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庐山妇女谈话会和国统区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

2010-08-15周少玲

党史文苑 2010年2期

周少玲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南昌 330006)

“抗日战争初期，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妇女领袖邓颖超等人积极促进和发展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宋美龄迫于形势，于1938年5月20日召开了庐山妇女谈话会”［1］P59，建立了国统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妇女为抗战建国服务。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掀起了反共高潮，致使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合作受挫，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也随之夭折，抗战建国大业遭受损失。

一、中共倡导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妇女界实现了初步的大团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妇女积极投身抗日斗争，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2］P277-366。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的开始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全国妇女领导机构的课题便摆在了妇女界面前。1937年8月1日，宋庆龄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大会上演讲——《告中国妇女》中提出了全国各妇女团体团结一致,“联合在一个组织之下”，“共同一致，来求民族的最后胜利”的希望［3］P149。这道出了妇女界共同心声。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以妇女统一战线的形式发动与组织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4］P1-7。次年3月，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和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的各阶层妇女广泛联合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为全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

1937年12月，南京、上海相继失陷后，武汉成为国民党临时首府，同时也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各界人士云集，开展抗战活动。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局。邓颖超、孟庆树等组成长江局妇女委员会，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常驻武汉，公开参加各界妇女的活动。此时，聚集在武汉的各界妇女领袖，如史良、沈兹九、刘清扬、李德全、曹孟君、李文宜、罗叔章、彭慧、张蔼真、陈纪彝和国民党妇女会方面的领导人唐国桢、陈逸云等人，都在积极开展活动，交流情况，沟通意见，讨论有关妇女抗日等问题，逐渐消除了隔阂和隙怨。

此时，各界妇女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建立全国妇女领导机构，团结广大妇女共同抗日。当时，有人对全国妇女缺乏领导共同抗日问题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各地妇女,能够在抗战中有一个统一组织的,很少很少,不是各自为政,就是怀着成见,同床异梦,甚至于互相排挤,为各自的利益打算；全国统一的组织,自然更谈不到了。没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要做抗敌工作,要从事于救亡运动,谈何容易!这是不得不请全国妇女界注意的。”［5］对此，邓颖超指出：“目前的环境，是有利于妇女运动的发展。”因此，她呼吁：“妇女运动，也要在总的抗日统一战线下，经过统一战线，去动员组织各界妇女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经过抗日统一战线，在各阶层各界妇女中进行精诚团结，建立亲密的合作，集中注意，集中力量，去打击与战胜日寇。”“由各界妇女运动中领袖与领导者，迅速促进妇女工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加强对全国妇运的领导，是迅速开展工作的重要中心第一环。”［6］P11

1938年2月22日，《妇女生活》杂志社召开“今年怎样纪念‘三八’座谈会”，特邀国民党、共产党、基督教女青年会、救国会等各界妇女领袖参加。会议决定要巩固并扩大国内团结,努力组织团结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希望成立一个全国的统一的妇女组织”。并决定经常举行武汉妇女工作者座谈会，讨论妇女抗战问题，为成立全国妇女统一的组织作准备；希望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等妇女领袖来领导；各地妇女团体派代表共同筹备,推动全国妇女工作［7］。此后，在武汉的30多个妇女团体形成了一个虽无组织形式却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的妇女抗日群体。

在妇女界进步人士推动下，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理事长、副理事长分别由宋美龄、李德全担任,常务理事由邓颖超、史良、沈兹九、杜君慧等共产党、国民党、救国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及无党派人士担任。史良认为，“在蒋夫人的领导之下,能容纳各方面的妇女意见,团结各方面的妇女力量”,形成全国妇女界初步的大团结,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希望“这初步的团结,能不断地牢固与扩大,促成全国妇女的大团结”。［8］该会是国统区最早的统一战线组织，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聚集在武汉的妇女界领袖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共识。

二、宋美龄召集庐山妇女谈话会，促成了既有组织形式又有共同工作纲领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

