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霞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 350007）

“用工荒”引发的对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思考

陈明霞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 350007）

近年来的“用工荒”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失当。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要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调整职业教育结构，更新职业教育培养机制，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发挥职业教育在培养各级各类应用型人才中的应有作用。

用工荒；职业教育；改革

近年来，用工荒持续出现并呈常态化趋势。与往年相比，2010年的用工荒来势更猛，缺口更大，从东南沿海向中西内陆蔓延，连四川、安徽、河南等历年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大叫缺工。表面上看，“用工荒”给职业教育传递了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毕业生就业无忧的的信息。实际上，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与其他毕业生一样的严峻，相当大部分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同样没有找到就业岗位。再现我国近代一位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所叹息的“在失业者方嗟叹活计之难寻，在事业界方忧虑需要人才之无多”[1]之现象。个中原因，除了毕业生面临的共同形势外，当前“用工荒”背后同时暴露的是职教人才培养的失当，即当前职业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在转型升级之间的矛盾。

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仅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所走过的路程，我们可以看到：它深受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用人制度的深刻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头等重要工作，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这一时期主导性的教育方针。1951年8月10日，政务院通过《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实施中等教育的学校为各种中等学校，即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按照国家建设需要，实施各类的中等专业教育。[2]”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作为国家的建设人才被分配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工作。1954年4月8日，政务院通过《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指出中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是：出现了“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只有一小部分参加工农业生产”的现象。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3]”根据这个精神，1958年，全国中等学校发展到52106所，其中中专3113所，普通中学28931所，工农中学39所，新创办农业中学、职业中学20023所。中学生总数达1199.8万人，其中，中专生147万人，普通中学学生852万人，工农中学及预科0.8万人，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200万人[4]。在中等教育结构上第一次出现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中等教育出现了普通、技术、职业三种类型。

1958年后，国家经济陷入困难时期。经济工作调整的同时，教育结构也进行了调整。1963年，中学校数与学生数都大幅度地下降，工农中学这一形式从此消失了。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1964年，中等教育又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1965年，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普通高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平均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教育制度中出现了对“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批判，中等专业学校被大量砍掉，农业中学、职业中学被取消，中等教育结构又恢复到普通、技术两种类型上。而普通高级中学则盲目膨胀，发展到每个村1所初级中学，每个公社1所高级中学。1978年，普通高中比例达到92%，技术学校少之又少[4]。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使教育事业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职业教育又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时职业教育的龙头——中专的社会地位几乎超过今天的普通大学。职业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辉煌的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一度超过2000万人[5]。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用人单位对文凭要求的不断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所占据的就业领域受到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挤压，其优势地位开始下降。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逐步下滑。1994年教育事业发展的统计公报披露：全国有初中6.81万所，职业初中1538所，普通初中与职业初中之比是45:1;初中在校生4379.9万人，其中普通初中在校生4316.86万人，职业初中在校生63.05万人，两者之比为68.5:1。全国高中（含普高、中专、中技、职高）38442所，其中普通高中1.42万所，职业高中8679所，两者之比是1.6:1；高中在校生1770万人，其中普高生664.8万人，职高生342.56万人，两者之比是1.9:1[6]。

可见，社会产业结构变迁对教育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进一步推进了人才需求结构的急剧变化。职业教育发展不足，是企业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普遍占比较低，即使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中，高技能人才也仅占本企业职工比例的3%-6%，而发达国家现代企业的高技能人才已占到企业员工的40%-50%[7]。因此，优化教育结构以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

二、科学决策，营造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审时度势，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人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参与该纲要制定的王辉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廉价而又吃苦耐劳的劳动力大军，是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构成因素。这一模式为中国带来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其需要修正的缺陷也日渐明显[8]。在全球产业链的竞争中，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现行的“中国模式”势在必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发展知识经济，打造创新型国家，是奠定未来中国国际强国地位的关键。这种转型凸显了职业教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迫切需要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创新，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产业技术人才。现阶段，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其现实意义远远超过教育的范畴。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发展是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石；职业教育发展是技术立国的核心战略；职业教育具有基础性，是教育优先发展、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职业教育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人人需要的教育；职业教育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职业教育发展是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9]。各级政府应把职业教育纳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充分认识发展职业教育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人才培养、实现强国战略的重要意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协调我国职业教育的有序发展，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合理架构，建立科学的职业教育体系

