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燕芬（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069）

路遥《人生》爱情内涵新解

□周燕芬（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069）

路遥《人生》爱情

对路遥《人生》的爱情内涵，不同阶段有不同层面的阐释。从人类爱情的本体出发，德顺爷爷、刘巧珍的爱情追求因其纯粹性和超越世俗的无限性，正体现了人类爱情的终极理想。《人生》的文学精神及其经典价值，也潜藏在对小说爱情内容的进一步反思和超越式解读中。

一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将近30年的时光淘洗，并没有使作品失去其独有的艺术魅力。《人生》是当年中篇小说大潮中出现的，至今依然为读者喜爱、并为研究者持续关注的为数不多的中篇佳作之一。探讨个中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人生》依然是我们认识和解读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经典文本。《人生》所表现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解冻复苏的变动迹象，及其在人的思想精神上的投影。路遥敏锐地感应和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并在理性的思考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用文学感性的手段，描摹出中国偏远乡村和城镇的世道人心。《人生》带着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叙述上也不无粗疏之处，但它最大可能地凝聚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变动的诸多信息，具有复杂多义的思想内涵。更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巨大的情感力量推动下写就《人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底层年轻人起步奋斗中，理想、激情、惶惑和痛苦交织于一体的精神世界，激起了社会心理强烈和持久的共鸣。相较于路遥后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篇《人生》虽然不及前者内容宽广深厚，艺术上也不及前者成熟，但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的剧烈冲突，使得《人生》中情感河流的激越程度，情感构成的矛盾焦灼状态，又超出了前者。思想的矛盾乃至无解，既让《人生》切中文学的情感本质，也造就了《人生》潜在的阐释空间。

其二，集中承载着《人生》丰富内涵的高加林形象，因其塑造的生动性和现实主义典型意义，依然在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独具光彩。对路遥来说，没有《人生》的艺术准备，《平凡的世界》无从达到超越的境界，而《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却不能够取代《人生》的艺术价值，《人生》在某些方面的创造，比如高加林的形象刻画，即使长篇中也很难有人与之比肩。《人生》对于路遥文学世界的重要性，应该不亚于《平凡的世界》，甚至可以说，《人生》有了高加林，它在当代文学史的位置就是无可替代的。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高加林形象，既是进入路遥广阔文学世界的入口，也是我们无法绕过的关键性人物。事实上，从《平凡的世界》问世之日起，《人生》就与长篇研究相伴而行，或者作为人物系列中的一员，或者作为同类形象的比照，高加林本身也在形象系统研究中得到延展性认识和创获性把握。

其三，《人生》中的爱情悲剧，给人留下长久的感动和回味。《人生》中最强烈的一道亮光是高加林形象所蕴含的时代情绪和人生况味，这一切又在一个看似老旧的爱情故事框架中得以呈现。《人生》显然不是单写爱情的，但作为文学作品，它确实首先是以一曲缠绵悱恻的爱情悲歌打动人心的。而且，路遥关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路遥精神世界里纠结的诸多矛盾冲突，倘若没有爱情这个适合的承受体，则不会取得如此的思想和美学效果。《人生》中爱情关系辐射整个人生的力量，成就了《人生》，也使《人生》中的爱情成为经典，这是一种双向获取和双向完成，文学史上写爱情又超越爱情的伟大作品大抵如此。

对《人生》的爱情内涵，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层面的阐释。《人生》发表初期引起的争议，多集中在小说的爱情表现上。特别在《人生》改编成电影引起更大的反响时，有人曾在传统的道德观念立场上，谴责高加林为现代陈世美，激烈地批评他“喜新厌旧”、“忘恩负义”的不良行径，并对作家路遥对高加林形象矛盾游移的价值评判表示了不满，认为作家在人物塑造上是“本末倒置”的。①相反方向更具代表性的评论，则侧重于把握高加林爱情选择后面内含的历史进步的思想情绪，因而对高加林个人发展要求的合理性给予极大的肯定。巧珍的爱情悲剧值得同情，但她那种“忘我”或“无我”的感情状态，恰恰是保守落后的文化意识所致。路遥因巧珍的悲剧而“动摇”，“削弱作品的社会主题而向单一道德主题发展”，在充分表现现代文明与愚昧落后的冲突之后，最终以高加林的泪水和忏悔，固执地深情地回归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思想的“倒退”②。

也有论者聚焦于爱情生活本身来讨论《人生》，看到《人生》中存在“传统母性”和“当代女性”两类不同的爱情模式。③这种共存状态在路遥《人生》之前的作品中已经出现，并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也持续呈现着。面对传统和现代两种爱情模式，论者的价值评判也倾向于后者，因为以黄亚萍所追求的男女平等、人格独立的爱情取代以刘巧珍为代表的泯灭自我的“奉献式”、“依附式”爱情，显然是历史的进步。虽然路遥对巧珍身上金子般的传统美质不无疼惜和留恋，但他和他笔下的高加林在矛盾痛苦的端口，都必然性地选择了割舍。这种爱情模式的解读，与对《人生》的时代社会内涵的揭示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研究状况的简单梳理是本文立论的起点。

