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

寓“新变”于诗句之中
——略论黄遵宪诗歌的艺术特征

王杨

黄遵宪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诗人，虽然他不甘以诗人自居，始终视诗为余事，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却在诗歌。诗评家对黄诗虽各有褒贬，但肯定其诗的“新”是一致的。黄遵宪诗歌精心熔铸的新意境、注重再现的新体式、俗化和欧化的新语言以及散文化的新笔法，充分体现了其诗“新变”的艺术特征。

黄遵宪；诗歌；新变；艺术特征

黄遵宪是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诗人，虽然他不甘以诗人自居，始终视诗为余事，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却在诗歌。审视同时期及后来诗评家的评语，发现他们对黄诗各有褒贬：褒者如梁启超称其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诗界革命之导师”，丘逢甲赞其为“诗界之哥伦布”；贬者如钱钟书曾说：“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虽各家褒贬不同，但他们肯定其诗歌中的“新”是一致的。黄遵宪诗歌之中精心熔铸的新意境、注重再现的新体式、俗化和欧化的新语言，以及散文化的新笔法，充分体现了其诗“新变”的艺术特征。

一、黄遵宪生平及其诗歌创作

黄遵宪生于1848年，卒于1905年，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尚”、“拜鹃人”等，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近代著名政治活动家、诗人。他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国志》40卷、《人境庐诗草》11卷、《日本杂事诗》2卷，主要诗作大都集于《人境庐诗草》中。

黄遵宪出身于屡代经营典当的大商人家庭，其父黄鸿藻，字砚宾，咸丰六年（1856）举人，曾任户部主事、广西知府，“政务之暇，喜以诗文自娱”，著有《逸农随笔》、《思恩杂著》、《退思书屋诗文稿》等。父亲的文学修养传给了黄遵宪，使他在少年时代就显示出了非凡的诗才。据说十岁时塾师曾以杜甫“一览众山小”命题令其作诗，小小年纪的黄遵宪当即破题曰：“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出语之大气，令塾师惊讶不己［1］。尽管黄遵宪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诗才，但他的志向却不是要成为一名诗人，“余年十五六，即学为诗。后以奔走四方，东西南北，驰驱少暇，几几束之高阁。然以笃好深嗜之故，每以余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也。”作诗成为他生命中的“余事”：“举鼎殡先绝，支离笑此身。穷途竟何世，余事且诗人。”（《支离》）黄遵宪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他的这一选择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并不奇怪，这种人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选择。历史上，屈原在他的政治蓝图成空以后，竟不惜投身泪罗江；而李白得知自己被皇帝召见的消息时则“仰天大笑出门去”；杜甫的人生理想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黄遵宪的这种拯救民生之念就显得更为迫切。进入仕途的黄遵宪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做起了外交官。游东西洋十几年，异域的风光、各民族的风俗以及西方的现代性成果，对黄遵宪来说都是全新的。他以一个外交官的特殊视角将西方的一切做了理性的观察与分析，并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西方的见闻与中国衰败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他重新认识了“中国”。“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耽如此，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因此，他的诗中充溢着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在黄遵宪的政治理想落空、维新实践失败以后，他开始“肆力于诗”。这时诗歌创作才从他生命中的“余事”转化为正事。从归家到去世之前，约四五年时间，先生作诗340多首，占他诗作总数的30.5%。诗歌最后成为他唯一可以“自立”之所在，这时的黄遵宪才算一位职业诗人。1905年，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他与其弟脯达书，评价自己说：“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己无可望矣。”语中充满了无奈与凄凉。虽然黄遵宪一生并不把作诗当作正事，但他“最终还是诗人，在他的一生中，功名、利禄、富贵、甚至苦难都是短暂的，但诗歌是永恒的。当一切都过去了的时候，诗歌却穿过郁结的云层，从它那浓密的缝隙中，崩射出一线突目的光焰。以至干存百年夕后的今日，我们仍然在它的光焰的袭击中睁不开眼睛。”［2］