在妇女界实现初步大团结基础上，宋美龄决定效仿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商讨妇女界抗日问题。“她先请了教育界的吴贻芳、俞庆棠、雷洁琼，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蔡葵（陈望道夫人）、张蔼真、陈纪彝，同她们商量邀请名单”［9］，以个人名义邀请王世秀等52人出席座谈会［10］。被邀请的代表来自全国13个省市,其中：邓颖超、孟庆树为中共代表；沈慧莲、唐国桢、陈逸云、刘蘅静、徐闿瑞、赵懋华、郑毓秀、钱用和、张维桢、赵懋华、郑毓秀、伍智梅、雷砺琼为国民党代表；刘清扬、彭道真、史良、沈兹九为救国会代表；张蔼真、陈纪彝、邓裕志、刘玉霞为基督教女青年会代表；李德全、吴贻芳、王世静、俞庆棠、曾宝荪、雷洁琼、熊芷、劳君展、杨崇瑞、张肖梅、高君珊、安娥、黄卓群、顾柏筠、许雅丽、张素我、罗有节、黄翠凤、王世秀、何艾龄为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傅以睿、程孝福、许海丽、闵彬如、周美玉为地方团体工作者。林友梅、宋兢华、阳永芳、郝映青资料不详［11］。 1938年 5月 20～25日，谈话会在庐山图书馆礼堂举行。会议召集人宋美龄任会议主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为副主席。会上，宋美龄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各方面妇女代表分别作关于妇女运动的报告，邓颖超、孟庆树作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

一是建立全国妇女领导机构问题。宋美龄打算把1936年2月设立的由自己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作为全国妇女领导机构。所以，她在开幕词中首先就提出：“我个人觉得我们很可能通过新生活运动妇女组织，迅速完成我们的任务，达到我们的目的。”话虽说得很灵活，但目的非常明确。由于“新生活运动曾引起世人的若干误会和误解”，她担心会遭到中共和进步妇女领袖的反对。因此，她强调“我们应该而且愿意竭力设法排除那些误会或误解的因素”。尽管如此，最后她还是婉转地说：“我个人认为我国当前最大的需要是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部门的团结合作。诸位若有其他建议，请尽管提出，以供大家讨论，使我们能够决定一个最好的方针。”［12］P57

对于全国妇女领导机构问题，邓颖超、孟庆树在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身份向会议提交的《我们对于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中作了明确阐述，强调“这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不管名称如何，而她的性质是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职业，不分贫富贵贱的；是包括各界各党派各省各区妇女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采取民主的方式产生。但考虑到战争环境和妇女抗日工作的紧迫性，因此赞成“妇指会”作为全国妇女领导机构，但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去扩大和巩固它的群众基础”。《意见》还特别指出，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是要“有统一的工作纲领和工作计划，有定期的集体讨论，交换各界妇女团体的意见和经验，有统一的工作步调等等”，既不能“取消原有的妇女团体”，也不能“只能有一个唯一的全国性妇女团体。因工作性质不同，可以同时存在各种不同的全国性的妇女团体”，以防止国民党利用这个机构垄断、取消、吃掉其他妇女组织［13］P44-53。这个《意见》赢得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代表们的赞许。

国共双方关于全国性妇女领导机构问题的意见引起了会议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代表们本着抗日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充分协商、平等合作，在吸取了国共双方及各方妇女领袖的意见后，一致认为：“占国民半数的妇女,亟应赶快制定具体的动员方案,有计划有组织地来推动全国妇女大众,参加这神圣的抗战建国工作。而要动员全国妇女,必须有一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我们不能多耗宝贵光阴与精力,另行组织一新的机构，只想在原有全国性的妇女团体中，选择一比较有永久性、工作范围比较广大、且有国际声誉的组织来加以充实和革新”,所以“我们选择了以复兴民族,改善民众生活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机构,并制定了妇女动员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方案,来充实新生活运动机构”，“决定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为全国妇女组织的总机构”，使之“成为包括各党各派妇女代表人物参加的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14］P59。

二是制定全国妇女工作纲领问题。通过听取报告、交流经验和交换意见，在统一意见的基础上，由沈兹九起草，经代表们修改定稿并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由于《大纲》采纳了各方面妇女代表的意见，且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在指导方针上一致,因此成为一个被妇女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妇女抗战纲领。

