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

作 者：钱之俊，安徽省无为县开城中心学校(新中学)语文教师。

60年的风云巨变，已经让今天的中学生对鲁迅变得冷淡。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下，在大师泛滥的消费文化时代，在教授、学者迷失自我的所谓学术环境里……让90后甚至80后们，如何去理解那个被教科书神化、圣化的“革命者”鲁迅？大概没有多少90后年轻人会觉得鲁迅比周杰伦、郭敬明更具有吸引力——虽然这种比较真的在亵渎鲁迅。语文教材中，鲁迅的被重视与被冷落，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极端。我们对鲁迅的重视或厌弃，都和鲁迅的被误读有关，而和鲁迅本身无关。林贤治先生说，鲁迅“这个人已经被权力者连同知识者双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弄得简直面目全非”（林贤治：《也谈鲁迅研究之谜》）。当务之急，是我们的教科书和语文教师如何呈现给学生一个真实的鲁迅，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近期有关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变化的争议，源于一些地方媒体的炒作，因为新课改以后，各地在使用新教材的时间上各不一样。如湖北省只是今年才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而安徽省早几年就已在使用。人教新版高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确实有所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被撤，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三篇。但从数量上讲，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分量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在初中教材中，各版本都收录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孔乙己》《故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鲁迅经典文章，一般都有六七篇，其中人教版的初中课本收录鲁迅文章最多，达到八篇，跟课改前的传统语文教材比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显然人教版并没有刻意削弱鲁迅的意思，更不会像媒体炒作的一样将鲁迅剔出语文课本。

新课程改革之后，在一个课程标准的前提下，语文教材开始多元化，各地编写的语文教材在选文上的自主性加大，鲁迅的“进”与“出”就成了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据说苏教版高中教材将《阿Q正传》全文收入课本，也引起过很大的争议。中学语文教材鲁迅选文太多，但一些文章又确实不好读，这成了困扰编者、教者与学习者的一个尴尬的问题。校园里有句顺口溜，说中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就生动揭示了鲁迅作品的这种尴尬境地，也着实让很多鲁迅爱好者感到五味杂陈。很多学生反映，“鲁迅的部分作品很难读懂，文字较晦涩。”“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网上看到有网友说：“中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鲁迅的文章，半文言半白话，又拗口，还经常是连标点符号都要背下来的，太痛苦了。”人教版“新课改”语文教材执行主编、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也认为：“鲁迅作品有些很艰涩，比较难读，且语言文白夹杂，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即便鲁迅在文学史上地位重要，但其作品的分量确实不必要在教材中放得那么重。”（见《文汇报》2009年7月31日）为何把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知识分子，塑造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怯、生厌的刻板形象，这里涉及了太多的因素。执掌意识形态者的一厢情愿，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混淆不清，教科书编写者的保守与妥协，教师的懒惰与素养的局限，学生接受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影响真实鲁迅形象再现和准确解读的关键。

近现代中国是一个新的诸子时代，我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鲁迅先生学有所及，范围极广，他的成就理应得到承认。在中学语文教材中，选择一些能反映他的文学成就与思想高度的作品也是再正常不过。但是，鲁迅的位置还是被过于突出了，对鲁迅的选择已经明显超越了文学本身的范围——鲁迅实际上是被“挟持”与被利用了。鲁迅曾感叹道：“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两地书·第二集七三》）李慎之先生说：“鲁迅的被利用是对他的极大侮辱。”（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鲁迅成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党派纷争、意识形态教育的工具。这是极不正常的。语文教材选文标准不应该是政治第一，党派利益优先，应该从中国文学史、思想史（或语文）的高度出发，高标准、宽范围，选择能真正代表中国从古代到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让学生意识到、感觉到，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所已达到的高度，让学生在第一流的语言文字中获得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和思想的锤炼。一个因为曾与鲁迅有过笔墨之争的梁实秋进入中学语文课本（即《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就引起了很多人不满，这种不正常的心态源于自己狭隘的人文视阈和阶级偏见。执政党已经走过了六十年，已经开始学会宽容与包容，在提倡和谐的社会环境里，让胡适、梁实秋等人慢慢走进中学语文课本，是时代要求的大趋势。晚年胡适曾针对当时台湾国文教材中浓厚的“党化教育”提出过批评：“所谓国文，是要文章写得好，可以给学生作模范；为什么要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了，他们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写得好。这些也编入教科书里去，其实是不对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可笑的是，鲁迅也并非“党国要人”，他被胡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同样划为同类：“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见李慎之文）所以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减少，应该是件很正常的事。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社会包容化的时代，让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或许是最好不过的方式。”（陈才：《鲁迅和梁实秋：政治与文学各归各》）