二、黄诗“新变”的艺术特征

黄遵宪很早就有诗歌革新的意识，21岁所作《杂感》，对“俗儒好尊古”提出批评，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不过这还是泛泛之论。戊戌变法前夕，他提出了“新派诗”的名目，《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史》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诗中他是以“文章巨蟹横行日”（指横写的西洋文）和“世变群龙见首时”为其“新派诗”的背景。换言之，这是对西学日兴的形势的反应，并有着欲为群龙之首、领风气之先的用意。后来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他对自己在诗歌方面的追求作出了更详尽的说明。其要旨大体是最广泛地汲取古代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终“不失乎为我之诗”。尤具特色的有两点：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这表明他重视以诗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二是提出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表明他的诗歌笔法有散文化倾向。“新变”是黄诗鲜明的艺术特征，指意境新，体式新，语言新，行文云谲波诡，富于变化，能给读者以耳目一新、别开生面之感。

（一）精心熔铸的新意境

在近代诗坛上尝试表现中西文化接触带来的新事物的诗人，自然不独黄遵宪一人，但有的诗人并未能找到恰当的手段，虽有表现新文化的愿望，诗作却存在“满纸译语”、“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缺点。黄遵宪知识渊博，加上他“博以寰球之游历”，又善于体察外界事物，因而，他诗中大量涌现的新事物、新景观和新名词首先在直观上给人以不同以往的新异之感，进而，他又以自己的才力将这些题材熔冶成新的诗境。黄遵宪采摭异域物事入诗，不是简单地罗列，而是经过了一番熔铸，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求新，而是带有创新色彩了。这些意象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有关域外风物的“自然意象”，如樱花、留连、菊竹桃等；二是有关西方文明的“人文意象”，如火车、轮船、电光、赤道等；三是有关外国政治制度的“社会意象”，如加尔富、魑魅、大同、太平世等。诗人的代表作《今别离》四首更是独辟意境，分别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片。写东西半球昼夜相反，但不作直接描述，而是巧妙地模拟儿女情长、别离相思的感受写出，构成一种既有近代色彩而又缠绵迷离的新异意境，被人赞为“意境古人所未有，而韵味乃醇古而独绝”。又如《以莲桃菊杂供一瓶作歌》，诗人不但有意识地溶入“地球”、“赤道”等新名词，从中介绍地理学、生物学等新知识，而且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说明世界上万物都变化无穷，绝不静止固定。诗人精心熔铸的新意境不仅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使其具有了一种“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以及一种浓郁的“异域美”；而且，也有力地冲击了当时诗坛仍以“原始意象”为正宗的保守观念，使诗歌的意象来源多了一条新的渠道，为中国诗歌现代意象的出现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二）注重再现的新体式

黄遵宪诗歌的另一“新变”特征是叙事写人，注重再现。诗本重于抒情，但黄遵宪的叙事长篇，表现出一种再现真实的艺术追求，这也是诗歌近代化特征之一，即再现手段溶于表现体式。诗人叙述的视角极为深广，如《纪事》叙述美国总统竞选，摹拟两党自我吹嘘口吻，描绘千人齐集的场面，人们的神情举止，喧哗鼓掌，惟妙惟肖。黄诗不仅叙事范围相当广泛、栩栩如生；同时也擅长写人，古今中外，各类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在《番客篇》中，诗人从异国华侨的一场婚礼写起，引出华侨的生活习俗、遭遇、心态，以及国弱人欺的感慨，不仅人物的音容笑貌真切如在眼前，而且能写出复杂的人物性格。值得一提的是，在其关于客家妇女生活的诗作中，更可见一种再现的痕迹。它们不是大笔挥洒，而是精雕细刻；诗中的感情不是倾泻而出，而是犹如新春雨丝，渐沥不绝。在这一方面，《新嫁娘诗》写得最成功。“脉脉春情锁两眉”，“相看霞脸转生羞”，“半含娇态半含频”，“一抹轻红傍脸斜”，这活像一连串特写镜头，呈现出少女娇嫩羞涩的容貌神态。“酒阑人静夜深时，闻道郎来佯不知；下整钗头还理鬓，任他催唤故迟迟”，夫妻之间的和谐愉悦，尽在这有声和动画中和盘托出。诗中的心理描写更为独到，其中：有直接刻划心理的，如“千回百转难猜度，毕竟宵来事若何”；也有通过语言动作间接表现心理的，如“最是夜深相絮语，娘前羞道一声他”；还有通过容貌态的描绘流露出人物心事的，如前所述的“脉脉春情锁两眉”等句。由于作者善于把感情熔铸在形象里，通过形象的艺术再现，不着斧痕地宣泄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就使这个新嫁娘形象生动传神，如在目前。

