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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仁者爱人”说新论

2010-08-15陈功文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名作欣赏 2010年8期
关键词:修己孝悌颜渊

□陈功文(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孔子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仁,亲也,从人二。”(《说文·人部》)从字义上说,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最高道德规范。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多次谈及仁,据知名学者杨伯峻先生统计,此书中“仁”字出现了109次①,远远高于其他道德范畴,可见《论语》一书仁学思想内容包含甚广。《论语》在对“仁”进行阐释的同时,也奠定了其“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仁者爱人”说。此“仁者爱人”说是一个以“三段论”为存在方式的理论体系,具体包括修己论、仁本论及博爱论三个方面的内容,且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统一的。

一、修己论

修己是孔子所强调的个人内在修养,也是仁者能在真正意义上爱人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人格都不完善,又谈何关爱他人?故孔子非常关注人格修养。修己就是律己,就是追求人格的不断完善。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以下凡引用《论语》,只写篇名)显然,成就仁完全在于自身,不必仰仗他人。也即若达到仁者的境界,必须通过个体内在的不断努力,才能完成个体人格的完善,这样才能达到修己的目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

《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也说:“仁也者,人也。”这个“人”,“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而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社会人。这样的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靠修养才造就出来的。”②靠后天修养(修己)造就仁人,此即“为仁由己”的修养方法。《论语》中多次论及这种方法。如“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仁,即使是“造次”与“颠沛”,也要心念仁爱,不得忘记。

修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孔子认为仁与学的关系密不可分。首先,孔子认为“仁”须学才能得到。孔子所追求的哲学原则是“中庸之道”,这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完美目标,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便是不断学习。为了实现仁,孔子认为先要立志,“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为学要“志于道”(《述而》),并做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这样才能“仁在其中矣”(《子张》),才能求仁而达仁,才能“我欲仁,斯仁至矣。”另外,在求仁的过程中,孔子认为还要注意一些细节:1.做到“里仁为美”。他认为“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与仁人相处能经常受到仁人的熏陶,这对“求仁”的人来说,岂不是明智之举?2.“观过,斯知人矣”(《里仁》),要从过错上观察人、考察人。3.“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能以自身为例,可以称为仁的途径了。4.“以友辅仁”(《颜渊》)。其次,得到了仁,还需学,不能懈怠。孔子主张以仁德为主,不是机械地认为一个人有了仁德,就能明了一切事理。他说:“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阳货》),其意思就很明确:喜好仁不喜好学习,其弊病是愚昧。可见,具有了仁德还需学习,这样才能明晓事理。

孔子提倡修己,不仅仅是为了完善自身,重要的是为了推行他所向往的仁德。他认为单纯追求自身的完善,还不能算作仁,至多算作是一种美德。这在《论语》中多次论及: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以上《公冶长》)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孔子把美德与仁德作了细致的区分,反映出孔子一贯主张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的思想,即孔子认为“仁”的要求很高,非一般人能轻易企及。

为了达到自己向往已久的仁道,孔子还标出了为实践“仁”应具有牺牲精神。“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仁者必有勇”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殷有三仁焉”(《微子》),殷朝的三位仁人都具有牺牲精神,故孔子称为“三仁”。这种为了实践仁而具有的牺牲精神的崇高追求便是:“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个意义上的“仁”,孔子称之为“道”,因此他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二、仁本论

《论语》“仁本论”,强调的是从伦理角度来探讨“仁”的内涵,它将众多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并依次进行阐述,探求“仁”的根本。《论语》书中提到多种伦理道德——孝、悌、忠、敬……都是以“仁”为核心,是仁在道德行为上的外在表现。

《论语》书中所提到的美德的出发点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蒋伯潜先生认为:“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者,即有同类意识所发生之同类情感也。父母、兄弟,为吾人自幼最接近之人,初有同类意识,即对之有同类情感,故‘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孟子语)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此意也。”③《论语》孝悌思想,对孟子也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孟子·尽心上》的‘亲亲,仁也’及《离娄上》的‘仁之实,事亲是也’,都是顺承孔子仁学含义的延伸,使‘孝’、‘弟’(悌)通过血缘关系从纵横两方面将氏族关系同等级制度联结起来。……孔子将‘孝’、‘弟’(悌)作为‘仁’的基础,以‘亲亲、尊尊’为‘仁’的标准,借用古代父系氏族家长制度的现成的观念,并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缩影”④。孔子强调孝,即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认为如果“君子笃于亲”,那么“则民兴于仁”(《泰伯》),这样就能达到如下的目标:“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孔子在谈论仁与孝时,也具体到实践中,“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就是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这就是孝,就是仁。“悌”本是弟对兄的一种伦理关系,《论语》指出孝悌为仁之根本,就是说孔子已视孝悌为社会的一种伦理关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从亲子、手足之爱到“泛爱众”,表现了以仁爱为中心的伦理道德教育。很显然,孔子的伦理教育强调了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他要求学生,要德育第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文化教育则在其次。