《大纲》具体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明确动员妇女的先决条件。强调在全国妇女总动员中,应迅速提高妇女文化水准,普遍地培养妇女的生活技能,努力扩大妇女职业范围,积极改善劳动妇女生活状况,并改革束缚妇女的风俗制度。第二，明确动员妇女的方法。一是以工作为中心组织并训练妇女和从满足妇女的生活需要入手为原则,按各种不同对象分别动员农村妇女、女工、职业妇女、女学生、家庭妇女、被难妇女和出征军人及阵亡将士家属参加抗战；二是训练妇女,提高领导能力、政治素质、文化水平、战地服务技能和生产技术等，以充实其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能力。第三，规定妇女在抗战建国中的任务。一是战时工作，包括宣传、救护、征募、慰劳、救济、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侦察汉奸等；二是生产事业，包括工业、农业合作事业等。

谈话会在完成两大议题后闭幕。宋美龄在会后公开发表了经会议讨论通过的《告全国妇女同胞书》。该文告公布了会议的两大成果：改组扩大后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全国性妇女领导机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为指导战时妇女工作的纲领，并号召全国妇女“当此民族危急关头，惟有精诚团结，才能抵御外侮，取得最后胜利，达到建国的目的”［15］。

三、妇女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机构选任妇女界各方面领袖和代表人物，体现了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

谈话会结束后，“妇指会”即着手改组扩大工作，并于1937年7月1日在汉口成立。“妇指会名称虽然未变，但其组织性质、机构、成员构成、工作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6］P59，承担起领导全国妇女从事抗战建国的职责。改组扩大的“妇指会”设立了总务组、训练组、文化事业组、生产事业组、生活指导组、慰劳组、儿童保育组、战地服务组及联络委员会九个部门。1939年10月增设乡村服务组，1941年3月，将占地服务组并入慰劳组。

值得关注的是妇指会的人事安排，“妇指会”所选拔的妇女界各方面领袖和代表人物都是宋美龄与各方协商后任用的，超越了党派界限，体现了广泛性和代表性。“妇指会”设委员46名,其中常务委员10名，指导委员36名。宋美龄为指导长，宋美龄、宋蔼龄、李德全、沈慧莲、谭曼意（陈诚夫人）、吴贻芳、张肖梅、曾宝荪、郑毓秀、刘蘅静等10人为常务委员，马育英（张群夫人）、王文湘（何应钦夫人）、萧德华（王世杰夫人）、马书城夫人、黄梅仙（钮永建夫人）、许雅丽、郭秀仪（黄琪翔夫人）、王保志宁、余上官德贤、孙李定荫、孙罗毓凤、潘张郁真、周董燕梁、张维桢、赵懋华（梁颖文夫人）、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伍智梅、陶玄、熊芷、陈纪彝、徐闿瑞、郝映青、许海丽、舒颜昭、罗有节、王世静、高君珊、毛云琴、朱纶、冯云仙、陈翠贞、陈婉慈、陈建晨等36人为委员。委员中除少部分为高官夫人外，大部分是各方面的妇女领袖与代表人物,且半数参加过庐山妇女谈话会。指导委员中中共党员有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4人。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分别担任正、副总干事,全面负责会务；救国会的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分别担任联络委员会主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和训练组组长；无党派人士俞庆棠、谢兰郁分别为生产事业组组长、总务组组长,女青年会钮珉华为儿童保育组代理组长；国民党方面的唐国桢、陈逸云、黄佩兰,分别任慰劳组组长、战地服务组组长和生活指导组组长［17］。后成立的乡村服务组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谢纬鹏任组长。从人员构成看，领导层中左派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国民党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代表了全国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的妇女。

史良认为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是一个 “从来所没有的崭新而充实的领导全国妇女团体的总机构”［18］，体现了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宋庆龄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委员会发展得很迅速，因为它在一开始就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共产党和无党无派的妇女站在平等的地位，参加讨论。”［19］P641“实现了各党各派各方面妇女的大联合,也标志着全国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正式建立”［20］，“实在具备着划时代的意义”［21］。

