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瑜，王 林

（1.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5；2.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2）

从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套话看套话的时间性

向 瑜1，王 林2

（1.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5；2.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贵州遵义563002）

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套话，主要体现为暴徒和效忠者。这两种套话的时间分别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从80年代末至今。

套话；时间性；暴徒；效忠者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范畴内的套话，是形象的一个最小单位，它浓缩了一定时间内一个民族对异国的“总的看法”[1]。学者巴柔看来：套话是“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象。这个具象传播了一个基本的、第一和最后的、原始的‘形象’”[2]。对于套话的有效性，巴柔提出“作为他者定义的载体，套话是陈述集体知识的一个最小单位，它希望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效。套话不是多义的，相反，它却具有高度的多语境性，任何时刻都可使用”[2]。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巴柔教授强调了套话不受时间控制，可反复运用。针对此观点，孟华教授提出了反对意见。孟华教授以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套话为切入点，论证了套话的时间性。她提出：1.异源文化间的误读参与生产并推广了各民族间的套话，因此，随着文化间的交流，这样的套话会逐步消亡[1]。2.除了文化误读外，套话的时间性还与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军事等权利关系密切相关[1]。因此可见套话是具有时间性的。本文将通过对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两种套话形象进行简要的回顾与梳理，论证孟华教授提出的套话的时间性。

作为东方人的代表之一，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形象颇受人关注。早在1896年，也就是电影诞生后的第二年，美国的米托斯格勃(American Mutoscope Co)的公司就拍了两个讲李鸿章的纪录片[3]。从那以后，华人就不断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但是，华人的形象基本固定为两种套话：暴徒和效忠者。

一、暴徒

如若究其根本，“暴徒”这一形象与西方流传几世纪对“黄祸”的恐惧是分不开的。19世纪末，在美华工人数激增。他们的吃苦能干、任劳任怨，从经济上造成对美国人的威胁。并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威胁到了美国作为“纯粹白人国家的种族身份”[4]。1882年，美国出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另一民族的排他性法案。在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不怕死的精神，使西方人深埋的对于13世纪席卷欧洲的蒙古人的恐惧，再次占据他们的思想。早期美国电影中，华人的形象是“黄祸”理论的实践者，它将华人描写成“生物进化论中的劣等民族”[4]。傅满楚就是一个典型的“黄祸”代表。在傅满楚出现之前，在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基本都是模糊的影像。虽然都是腐化堕落的，如留着长辫子长指甲的中国人吸食鸦片，遍布妓女的唐人街等，但终究都没有形成完整的形象。傅满楚系列电影最早一部出现在1929年，最后一部于1981年问世。傅满楚被刻画为魔鬼的化身，集中了当时的美国对华人世界最为恶劣的想象。借用好莱坞制片宣传材料中的话，他“手指的每一次挑动都具有威胁，眉毛的每一次挑动都预示着凶兆，每一刹那的斜视都隐含着恐怖”[5]。他是个诡计多端并且精于制造毒药、喜欢使用酷刑的疯狂的人。从傅满楚这个套话诞生起，它就被不断地加工、改进并再利用；而且，直到今日，好莱坞银幕上企图异化中国人形象的电影中，其男性反面人物，大都是以傅满楚为原型人物而进行塑造的[6]。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西方国家陆续拍摄了关于傅满楚的电影。正如赫莉（Hawley）指出，在很多方面，傅满楚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噩梦的化身[7]。