懂得孝悌之道的人,会时刻关注礼的。孔子为了复兴周礼,对仁与礼的关系看得很重,提出了仁是礼的内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既是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的愤慨,又是他关于“仁是礼的根本”这一主张的论断,它明白地告诉人们,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来实行周礼的。《论语》中仁与礼的关系是统一的,表现为仁是礼的内核,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与礼统一的仁,由于受礼的制约,人在行动上必须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克制,这样才能使人格不断递于完美,所以当颜渊询问什么是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主张个体人格的完善,也即通过自身约束而使言行合乎礼,这样才算是仁。当颜渊问如何实施时,他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这里,孔子为仁确定了外在的制约尺度。既然仁与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有仁的人必知礼,知礼的人必有仁,但在《论语》中却有一位不知礼却被孔子赋予仁的人,他就是管仲。为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孔子对其评价:“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树塞门”、“有反坫”是僭越行为,是违礼的事,所以孔子对管仲的个人道德修养颇有微词。但另一方面,他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由于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立下功劳,孔子认为这些功劳与违礼之事相比,功还是大于过的,所以给了他难得的仁。可见,孔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还是把仁放在礼上,这合乎他一贯以仁为中心的思想的”⑤。

孔子还善于从道德行为、语言、仪表等方面来阐释他的仁道,不断丰富他的仁道观。他曾对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恕合二为一便是仁。忠、恕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仁在道德行为上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如:“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敬,执事敬,与人忠,虽至夷狄,不可弃也。”(《子路》)恭、敬也是。“子张问仁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三、博爱论

博爱论应分为两个层次:初级层次表现为爱人,高级层次表现为博爱。当个体经过修己,并具备孝悌之美德时,他才会真正地懂得怎样去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把“仁”理解为“爱人”,“在孔子看来,确立自身的同时也是在确立他人,而确立他人也是在确立自身,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第一次明确表现出对人的发现,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正是孔子全部哲学的基石”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马棚失火,孔子首先想到的是人,而这人却是和马生活在一起的下人。回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人的价值,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的价值,不可能得到重视。孔子能这样做,确实难能可贵,它表现出孔子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反映出其“仁”学思想的民主性与积极性倾向。

爱人的高级层次是博爱,这是“仁者爱人”说的理想目标。“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里的“泛爱众”就是博爱。个体做到“入则孝,出则悌”,才会去“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这样才能“亲仁”,达到“仁”的境界。另外,仁者的仁爱之心也惠及虫鱼,“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由此可见仁者的博爱之心。

既然是“泛爱众”,是否什么样的人都爱呢?“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仁者不是好好先生,不是什么人都爱,应是爱有差等。在仁者那里,因为自己无私心,所以会有一把正确的尺度:在爱人的同时,会真正地厌恶那个“不仁”之人。他说:“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谆谆教诲,如长者在侧,他告诫后人要“泛爱众”,而不是亲爱一部分人;在亲爱他人时,不能亲爱不仁的人。这里,我们不妨把“仁者爱人”理解为:仁者爱一切值得爱的人。这才是孔子所追求的真正的仁。

既然仁者爱一切值得爱的人,那么在爱这些人的同时,还要遵循什么原则呢?“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作为仁者,自己想要在社会上立足也要让别人在社会上立足;自己想要事事通达也要让别人事事通达。这既是仁爱之心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泛爱众”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承认自己欲立、欲达的欲望时,也要尊重别人有立有达的欲望,这样才能使自己所爱的人生活得有自尊、有自立。另外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个人修身而言,这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连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何必要强加于别人呢?“爱人”就要立足于此,并以此为原则,才能得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由此可见,孔子爱人,能尊重人的价值,能把人看作是不同于自然物质的社会本质,这是他的一大进步,也明显有别于墨子的“兼爱”。当然,孔子所追求的仁爱,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恢复和巩固周礼的统治秩序,所以他在谈论仁时,不免带有政治色彩。因此,我们在评价“仁者爱人”这一观点时,不能简单加以概括,说孔子从“爱人”的角度来阐释当时的贵族、平民、奴隶都具有平等性。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这里孔子认为只有君子(贵族)才有仁的品德,至于“小人”(被统治者)则就另当别论了。这里,孔子将什么样的人具备仁,什么样的人不具备仁,分得十分清楚。

《论语》“仁者爱人”说是一个以“三段论”为存在方式的理论体系,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只有当个人不断地通过“修己”,他的人格才会渐趋完善;同时还要通过外界的美德熏陶,让他知孝悌、懂礼节,他才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仁”,才算得上是仁者,才能懂得真正去爱人,并进而“泛爱众”,从而具备一颗博爱之心。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228.

②⑤ 匡亚明.孔子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5.11:197.

③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27.

④ 白玉林、党怀兴主编.十三经导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95.

⑥ 王长华.诗论与子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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