二

虽然人们在不断地强调爱情小说不止于爱情才是高明，但也不能不承认，因为爱情自身的魅力而成为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也不乏例证。爱情是人生固有的内容，爱情关系也不能离开人与时代社会的诸种关系而独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文学作品留在人心中最后闪亮的晶体，常常只有爱情。即使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这样富含深广的伟大作品，其中的绝世恋情永远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这就是文学的特殊魅力所在。

对于路遥的《人生》来说，爱情只是承担故事线索和思想载体的使命，还是对人类情感本身也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这其实也是关乎《人生》的恒久性和经典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生》看起来写了一个我们最常见的三角恋爱的故事，但故事内核却有所不同。作家笔下两个爱情的女主角刘巧珍和黄亚萍，虽然她们的文化素质和生活环境差异很大，但都是真挚善良的美好女子，是各自圈子里的“人梢梢”，并勇敢执著地追求自己理想中的爱情。这样的人物设置，已经与简单的“陈世美模式”有了区别。高加林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中，被两个美好女子的爱情所吸引，他有理由爱巧珍，因为巧珍的美好，因为巧珍象征着他心底与土地割不断的血肉联系，他也有理由爱亚萍，因为亚萍同样美好，也因为亚萍代表着他离开土地、追求新生活的梦想。高加林和两个女子的爱情纠葛，表现了他性格的一体两面，注定了高加林选择的矛盾性。如果高加林的人生不定位，要定位他的爱情则是徒劳的。路遥在写《人生》的时候，可能并无探索爱情本体的自觉意识，他在小说的最后以道德手段惩罚了高加林。路遥写高加林固然不仅仅为了写爱情，但就小说所展示的爱情关系来看，却潜含着人在爱情选择上的复杂性和无力感，这远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审判就能解决的问题。

分别代表传统和现代爱情模式的两个女性形象刘巧珍和黄亚萍，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其实有不少共同之处。她们一样热烈、执著、痴心难改，一样勇敢、坚定、义无反顾。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向往现代文明，她不爱本分能干的农民马拴，却爱上好高骛远的高加林，这是一种挣脱现实的精神追求。巧珍在爱情上的不现实，以及怀抱爱情时行为的大胆开放，都说明她性格中潜在的现代性，完全用传统、保守和愚钝来限定巧珍的形象是不准确的。亚萍爱高加林的理由和巧珍相似，她也是被高加林身上和别人不一样的才能和气质所吸引，不甘于张克南那种现实得没有情趣的爱情生活，“希望能有一点浪漫主义的东西”，高加林才是她梦想中的白马王子。刘巧珍和黄亚萍都是被现实撞碎了爱情理想的悲剧女性，生活位置不同，爱情幻灭的痛苦却是等同的。虽然路遥为了最终回归传统道德主题，人为地让黄亚萍表现出一些自私的庸俗的言行，但却没有影响黄亚萍在爱情上脱俗而执著的品格。所以，《人生》中的爱情变故，并非简单的环境和利益驱动，而是加入了人物深层的情感需求，并将时代变迁中爱情观念变化的迹象微妙生动地传达了出来。

在路遥小说的情爱世界中，文化观念意义上的传统和现代的两种爱情模式，构成小说中双峰对峙的爱情景观。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观念入手，对这两种爱情进行不同的解读。作家路遥在小说中一方面努力坚守传统道德立场，另一方面也明显地表露出对旧的婚恋生活的重新审视，和对张扬个性发展的现代性爱观念的肯定。无论如何，《人生》对爱情的理解和判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传统爱情的层次，正是因为有了反思和超越的力量，才构成文本内在的思想冲突，引发了人们不断阐释的欲望。今天重读《人生》的时候，我觉得，《人生》的爱情内涵并不止于作家所意识和把握到的这两个层面，虽然路遥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人生体验，决定了他在爱情的艺术表现上，只能自觉到这样的高度。