二战结束后，冷战的铁幕拉开。美国对于新成立的“红色中国”政权采取的是一种敌视的态度。朝鲜战场上的交锋更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期，华人在这一时期的好莱坞荧屏上都带着一种野心勃勃征服世界的疯狂和无所顾忌的破坏欲。这时的华人，已由“黄祸”进一步成为了“红色威胁”。“黄祸”时代的华人，行事基调都是阴郁、诡秘的，而到了“红色威胁”的时候，华人的行为则成了歇斯底里的，是对西方世界秩序的公然挑战（此处可强调其形象的政治符号意义）。《不博士》（Dr.NO）就是其中的例子。于1962年上映的《不博士》是著名系列电影007中的一部。不博士是片中的反面人物：一个战争狂热分子，热衷于称霸世界，企图用核炸弹来制造危机。他简直是傅满楚这一形象在60年代的翻版。不博士的外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他身着中山装，梳着油光可鉴的倒背头，戴着黑色手套。如果说，源自于意大利黑手党的黑手套象征了罪恶，那中山装和倒背头便强调了华人的身份。中山装（在有些国家被称为毛装）与旗袍一样，对外象征了华人的定位，而倒背头则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常见的发型。这样的外形设计其实都是为了用来加强对中国的红色政权的刻意侮辱。90年代初，美国掀起一股攻击中国人权的潮流。1997年，好莱坞接连出品了3部反对中国政府和政策的影片，分别是：《红色角落》（The Red Corner）、《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和《困顿》（Kundun）。《红色角落》由美国影星理查德·吉尔（Richard Gere）和中国女演员百灵主演。它通过描写一个美国律师在北京被误告奸杀的故事，讽刺了中国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并且强烈地渲染了中国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不重视、不尊重[3]。《西藏七年》和《困顿》讲述的都是西藏达赖喇嘛的故事。《西藏七年》由好莱坞著名影星布莱德·皮特（Brad Pitt）主演，讲述一个奥地利人历经重重艰难终于到达西藏并最终与达赖喇嘛结成朋友的故事。沈晓虹指出，这部片子沿用了《末代皇帝》中所出现的东方主义——即西方人启蒙生活在黑暗与愚昧中的东方人，教给他们知识并带给他们光明[3]。正如同《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之于溥仪，《西藏七年》的皮特对于达赖喇嘛具有同样的意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3部片子都是于香港回归中国的1997年出品的。笔者大胆揣测，这应该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时间巧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华人形象以“暴民“的套话出现在美国电影中，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段：一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美国作为正在不断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饱受列强欺压战乱之苦的中国，为了将殖民活动合法化、合理化，中国被描述为野蛮之邦，华人被刻画成无法无天的嗜血之人。第二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亲苏政策及自身的社会主义性质令美国感到恐惧。而当时的相互封锁使两国间的交流几乎降到零。例如：在1937年，在全中国的美国人达13300人，而到了20年后的1957年，这一数字仅为23人（出于各种情况，也许可达100人）[5]。由此可以看出，在那个年代，两国间的交流屏障重重。美国对中国，尤其是普通民众，必然知之甚少。

二、效忠者

在美国银幕上的华人，很大一部分都是暴徒的形象，华人作为“效忠者”也出现在美国电影中，而且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第一个为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

二战爆发之后，“黄祸”在美国影片中的代表由华人变成了日本人。美国设立了一个战时情报局，并在好莱坞设立了常年办事处，用于约束那些伤害同盟国感情的影片的摄制。共和制片公司于1942年准备拍摄《傅满楚的回击》（Fu Manchu Strikes Back）但美国官方却说：“不要让我们的盟友脸上难看”[4]。在珍珠港事件的4个月后，一项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意调查研究显示，60%的人不能在世界地图上指出中国的位置。但到二战末，更多的美国人能够辨认出中国之所在，并且能大致指出重庆等地的位置[5]。可见，从二战初到二战末，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已逐渐加深，并且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原因基本源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珍珠港事件以及中国人成为美国人的同盟[5]。在这种情况下，查理·陈应运而生。查理·陈的形象最早出现于Earl Derr Biggers的小说《没有钥匙的房子》（The House Without a Key）,随后查理·陈的故事被改编成连环画、广播剧、百老汇戏剧，以及近50部电影。查理·陈是个聪明、温顺、勤勉的侦探，整日将“子曰”挂在嘴边，说着语法错误的英语。赫莉指出：“查理·陈的出现是美国对华人的刻画及态度上的转折点，是美国对中国的套话的一个明显的转折。之前的‘异教徒中国佬’开始转变为一个新的更有利的华人形象，虽然仍旧是一个刻板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形象，但更人性、更吸引人”[6]。但是许多华人却不大认同这一观点。这是因为：首先，查理·陈是一个迂腐刻板的形象，是供美国主流社会娱乐的“小丑”。他的形象仍旧带着对中国男性的偏见：外形瘦弱、寡言少语、欠缺幽默感，缺少阳刚之气等[7]，与片中高大威武、风趣潇洒的西方男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强化了美国影片中华人男性的刻板形象。查理·陈有11个孩子。这不仅是对华人多子形象的刻画，也是对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观念——东方人仅仅通过比西方人更快的繁殖就能从西方人手上接管世界的反映。从表面看，查理·陈是个华人，但是除了常常挂在嘴边的“子曰”（而且常常是翻译错误的），他很少提到中国。事实上，他没有真正的中华文化的印记。有意思的是，在电影里，查理·陈都不是由华人而是由西方人扮演。这也体现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不愿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么一个“能干”的华人侦探的出现。此外，如同黎煜指出，这位屡破奇案的侦探在为美国政府服务，他的足迹遍布全球，成为“美国全球扩张欲望下国际警察的化身”[4]。也就是说，查理·陈其实是效忠于美国的顺民。

