实型”和“想象型”，认为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武兼备型作家群的存在，是纪实型边塞诗得以兴盛的先决条件”，而尚文不尚武的文人往往创作“想象型”边塞诗。[8]这只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探讨两类边塞诗产生的条件，如果从诗人所在方在民族战争中所处的地位角度去考察，又会发现：诗人所在方处于战争的主导和优势地位，其边塞诗往往多想象的成分，且激昂慷慨；反之，则主要是纪实型，风格沉郁。盛唐和宋代的边塞诗即可说明。盛唐边塞诗多是想象型，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等自不必说，即使是以纪实为主的高适，也不乏“想象”，如《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连孥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威棱慑沙漠，忠义感乾坤。”《九曲词三首》其三：“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驎。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都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和奇特的夸张。从诗歌内容看，这种“想象”主要缘于唐军的强大和军事胜利。宋代的边塞诗则面貌不同。如苏舜钦《庆州败》，记叙宋王朝与西夏战争的失败，所采用的完全是纪实手法。再如曹勋《入塞》：“妾在靖康初，胡尘蒙京师。城陷撞军入，掠去随胡儿。忽闻南使过，羞顶羖羊皮；立向最高处，图见汉官仪。数日望回骑，荐致临风悲。”《出塞》：“闻道南使归，路从城中去。岂如车上瓶，犹挂归去路！引首恐过尽，马疾忽无处。吞声送百感，南望泪如雨。”也是如此。中唐的边塞诗与北宋的边塞诗比较接近，这与其时唐王朝在民族战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有很大的关系。张、王边塞诗的创作均在早期，正是唐朝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故其边塞诗必然注重写实，情调感伤，而这又必然影响其其它的诗歌创作。

以上就中唐的民族关系对张、王诗歌的影响作了粗浅的分析。唐代民族关系对唐诗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而这方面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有待深入探讨。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清]董诰等.全唐文·唐文拾遗.卷五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周啸天.唐绝句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8]李炳海.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POETRY BY ZHANG JI AND WANG JIAN

XU Li-jie
（Chinese Department of Chao Hu College,Chaohu Anhui 238000）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urt and neigbhouring peoples was rather complicated,with exchanges and blendings on the one hand,and sometimes even with confrontations and wars on the other.The latter relation shows that the Middle Period was not so much strong as the previous Glorious age of Tang Dynasty,with Tong in passive and inferior position.And such relation affected both Zhang Ji and Wang Jian's composition of poetry.In subject and content, the two had a number of literary works concerning ethnic relations or ethnic wars (Frontier Fortress Poetry），concerning the ethnic exchanges and blendings or the exotic description of neighouring nations, and in artistic expression,the style of the two poets is mainly realistic,showing sadness,like their other poems.

Zhang Ji； Wang Jian； Ethnic Relation； the Middl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Frontier Fortress Poetry

I207.22

A

1672－2868（2009）01－0056－06

2009－09－22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2005年科研项目（0503）。

徐礼节（1965-），男，安徽潜山人。文学博士，巢湖学院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澍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