第三个层面的解读从人类爱情的本体出发。从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的所谓现代爱情为起点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现代爱情，或者充其量只是有了一些表象性的现代因素而已。黄亚萍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女青年，她对高加林的爱情是与她的个人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她以自我的需要来塑造高加林，并在现实可能的前提下接纳高加林，如果高加林越出自己的生活轨迹，多么狂热的爱恋也必然最终被舍弃。黄亚萍的爱情是真挚的，却也是有条件的，一旦高加林的处境和地位改变，他们的爱情便无法坚持下去。为个人主义理想或现实条件所阻隔的爱情，可能也是悲剧，但却因其爱情的有限性，减损了悲剧的情感力量。在这样的爱情层面上，高加林和黄亚萍是非常平等和默契的一对情人，高加林和黄亚萍的志趣相投，也表现在他们的爱情观念的一致性，黄亚萍把高加林“带到了另一个生活的天地”，这是加林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加林也很清楚，如果自己不能真正进入这一个“生活的天地”，他们的爱情就无法存活。所以，当他得知自己即将再次返回农村时，便断然结束了他和黄亚萍的爱情关系。

而刘巧珍的爱情是无条件的，她或者默默单恋，或者喜得爱情，或者痛失爱情，都是用她那颗纯真的心去承受，世界在变，别人在变，巧珍爱加林的心一直没有变。可能正因为巧珍没什么文化，她对爱情的理解才会那么简单，表现也那么执著。她对爱情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合她的心”，“就她的漂亮来说，要找一个公社的一般干部，或者农村出去的国家正式的工人，都是很容易的”，但她统统拒绝了。但无论高加林回乡当农民还是外出工作，都不会影响巧珍的感情，“如果真正合她心的男人，她就是做出任何牺牲也心甘情愿。她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路遥说巧珍“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作家所肯定的不仅是巧珍身上那种坚定隐忍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也潜含着对直抵人类内心的本真爱情的赞美。

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爱情观念的演变同样跌宕委曲，并在不断与各种外在关系的冲突之中，成为一个“问题永远比答案多”④的命题。早在鲁迅先生的《伤逝》那里，爱情关系在封建道德势力和经济困顿的双重胁迫下不堪为继，终归走向悲剧。建国后女作家杨沫创作的《青春之歌》中，政治关系驱逐了男女性爱，从个性解放的起点出发追求爱情，最后陷于否定爱情本身的漩涡。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家重拾爱情话题，虽然剥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却仍在传统道德观念以及文化阶层和经济关系的牵绊之中。作家笔下的爱情故事，还沿袭着爱情抗争外在力量的表现模式。时至今日，由于生存与爱情的矛盾的持续尖锐，令人感到理想爱情的获得依然遥远，物化的时代风潮甚至改变着人们的对爱情内质的认识，或者说正消解着固有的爱情观念。

在追求自由爱情的历程中，并不是说时代越进步，就一定越接近爱情的理想状态。在爱情这一精神领域，同样有反思“文明的后果”的必要。就《人生》来说，黄亚萍的爱情相对刘巧珍的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爱情，已然是一种进步，但这种以人本主义和个性主义为基本内涵的爱情追求，也还是处于精神文明的初级阶段。黄亚萍和高加林精神世界的契合，建立在男女平等，文化素质、趣味爱好乃至人生理想都相同的基础上，她知道“高加林是一个抱负远大的人”，只要给他机会，就会有远大的前途。不言而喻的是：“她真诚地爱高加林，但她也真诚地不情愿高加林是个农民。”高加林再次变成农民，爱情的理由就被抽取了一半。当黄亚萍感情用事地哭喊着：“我不工作了！也不到南京去了！我退职！我跟你当农民！我不能没有你……”时，我们也终于明白，所谓的现代爱情，其实是紧紧依附着现代生活方式而存在，离开这种依附的力量，两情相悦的男女之爱很容易就塌陷了。倘若现代文明的进程没有发展到能提供足够宽广和充分的物质及精神驰骋的空间，青年人个性主义的追求，必将遭遇重重险阻；但站在爱情本体的立场上说，倘若人总是在现实的围困面前畏惧和退缩，或者总是在物质文明的坐标下调整爱情的位置，爱情自由的理想则永远无法实现。

刘巧珍心中的爱情因其尚未受到现代文明的侵扰，因而更显其“本来”面目，爱的动力也更多表现在精神的层面。刘巧珍的爱情是超越现实的爱情观念的，她的爱情更为纯粹，没有任何的附加，爱情就是巧珍的“生活原则”。即使爱得没有结果，依然注重和珍惜爱情本身：“不论怎样，她在感情上根本不能割舍对高加林的爱。她永远也不会恨他，她爱他，哪怕这爱是多么的苦！”从刘巧珍方面看，她全身心地爱了，她的爱情是悲剧的，也是完成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肯定高加林与黄亚萍爱情的现代意义，在这一爱情上，寄托着作家关于爱情的新的思考和时代追求（并非当初有人简单理解的那种当代陈世美式的庸俗爱情）。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刘巧珍爱情的纯粹性和超越世俗的无限性，为爱而爱，无怨无悔，这才是人类爱情的终极理想。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人生》的爱情内涵第三个层面的解读。实际上，也只有经过第二个层面，超越第二个层面，才能抵达爱情的终极理想。