（三）俗化、欧化的新语言

艾青说过：“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3］黄遵宪对诗歌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从而走出了一条“欧化”和“俗化”相结合的道路。在《人境庐诗草》中，明确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主张，呼吁人们直以俗语人诗、以当代口语入诗。黄遵宪的这种诗歌革新主张体现了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一个特征，即对文学语言和对文学功用认识的转变，它对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有着较为重要的启示意义。黄遵宪在进行理论倡导的同时，也进行了创作实践。在俗化方面，黄遵宪走了一条民间化的道路，即他大量采用大众的口语、民歌、民谣和客家方言入诗，使其诗歌语言具有了明白、通俗、活泼、生动的特征。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他的客家妇女诗，每一首基本上都采用“流俗语”，像“五十年前事未忘，白头诸母说家常”、“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时春，做雨要做边绵雨”等等，再如《山歌》、《哭威海》等诗，他借用民歌和客家儿歌的语言和纯粹的白话，写得平易新奇、琅琅上口，富有极大魅力。在“欧化”方面，在其诗歌中运用了大量反映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的新名词与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如上文提到的他的《今别离》一诗，就引入了诸如汽船、汽车、电光、照相等大量的新名词和新事物，其语言也因此具有了新鲜朴素、自然易懂的新面貌。

（四）散文化的新笔法

黄遵宪诗歌的新变，真正具有近代突破意义的则是他散文化的新笔法。他不仅追求诗歌语言的俗化和欧化，还力图突破传统诗歌句式的束缚，追求不拘一格，纯任自然的散文化的句式。如在《赤穗四十七义士歌》中，诗句的安排长短参差、伸缩自由。“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缭冢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屐一甲一胄一刀一矛一枝一笠一歌一画手泽珍宝如天球。”诗句拉长以后，思想容量加大，叙述节奏舒缓。从而收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在《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一诗中也一样，竟一连用了四个“如”字、四个“一花”、六个“有时”开头的句子。在《冯将军歌》中，他则更是借鉴《史记》人物传记的写法写出了一些奇特的诗句，如以“将军”二字起头的句子就有好几个。黄遵宪在诗歌中的这些写法无论从语法结构安排，还是从铺张排比、长短参差的句式选用等来看，无不是其散文化叙述方法的运用。而这种方式的运用，则使其诗歌具有了“著眼大处，开径自行，而疏于格律，选韵尤宽”的特点。黄遵宪这种散文化的新笔法，打破了中国传统诗歌僵化呆板的语言程式化的藩囿，为现代白话诗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所以胡适称赏黄遵宪“在‘以古文家抑扬变化之法作古诗’的方面，成绩最大。”［4］

作为一个放开眼光看世界的维新志士，黄遵宪较早地走出国门，熟悉西方文化，关注现实政治，其诗具有精心熔铸的新意境、注重再现的新体式、俗化和欧化的新语言以及散文化的新笔法，形成了足以自立、独具特色的“新派诗”。黄遵宪新派诗歌的新鲜之感、变化之处，无论是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还是在由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的转型方面，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和历史意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它是由古典走向现代的桥梁，是由旧诗走向新诗的必经之路。黄遵宪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给“诗界革命”开辟了道路，不愧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1]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M]//人境庐集外诗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19.

[2]谢冕.百年忧患[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3.

[3]艾青创作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6.

[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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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7.25

A

1673-1999（2010）13-0114-03

王杨（1985-），女，河南开封人，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2010-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