新中国与美国于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间的交往开始变得广泛。但苏联的解体又让美国失去了一贯的对手。因此，中国之于美国的角色，从合作者（对抗苏联）变成了假想敌。从那时起，华人在美国影片中的形象常常为暴民和效忠者同时并存：一方面，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予以打击，并借机讽刺中国的制度；另一方面，对于肯加入美国意识形态大熔炉的模范公民，予以开放容纳的态度。前者的例子为《红色角落》（The Red Corner）、《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和《困顿》（Kundun），后者的例子则为《尖峰时刻》(Rush Hour)系列影片和《霹雳娇娃》（Charlie’s Angel）系列影片等。在这一时期，效忠者的形象常出现在动作片中。在这些影片里，华人同其他种族的人一起工作，效劳于美国政府，营造出喜气洋洋的“种族乌托邦幻象”，因此被称作是“双种族兄弟电影”[4]。例如，在《007，明日帝国》（007,Tomorrow Never Dies）中，杨紫琼扮演的中国特工与詹姆斯·邦德一起完成政府的任务，除掉了意图挑拨中国与英国战争的传媒巨头。在《霹雳娇娃》中刘玉玲则是同两位著名白人影星卡梅隆·迪亚兹和德鲁·巴里摩尔一起效命于美国政府的代表：从未露面的查理。在《尖峰时刻》系列中，成龙与黑人警探卡特一起工作。在1981年，成龙就曾以动作片《炮弹飞车》(The Cannonbal Run)闯荡好莱坞，但是一败涂地。在黎煜看来，这是因为在该片中，成龙的形象并没有服务于美国政府[4]。到了1998年，成龙改头换面以《尖峰时刻Ⅱ》重闯好莱坞，这次他大获成功。《尖峰时刻Ⅱ》在全球百年票房排行榜排名第110位，远远高于《卧虎藏龙》、《花木兰》等影片[4]。至此，成龙终于凭借与查理·陈类似的效忠者形象在好莱坞获得成功。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以上这类影片中的华人角色都是在重朔查理·陈——美国政府的效忠者，这一刻板形象。而他们与查理·陈最大的不同即是他们个个身手不凡、功夫了得，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有功夫的查理·陈。

根据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存在于美国影片中关于华人形象的套话受到两国间的交流与经济、文化、军事实力对比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时间性。当美国经济、军事等实力均大大超过中国，且企图将自身的殖民行动合法化时或中国的实力增加，美国将之视为自身的威胁时，在美国影片中，华人常常以“暴徒”的形象出现。而当两国间交流增多或中国成为美国的同盟时（如二战中），华人常以“效忠者”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影片中。至于“效忠者”的形象是否比“暴徒”的形象更好，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形象套话都是不利的。因为这些套话都是偏离现实的幻象，成为了在文化了解过程中类似于口号的东西，并且阻碍了西方人对华人真正的了解。

但是，正如孟华教授所说“一个‘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象’一旦成为套话，就会渗透进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并不断释放出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者对他者的看法”[1]。2009年迪士尼的新片《豚鼠特工队》（G Force）中，开篇就提到一个军火商要将一个军事软件卖给远东地区，画面中出现的是中国地图。与他交易的是身在北京的“阎书”先生。虽然，这位“阎书”先生实际上是一只长相丑陋却精于计算机企图毁灭人类的鼹鼠（阎书即鼹鼠的谐音）。但片中出现的“远东”“北京”及中文谐音的“阎书”，无所不在证明那只鼹鼠身上多少有傅满楚的影子，虽然只是一部纯属娱乐的动画片，但它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如同姜智芹指出，作为“一种流行范式，对一个国家的民众和文化有着重要影响”[8]。作为美国文化的学习者，我们对于影片中或明或暗的影射和近年来中国实力不断增加，美国国内不断叫嚣的“中国威胁论”之间的关系，应该予以足够的关注。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191-194,190.

[2]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A].孟华译，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3-184.

[3]沈晓虹.好莱坞近年来的中国热[J].当代电影,2000,（01）：97-99.

[4]黎煜.美国剧情片中华人形象的演变[J].世界电影，2009,（02）：173-184.

[5]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M].陆日宇，于殿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39,161-162,157,294-295,

[6]李江月.审视美国电影中的华人男性形象[J].艺术教育,2008,（06）：141.

[7]Hawley,Sandera M.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harlie Chan [A].In Jonathan Goldstein ed.America Views China—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C].USA: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91.132-147.

[8]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294.

（责任编辑：王 林）

An Analysis of the Time-limited Stereotype through the Stereotyped Images of Chinese in American Movies

XIANG Yu1，WANG Lin2
(1.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2.Chinese Deparment,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563002，China)

The images of Chinese in American movies mainly include two stereotyped types:the mob and the loyalist.The first stereotype appears in 1920s to the early 1930s and in 1949 to 1990s;the second stereotype appears in 1930s to the late 1940s and in 1980s till now.

stereotype;time-limited;mob;loyalist

H315

A

1009-3583（2010）-03-0039-03

2010-01-20

向瑜，女，贵州遵义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