三

一直以来，人们对《人生》的史性传达及其认识价值是普遍赞赏的，争议集中在路遥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坚守方面，这一主题曾是讨论创作得失和作家的矛盾纠结状态的一个重要入口。文学以情感打动人心，而直逼情感价值的首要因素就是伦理道德。无论如何评判路遥《人生》的道德立场和态度，可以肯定地说，离开了道德力量，《人生》不会带给读者那样强烈的感染和震撼，这是文学感性的、“尽善尽美”的艺术法则所决定的。它与《人生》历史的、理性的内涵相对应，构成了作品巨大的思想艺术张力。而当《人生》所展示的变革时代逐渐成为过去，造成主人公人生悲剧的社会问题逐渐得以缓解，以道德人心所衡量的文学情感，有可能跃乎历史评判之上，成为我们再读经典的首要理由。

如果从爱情的角度看《人生》，巧珍毫无疑问就成了小说的第一主角，而另一个次要人物——德顺爷爷，则是小说爱情人生的重要支撑。爱情和艺术遇合的时候，不是人物选择爱情，而是爱情选择人物，质地纯良的爱情，并非所有人都能承载。我们有时会说，此人就是为爱而生，为情而活的，他就是爱情的理想对象，他视爱情为至高和唯一，为此敢于和乐于奉献一生。巧珍和德顺爷爷就是爱情艺术的理想形象。高加林的形象富含深刻的历史社会内涵，但他不是理想爱情的承载对象，爱情不是高加林人生的唯一和全部，他在功利主义思想支配下的爱情取舍，有他性格的合理性，对此，道德主义审判其实是无效的。高加林的爱情不纯粹，但并不意味着他不懂什么样的爱情才是纯粹和珍贵的，他深知巧珍爱情的价值，也明白自己丢弃的是一块金子。所以，也不能说回乡时高加林的痛心和追悔就是虚伪的，恰恰是这种真实的情感，更加重了高加林性格的悲剧分量。

作为一个人物典型，高加林是复杂的和动态的，而德顺爷爷和巧珍则相对单一和静态。高加林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物标本，德顺爷爷和巧珍则是一种美好的人性品质的象征。他们简单地、善良地、坚毅地活着，曾经爱过、痛过，以奉献和牺牲为人生最大的满足。在这里，爱情的质地，与文化程度的高低无关，与生活方式的先进落后无关，甚至与观念形态的道德标准也无关。路遥说，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⑤。显然，作家是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寄寓着传统道德理想的，但我们从人物身上所感受的，却并非伦理道德等理性承载，而是巧珍和德顺爷爷那纯真而“热腾腾”的心灵，是一种自由勃发的爱情状态。他们率性而为，无所顾忌，传统的道德观念并没有规范和约束他们的爱情追求。虽然他们的爱情最终在实现中落了空，却在自己心中永远美好地存活着。这种超凡脱俗的，顺应生命自然状态的爱情，正和人类爱情的本源相通。路遥，正是用他的文字表现了人的内在精神渴求，从而达到了文学精神审美的不凡境界。

理想的两性之爱，在恩格斯看来，应该是“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⑥。这也是告诉我们，爱是爱情的本源。但人类社会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赋予爱情各种各样的动机，以致相爱的本源反倒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致爱情本身成为一种理想。在爱情与非爱情力量的抗争中，传统道德观念扮演过正反两方面的角色，这在路遥小说中可以体会得到。爱情内容在路遥几乎所有的小说创作中都占有非常显著的位置，路遥在他有限的创作生命中，一直没有停止对爱情真本意义的探求和超世俗的爱情理想的表达，虽然这些努力依然更多地在爱情的外围进行，比如道德化的肯定与批判，比如现代性的努力和困扰。但最重要的是，路遥始终把人性的真善美作为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地，这既强固了路遥式的道德坚守，同时也形成一个开放的反观现代性的视野，正是后一点提供了重读《人生》爱情故事的空间，使我们能够在后现代语境中对《人生》文本进行再一次的反思和超越式的解读。

或许这就是所谓经典文本的召唤性结构，也是逝去的路遥在文学精神上卓然挺立的重要原因吧。

①刘万元：《从观众的错觉看〈人生〉的不足》，《新华日报》，1984年10月25日。林为进：《高加林和巧珍“本末倒置”》，《中国青年报》，1984年11月4日。

②王富仁：《“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影片〈人生〉漫笔》，《文艺报》，1984年第11期。

③宗元：《路遥小说情爱模式解构》，《济宁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④史铁生：《爱情问题》，《别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⑤路遥：《关于〈人生〉的对话》，《路遥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页。

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

周燕芬：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站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风格和社团流派研究，并从事当代文学批评。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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