90年代中后期以来，高等专门教育地位有所下降，高等职业教育主要限制在专科层次，接受职业教育成了学生的终止性教育，职业教育总体没有吸引力。近几年，高教界存在一种不良现象，低层次的高教机构试图盲目升格：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存在着结构失衡、定位不清、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的现象。2004年，全国普通中等职业学校14500所，比1998年的17106所减少2606所；2009年，我国中等教育以上毕业生共3808.8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仅为619.2万人，只占中等教育以上毕业生比例的16.3%[7]。

教育结构的优化对于人才结构的优化作用及其突出。合理的教育结构和层次的分布需要政府与教育界的科学决策。教育部《2003一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大量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和“以就业为导向，大力推动职业教育转变办学模式”。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加强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实施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在整合资源、深化改革、创新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建设高水平的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1000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和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具有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人才成长规律，调整人才培养结构。要建立相互衔接的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职前、职后培训并举，以及高职教育的专科、本科、研究生各层次配套的教育系统，允许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自由流通的教育机制，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多样、办学特色鲜明、自由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系统，做到规模与结构协调，数量与质量统一，有利于解决就业市场中的“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也有利于解决用人环节的人才浪费与人才匮乏并存的矛盾。要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功能，增加投入、配套政策，形成充分、便捷的升学机会和通道。使职教事业朝着健康、有序、协调、科学的方向持续发展。

（三）加快改革，实施合理的用人机制和薪酬制度

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重要维度，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向上层流动是人们接受教育的根本动力。选择教育，选择何种教育是基于教育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是社会市场的需要，是基于社会流动的规则和教育市场的理性认识之上的。

这几年，国家对中高职教育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但是职业教育的状况还是差强人意，难以唤起老百姓对中高职的认可。何以至此？按照实用理性的观点，教育首先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利己需要，人们在绝大多数场合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从“供需见面”到“双向选择”到“自由择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改革，使得高等教育毕业生脱颖而出的机会增大，在就业市场上的文凭优势也很快显现出来。持有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种文凭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进入中高级白领阶层的机会很少，只能从事蓝领工作，在当代中国，职业教育对提升阶层地位的作用已大大减弱。要想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应有作用，除了调整学校布局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还要配套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人才的衡量标准、职称评定标准等用人政策和薪酬制度。要改进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评价机制，逐步实行与技术等级相配套的薪酬制度，使其技术技能提高与职位的提升及薪酬增长相匹配。目前，国内个别城市已经开始这方面的试点，收到良好效应。

三、深化改革，创新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机制

职业教育为何没有吸引力？中高职教育的质量不保和低位就业当为祸首。用工荒的出现与加剧，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教育的就业地位妇孺皆知，读完职校的学生在就业质量和终身发展方面并不比农民工有多大优势，甚至还沦为农民工的替补队员，新生代技工不屑血汗劳工地位，但他们向往的技术岗位，却又不是他们所能胜任的。这种矛盾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生于现代却缺乏现代教育，缺乏职业训练。这种教育、训练并非个人努力所能完成，而是需要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和公共教育的投入，需要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的天翻地覆。当前，在中职生源日渐紧缩的背景下，企业又面临升级转型，大批农民工和低位就业的员工迫切需要职后教育。为此，职业学校理当顺势而变，在师资、设备、课程等方面未雨绸缪，备战企业继续教育，抢占企业培训市场，尽快回归职教本来属性，提供优质教育服务，重树职教声誉，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乃职业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建立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目标

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箭在弦上，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结构将由以往的上小下大、低技能、低学历劳动力居多的“金字塔型”，向中间大两头小，灰领人才需求量大增的“橄榄型”转变。届时，长大后的产业不再需求大批从事简单、机械、程序化的操作性工作的蓝领工人，这件衣服已经显得捉襟见肘。它需要大量的灰领人才培养的支持。职业院校理当顺势而变，主动紧跟产业结构调整，将办学目标定位在灰领人才的培养上，通过加强内涵建设，切实提高育人质量，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人才规格的新需求。

（二）构建以能力为本位的培养模式

职业院校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此，迫切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新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在实践中找到适合院校办学的独特的人才培养方式。