为推动抗日建国工作的深入开展，“妇指会”成立后又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在甘肃、广东、广西、湖南、云南、四川等9省设立分会。二是依托机关团体建立妇女工作队，要求各机关团体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本单位女职员及职员眷属成立妇女工作队。至1941年，各地成立的妇女工作队就有36个。三是在战区建立妇女工作委员会，以该战区司令长官夫人领衔，领导和推动整个战区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协助政府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四是组建了各种新生活妇女工作队，队员们深入工厂和农村，开展宣传组训等工作，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仅中央机关1940年初就有33个，而军政妇女工作队还有分队27个，下面还设有支队［22］P455。四是发动海外华侨华人妇女支援祖国抗战。至1941年，海外就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10个，从而使其分支机构延伸到国民党力量所及的每个地方。

此外，“妇指会”还注意利用自身双重身份的角色联系其他妇女团体。一方面，作为发动组织全国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关，对其他妇女团体具有统属关系。另一方面，“妇指会”又承认其他妇女团体的独立地位，通过联络委员会用联系会议的形式与她们平等交流。当时经常参加联席会议的有30多个妇女团体。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妇委的领导人邓颖超、张晓梅、卢竞如也经常出席联席会议。“妇指会”与全国各地经常联系的妇女组织就有258个［23］，从而使“妇指会”真正具有并体现了抗战中妇女界统一战线的性质。对此，史良无不欣喜地说：“我们不论在前方后方以及敌后，都有有形无形的妇女组织……妇女组织，已打进任何一个区域。 ”［24］

在领导妇女同胞参加抗战的过程中，“妇指会”已把工作拓展到国民党所管辖和影响所能到达的一切地区，最大限度实现全体妇女总动员，为抗战服务。抗战初期主要工作有五个方面：一是抢救和保育难童。先后在江西、广东、四川、安徽、香港、福建、广西、贵州、浙江、湖南、河南、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了保育分会，至1940年3月设立永久保育院45个,收容的难童近3万名；二是训练培养妇女干部。先后举办了五期干部训练班，培训妇女干部千余名，开设两期妇女救护人员训练班，培训救护人员百余名；三是开展慰劳和募捐活动。1938年7月到1941年7月，三年间妇指会共发动了6次大的募捐运动，到1941年5月底，共收到物品代金1500余万元,金银首饰500余两，布鞋3万余双,军衣棉衣数10万套,药品20几种；四是开展妇女教育，宣传抗战。先后举办了27个女工识字训练班，招收1000多名学生；五是编辑出版《新运妇女周刊》《新运妇女月刊》等刊物，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六是投身民主宪政运动。1939年底到1940年初，妇女界先后召开七次有关宪政座谈会，要求给予妇女参政权等。“妇指会”所做的工作凝聚了人心，团结了力量，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曾担任妇女干部训练组股长的郭建回忆说：“在抗战前几年，妇指会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25］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对该会的工作也称道说：“该会工作成绩和团结气象，可作全国抗战建国的榜样。”［26］

四、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破坏了国共合作，导致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夭折和抗战建国大业的严重损失

作为妇女统一战线组织的“妇指会”，其内部也难免有矛盾、磨擦和斗争，集中表现在妇女干部训练、宣传工作和联系群众等方面。刘清扬回忆说：“在皖南事变以前，我们在这个委员会里进行了激烈复杂的斗争。会内外的国民党男女党棍、特务，对负训练组责任的我格外注意，认为我所训练出来的爱国女青年，具有深入城乡群众的艰苦作风，个个都像共产党。”战地服务组组长的陈逸云（国民党员）常常“使正直爱国、为群众服务的学生常蒙不白之冤”，破坏训练和实习［27］P55-77。史良回忆说:“每年三八节,都要为宣传口号问题发生严重争论,国民党的唐国桢、陈逸云等人,连全国妇女动员起来参加抗战的口号都要反对,因为动员起来,就要唤起广大妇女群众,而他们是最害怕群众的。在组织乡村服务队问题上也发生过争论,但每次争论我们都胜利了。”［28］P67李冰洁也有同样的感受，她回忆说：“所有这些工作，每前进一步，总要遇到来自‘摩擦专家’方面的阻力。在邓颖超身教言教影响下，在那里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进步人士，都本着团结——斗争——团结的精神，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冲破阻力，艰苦工作。”［29］P393