中学语文教材要还原真实的鲁迅，我们现有的教科书和教师用书对鲁迅身份的认定与文本解读就得重新考量。当然，我们已在新版人教高中语文教材中有了一些惊喜的发现。中国教育学会顾明远会长感叹，其实孩子不爱学鲁迅的文章，还是现在教育的出发点出现了问题，很多老师一上鲁迅的课，就开始介绍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要孩子们攻克学习堡垒，让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提鲁迅，大家就联想到一个横眉冷对的老头。这种误读，大部分是教学中带来的。这样怎么能完整地认识鲁迅的作品呢?”以笔者所见的几种语文教材中对鲁迅身份的界定为例，苏教版初中教材说他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人教版初中教材也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这个“革命家”身份的认定，是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给下的定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人教版七年级的教师用书使用的是旧版《辞海》中的鲁迅简介，而旧版《辞海》是有意放大鲁迅晚年的“革命”形象的：“1927年10月到达上海，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其他革命文艺工作者一起同国民党官方文人及其文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粉碎了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并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这时期的杂文，深刻地分析了各种社会问题，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对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文学团体。”试想：一个刚刚进入中学的孩子，在语文的课堂上，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战斗者的形象，无疑造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以后是想抹也抹不掉的。在课堂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回避一些明显的政治性的叙述，而是还原历史现场，回到文字本身？我们是不是可以还原出鲁迅一生作为一个“人”他所具有的真实的一面？作为儿子与兄长，他秉持孝道和责任，承受压力；作为丈夫，他敢弃敢爱，不怕流言；作为师长、朋友，他竭力扶持，一片热忱……思想上，他一生不屈服于任何恶的思想，对一切压制思想和人身自由的行为都表示谴责与反抗，他在竭力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因为晚年在上海，鲁迅与左翼联盟的种种关系，才改变了他一生形象的关键词。他从此不能拒绝的被划入了“左派”。其实除了如胡适所言，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还是个孤独的启蒙者，是一个平民作家，一个反专制、反集权的独立思想者，一个在学术研究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后期的鲁迅，只是个自由职业者。他的“革命”的一面，仍然只是源自他内心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的本性。“他的斗争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 以弱势者为本位的一种反抗性行为。”“永远代表着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者的利益。”“不是自上而下、‘为王前驱’的讨伐，也不是‘同级斗争’”，“从来没有那种为组织所规限的党派性”，“斗争是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的最高体现。”（林贤治：《也谈鲁迅研究之谜》）这些才是鲁迅一些最本质的东西。1949年后，很多人曾猜测，假如鲁迅还活着会怎样？半个世纪后，这个问题的答案终于浮出水面。黄宗英回忆，在1957年7月7日一次座谈会上，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对此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见《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6日）这些，我们可不可以说？又敢不敢说？