走惯了“读书做官”这条老路的中国读书人，一直视进学校受教育为猎取爵禄的捷径。对于培养专门人才也总是“水土不服”。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没有自己的独特性，主要承袭传统的以学科中心为基础的“三段式”模式，过于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实践教学缺乏针对性和技术含量；学业评价不得法，以书面考试成绩为主；缺乏企业界的参与等。虽进入21世纪，职业教育的弊端却跟近代黄炎培先生所揭露的如出一辙:严重脱离经济生活和生产劳动，所教并非农、工、商等职业知识技能，而仅仅是教学生读一些农、工、商之书而已。在这些学校里，“其设置拘系统而无供求”，“其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其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1]。从根本上推动高职高专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是我国职业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的制定的依据不应仅是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而是社会的需要和学生本身的需要，要以能力为本位构建培养方案，针对相关行业的现状和发展动态进行教学设计。根据其对职业教育人才规格的需求，积极引入行业标准，推行“双证书”制度，用证书推动教学模式的创新；转变“重学历，轻能力”的传统观念，把产、学、研结合落到实处。“一使学生无力更受高等教育者，受此教育得相当之职业；一使已久职业者，受此教育助其业务之改良与进步。[10]”

（三）设置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体系

职业教育作为直接培养一线劳动者的专门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是无可争辩的永恒目标。职业教育成功与否，就业水平是检验职业教育成功的根本标准。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应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中心与学生发展要求的协调统一作为职业教育课程目标改革的关键。课程设置要直接与就业目标挂钩，就业方向要在培养方案中清晰体现，将从业者所必备的职业能力层层分解、步步落实到课程上，从而构建出与传统学科不一样的以职业活动能力为目标的系统化课程。课程设置要与国家劳动部门颁发的行业职业标准接轨，将职业标准中要求的知识和技能融入相关课程教学大纲中，使学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反映其职业能力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使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与证书标准有机结合。课程设置还要统筹职业生涯发展与即时就业的需要，以专业技术学习为基础，兼顾就业需要的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这样，才能确保职业教育课程诸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和课程系统功能的最佳发挥。

（四）建设以“双师型”为骨干的师资队伍

提高职业教育教师水平，是体现职教特色的关键。教师素质的提高以及师资队伍建设是职业院校发展不容回避的话题。一要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基地，由高校与国内部分大中型企业联手，合理打造“双师型”师资队伍，实行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和准入制度，促进教师学习的终身化。二要引进一批国外或企事业单位的专门人才，或兼职、或专职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改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结构，促进职业教育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三要建设若干所专业化的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培养高层次、高水平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管理人才，或在部分高校增设或改组成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培养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人才，加快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步伐。

（五）建立校企紧密合作的良好机制

职业院校的发展，离不开与企业的密切合作，科学合理的校企合作形式始终是职教学者们不断思考的重要议题。职教院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职教发展必须坚持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多为地方企业发展服务，多为企业培训在职员工服务，通过密切校企合作，从企业的视角，了解和分析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与需求，实现与企业的深层次合作，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密切校企合作，还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引导和支持，有效地实现院校与企业的良好沟通，为双方提供共同合作的纽带和桥梁，以有效的方式适时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避免出现“学校职业教育荒谬”的局面，获得校企发展的双赢。

当前，适应市场需求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科学调整、对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已经为各地政府所共识。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一重大战略性调整，必将对全国职业教育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必将重重地敲击职业教育久已麻木的神经。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将引导职教的办学定位、办学结构的重新审视，使之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匹配，最终形成职教与经济同步发展、共赢发展的良性循环。从这个角度看，用工荒又给职教带来了难得的转型机遇，抓好这一机遇，可以从根本上转变我国职教长期缺乏吸引力的被动局面。

［1］穆藕初.穆藕初先生演说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J].教育与职业，1918，(1）.

［2］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J].人民教育，1951，(11).

［3］周恩来.关于教育改革问题[N].人民日报，1957-06-27.

［4］苏扬.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若干敏感问题刍议[J].中国发展观察，2006，（8）：4-8.

［5］张力跃.中等职业教育困境：从农民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视角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09，（34）:69.

［6］张人杰.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现代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103.

［7］李欣欣.转型期教育改革方略：进一步调整优化教育结构[N].教育文摘周报，2010-06-23.

［8］周兆军.中国模式竞争力从“人口”转向“人才”[N].教育文摘周报，2010-07-07.

［9］颜炳乾.职业教育发展新思维——第五届中国中青年职教论坛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09，（33）:63.

［10］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三集（下篇）[Z].北京：商务印书馆，1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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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7

陈明霞（1968-），女，福建平潭人，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教育发展、课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