正当“妇指会”克服内外困难、领导妇女抗战建国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之时，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系列政策，掀起反共高潮。随着国民党抗战战略的改变,以及对妇女运动控制的日趋加强,国统区大批妇女团体屡遭审查,进步势力被不断削弱,妇女运动渐渐转入低潮。国民党妇委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也开始对妇女抗日统一战线进行全面攻击，迫令其转入国民党一党控制的轨道。“妇指会”内部国民党势力的逐步加强后，最终迫使战时儿童保育会改组，许多保育院长不是辞职就是被撤换；重庆妇女慰劳分会一名常务理事深夜无故被抓，后虽被释放但已患不治之症；“妇指会”被 “半冻结”，勤奋工作的干部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准备逮捕；各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能干的大多被认为是“异党”，被迫辞职或被遣散［30］P578；《战时妇女工作》《妇女生活》《新妇女论》《妇女之路》等刊物停刊，等等，致使妇女抗日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妇女》为此发表社论指出：“自抗战以来比较顺利发展的妇女工作，以及比较顺利开展的妇女统一战线阵容有中途夭折的危险﹗”因此呼吁宋美龄挺身出来为反对破坏妇运和摧残妇运的势力而奋斗［31］，防止妇女抗日统一战线遭到更大破坏。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为防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保存革命力量，史良、沈兹九、郭见恩、刘清扬、夏英等大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相继撤离“妇指会”。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当反动浪潮达到顶点，进攻新四军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发生了逮捕事件，各妇女团体的许多工作人员，包括‘妇女指导委员会’这个最高联络机构的一位委员，都被逮捕了。在这种环境下，有一些最活跃的组织者被迫离开了中国。”［32］P644-645此后，尽管国共合作有所缓和，但“妇指会”已失去统一战线组织性质，无法发挥妇女统一战线领导机构的作用，但它作为一个从事抗战工作和福利事业的团体仍在活动，并从事原有的文化和生产事业以及创办义务小学荣誉军人自治实验区等工作，开展一些抗日救亡活动。［33］P327

生机勃勃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局面夭折后，国统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职责即由1940年3月25日成立的中共领导下的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担任。该会是由进步妇女和中共女地下党员组成，包括中共党员，民盟、民革成员，无党派妇女妇女人士等。李德全任主任委员、傅博文、曹孟君任副主任委员，邓颖超、张晓梅、史良、刘清扬、胡子婴等人为委员。该会是中共南方局妇女委员会在国统区团结妇女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阵地，一方面积极参加妇女界、文化界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举办联谊会、讲演会、学术研究会、妇女问题座谈会和出版《现代妇女杂志》等形式，向国统区的妇女介绍苏联妇女儿童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和中国妇女参加抗战的情况，以此鼓舞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

［1］庐山妇女谈话会发布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Z］，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33］参见郭桂兰主编.中国妇女革命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宋庆龄.告中国妇女［Z］,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工作大纲(1937年 9月)［Z］，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5］文.妇女抗战工作检讨［J］，妇女生活,1937(11).

［6］邓颖超.对于现阶段妇女工作运动的意见（1937年12月28 日）［Z］，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7］今年怎样纪念三八［J］.妇女生活，1938 （3）.

［8］史良.儿童保育会的成立与妇女界大团结［J］.妇女生活,1938(4）.

［9］金凤.邓颖超传四十五妇女界的大团结---庐山谈话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妇女界谈话会出席者题名录［N］.申报(汉口版）1938-06-08..

［11］［16］［19］参见夏蓉.宋美龄与抗战初期庐山妇女谈话会［J］.民国档案,2004(1）.

［12］庐山妇女谈话会开幕词［Z］.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