从对鲁迅身份的解读，到包括对作品的文本解读，其实都涉及到语文教师的个人素养。多数语文教师解读鲁迅，往往一味向学生灌输教参标准化、概念化的理解，解读空间十分狭隘。对于鲁迅，失去了客观而又个性化的解读，只会使鲁迅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教师的职责，韩愈早就说过“传道、授业、解惑”。而作为语文教师，又比其他学科教师多了一层情感价值观的引导教育，责任要大得多。理想中的语文教师，除了具有广博的文史知识，还应该能说会道、会写，培育出的是一个个能善于读书、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善于写作的人，是一个能够在学生人格形成、精神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学者傅国涌先生曾高度评价解放前北师大附中培养出的学生，认为他们有“健全的心智，独立思考的习惯，关怀社会的品格，具有公民意识”，（傅国涌：《人生关键阶段的参照》）他对此向往不已。这虽然得益于当时学校良好的学风，更主要的是他们有一批优秀的教师。可是，环顾左右，今天这样的语文教师多么？少之又少。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很多大学者、名作家都有过担任中小学国文教员的经历，如钱基博、钱穆、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金克木等等，包括鲁迅自己，这是何等让人钦羡的事！今天的很多语文教师，业余根本不看书，没有自己的阅读兴趣，没有思考研究的能力，面对一些历史背景根本无法还原现场，更别谈理解还原作者的心态。面对学生焦灼渴望的眼神，不能给予真正有价值有个性的答复，失去教学参考书和问题答案，就根本无法立足于三尺讲台……大量语文教师的业余时间消耗在重复备课、机械批改，甚至于喝酒娱乐上。不能否认，教育体制的局限，低收入的经济现状（尤其是农村教师），削弱了他们主动学习和参与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如今的继续教育多流于形式，并无实效）。但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如果失去了对人文知识和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又如何能拿得起那薄薄的、又沉甸甸的语文课本？如果连自己的解读都成问题，还奢望学生去真正理解鲁迅么？还指望他们“将鲁迅文章融入到现代公民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秩序中，来向学生传递与移植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给养呢？”（单士兵：《语文教师素质也是鲁迅作品被抛弃的原因》）很多教师抱怨这、抱怨那，其实应该想想，课堂的主导者是谁？编书者可以一厢情愿，学生可以迷茫，关键是你自己是否还清醒？

有些人说，鲁迅作品半文半白，许多作品在内容上时代性过强，而学生所接受教育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使一部分学生在接受上产生了隔膜，所以不适合中学生阅读。虽然有这个因素，但这不是主要问题。大多数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时间洗涤沉淀下来的，如果时代因素是主要原因，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完全舍弃古诗文的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深邃的思想，是永远没有时代隔膜的。鲁迅的作品是这样，其他名作同样如此。这里还是涉及到编者如何选、教师如何教的问题。原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铁仙教授，多年来一直参与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就接触那些革命性的文章，很可能引起现在孩子的反感，相反的就能让他们更容易接受鲁迅作品了，首先要找到其中的平衡点。”“部分学生疏远鲁迅，主要是因为时代的隔膜，鲁迅先生所面对的，是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他需要同种种黑暗势力作斗争；今天的时代则较为宽松和谐。因此，青年人可能无法体会先生作品中的价值。面对鲁迅那些深刻而沉重的思想，我们是无法回避的，关键是如何处理。”这就要求编者在选文上下功夫，教者在教上下力气。语文教材中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故乡》《风筝》《阿长与〈山海经〉》等，都是很易接受与学习的好文章，这样的“文学家”鲁迅我们都可以接受。教师要着力消解时代的隔膜，坚守住“语文”的学科特点，把握住教师的良知，一个鲜活的鲁迅怎能不可理解？

我总以为，要让学生真正深刻理解鲁迅的价值，中学阶段太早了。现在的“鲁迅教育”，是急于求成的教育，是鲁迅被架空了的教育，不是真正的学习鲁迅。多年来，大面积普及鲁迅教育已经证明是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的。我们那薄薄的几本语文教材，负载了太多不能承受之重。中学生没有一定的人文积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对鲁迅的理解也只能局限在文学的领域，不能作过高的期许。现在的中学生太忙太累了，他们要应付补不完的课，做不完的题，考不完的试，课外阅读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虽然中学阶段的课外阅读是如此重要。雷颐先生说：“一个人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溶进生命，化入血液，到了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傅国涌：《过去的中学》）有学者更是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在完成中学教育后，除非自己感兴趣，基本上不太有机会继续接受系统的人文社会教育。所以，中学里学习的文科科目，决定了很多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学的观念，决定了自己的人生观以及基于此的价值评判体系。”（《语文课本“变脸”引发热议》）阅读积累没有时间，“被理解”过于功利超前，这是一个矛盾。鲁迅恰好成了这个矛盾的牺牲品。对于真正的鲁迅研究，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工作做到大学人文通识教育中（大学文史专业还不算），而不必强求中学生被动接受鲁迅（现在的政治环境，大力宣扬鲁迅其实是件很奇怪的事）？当然，期望于大学人文教育，也许也只是一厢情愿，中国的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中学少。如今，语文教材对鲁迅篇目的调整，其实是语文学科回归语文本身的一种趋势，不必大惊小怪。鲁迅先生在天有灵，也会感到心安的。我忽然想起一首歌里唱的：“不爱我，放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