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克文

（红河学院 云南蒙自 661100）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这虽然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的，但是就这一关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各环节能否得到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毛泽东起就已经开始探索了。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探索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探索的成果来说，建国初期的探索远远超过了建国前。毛泽东的探索不仅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且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两条腿走路

两条腿走路，最重要的就是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在中国确立，全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一个特殊的课题，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很快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工业强国。这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在建国初期，我们曾经学习了“苏联模式”，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便是成功的也并不都是适合我国国情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尖锐地暴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在我国也有一定程度的反应，就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P117)。我国该怎样避免苏联式的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率先进行了艰苦的探索。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P23)怎样引以为戒，集中到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他指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3］(P24)。随后，毛泽东在多种场合大力强调：“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4］(P121)“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P24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6］(P24)基于这些论述，他最后提出了我国工农业发展的方针，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7］(P33)。正是在毛泽东的率先探索和领导下，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虽然学习了苏联，但是也避免了苏联的严重错误，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们每年做一次经济计划，按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8］(P215-216)这个思想对刚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来说，怎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平稳、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左倾”思想不断抬头，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思想一再发展，以至后来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严重脱离实际，从而开始走上了 “大跃进”的轨道，全国掀起了 “大跃进”的浪潮，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 “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左倾”错误更加泛滥起来，结果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主要表现为：一是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由于过分追求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严重失调，高积累挤掉了人民的消费。二是农业生产大幅下降，粮食严重短缺，导致了许多地区因为缺乏营养而发生严重的浮肿病，甚至死亡人口不断增加。三是通货膨胀严重，人民日用消费品十分紧张。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过多，造成了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为了平衡收支，国家增发了大量货币。但是，另一方面，人民日用消费品供应奇缺，供求严重失调，造成了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为了纠正 “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开始时就提出了读书、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等问题。随后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我们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9］(P964)。这对随后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起到了理论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指导作用。

三、发展要综合平衡

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有关问题时，毛泽东就指出：“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的天下大乱……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10］(P55-56)。 实际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的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如何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到综合平衡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不甚了解和掌握，也缺乏充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在搞建设时，还是出现了严重失误，尤其是在国民经济计划的设计和实施方面，顾此失彼，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如在1958年和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里主要强调的就是钢、铁、煤、粮、棉等主工农业产品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大跃进”问题。在连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冲击下，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大幅提高，轻工业和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导致了全国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6月11日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11］(P73)。后来在庐山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好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一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12］(P80)这是对“大跃进”所引起的比例失调的一种总结和反省。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1961年我国出台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巩固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取得的成果；充实国民经济基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在这“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国民经济随后走过了5年的综合平衡发展之路。

四、发展要保持节奏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一个节奏的，按照毛泽东的理解和说法就是 “波浪式前进”。他认为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他要求我们在做工作、订计划时，一定要遵循这一点。由于1957年下半年以来的 “反右倾”和连续 “大跃进”的错误，1959年至1961年的特大自然灾害，1960年苏联的背信弃义，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出现三年的严重困难局面。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其实就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七分人祸主要是指一些人的头脑总是发高烧，一味地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犯了直线性的毛病。为了克服困难、破解难题，毛泽东主持了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的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活动。在此期间，他指出： “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13］(P120)1961年初他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文中再次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14］(P236)就此，毛泽东把“波浪式前进”作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加以强调。他提醒大家，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老是追求高速度，老是追求翻一番，老是追求年年都是高潮，要懂得波浪式前进的道理。这种“波浪式前进”体现在经济建设中，就是速度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不可能年年都一样。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必须要有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15］(P372)。这正是毛泽东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因没有保持适度的节奏而遭受巨大挫折后反思的结果。后来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也正是对这种保持发展节奏的思想的具体运用。

五、人类本身的生产与社会生产要相适应

毛泽东曾经讲过人多好办事，但也讲过：“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16］(P969)“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17］(P228)，因为只有当人类本身的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保持适度的比例关系，才能使二者都得到健康的发展。建国后，由于各种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增长非常快，按照当时的增长速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生育，必将出现一些人没饭吃的困难局面。因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使人类本身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相适应，要实行计划生育。1956年10月12日，他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就谈到：“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18］(P153)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他又再次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 ”［19］(P970)为此，毛泽东强调，要采取逐步试点、推广和普及的办法，以致逐步达到有计划的生育，适度控制人类本身的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控制自己的生产，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至于提前走向毁灭。由此可见，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认识到人类本身的生产必须要保持在社会生产所允许的范围内，人类生产应该以社会生产的承受度为限。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可持续发展问题。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指当代人在发展的同时不能剥夺了后代人发展的权力。如果我们不控制人口的增长，社会生产将不能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就会导致更多的资源被消耗掉，环境遭到破坏，人类就会提前走向灭亡。

六、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

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自然。但是人类也不是被动的适应自然，人类可以发挥其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来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建国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及时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口号。在“向自然界开战”的过程中，如何正确把握一个尺度，使人类与自然不至于发生严重冲突？毛泽东对此进行了唯物辩证的论述。他说：“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20］(P499)“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 ”［21］(P72)这种观点，已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得到了无数次的证明。吸取人类历史上遭受自然无情报复的教训，毛泽东指出：“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绝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22］(P466)“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23］(P4)所谓保持水土的规划，主要就是保护森林资源，搞好绿化。他说：“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 ”［24］(P383)因此，要“绿化荒山和村庄。 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 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25］(P475)。他在此强调的是，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的同时，要注意保护自然，维持生态平衡，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真正贯彻执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做好综合平衡的工作、保持发展的节奏、使人类本身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相适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使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毛泽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基础，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4］［11］［12］［13］［14］［2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3］［5］［6］［8］［10］［15］［17］［18］［2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M］.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9］［16］［19］毛泽东.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0］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2］［2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