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高

2009年二月底，16万字的张爱玲作品《小团圆》在台湾、香港揭开面纱。这部完成于1976年，写作10个月，却尘封33年的长篇小说，一经面世，便因它极浓厚的自传色彩，成为港台舆论关注的焦点。四月初，大陆版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后，连登各大书店的畅销榜首，并数次遭遇断货，短短数月内曾多次印刷。台湾皇冠出版社表示，这是张爱玲近年出版的作品中从未有过的。

香港作家李碧华说过，“‘张爱玲’三个字，当中纷红骇绿，影响大半个世纪。是一口任由各界人士四方君子尽情来掏的古井，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再怎么掏，都超越不了。”①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张爱玲这样相隔若干年后还可以成为社会时尚。她的艳异姿态、惊世作风已成为时尚风向标，关于其神秘自传体小说遗稿的出版争议已经喧嚷很久了，出版后更是为各界人士提供了数之不尽的话题：自我爆料、跳脱衣舞、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子宫折断、饮水小兽……让八卦无限升温。

张爱玲遗物的守护者宋以朗在回答外滩画报记者提问时说得好：媒体永远在炒作，然后，总会有些读者看不懂。张爱玲从来没有承认《小团圆》写得不好，现在《小团圆》已经出版，再争辩下去实在没有意思，改变不了《小团圆》已经出版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讨论文学价值，及之后的“张学”地图。

张爱玲的这部神秘遗作《小团圆》，描述在传统家族长大的九莉，大学到香港念书，回到上海后和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邵之雍陷入热恋直至决裂的故事。华洋杂处、新旧并存的十里洋场——老上海，再次成为小说的故事背景，在这样的故事背景里，张爱玲又一次给我们编织了一则璀璨而又荒凉的“传奇”。

我们可以想象，离开上海——她创作灵感的源泉——多年后，张爱玲也许是想借不断书写老上海，来救赎她日益模糊的记忆：上海的街头巷尾、亭子间石库门、中西夹杂的风情、日夜喧闹的市声、节庆仪式、青楼文化、弥漫着鸦片香的没落家族……这些都一一化为《小团圆》的背景。从深层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探知张爱玲的创作冲动在于为她的始原性创伤(trauma)找寻自圆其说的解释，《小团圆》是她的“家庭罗曼史”(family romance)，显现出她与过去经验角力的痕迹。

《小团圆》与张爱玲的身世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不务正业、耽于鸦片妓女的父亲，远走高飞的母亲，邪恶无行的继母，懦弱无能的弟弟……似乎都为她的小说人物提供了现成原型，更不用说张爱玲少年被父亲幽禁、几乎丧命的经历。张爱玲藉文本来铭刻生命的创伤，将被压抑的欲望与恐惧改头换面，重现于字里行间。如此这般，《小团圆》简直可以作为心理分析的教材了。

关于《小团圆》，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开宗明义：“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②小说的确让我们看到了热情，但更看到了悲伤、挫败，几无愉悦与快乐，幸福是刹那，痛苦是久远。从心理学角度说，张爱玲对男女情爱这一话题的叙述，亦是一种解决始原性创伤所引起的痛苦的方法。弗洛伊德指出艺术“首先是一个‘逃避痛苦’的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慰藉的’、‘令人心醉的’麻醉剂”③。这是一种“柔和的麻醉剂”，它只能使人“瞬间地摆脱”压迫人的现实、文明和痛苦。张爱玲走向文学，专注于男女情爱，表现爱的始原性创伤，正是这种舒解的表现，不仅洋溢着她的“复杂的快感”，同时也是一种重新感受某个尚未被完整地经历过的往事所产生的充满活力的精神力量。

① 李碧华：《鹤顶红》，《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金宏达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② 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③ [苏] JI·T·列夫丘克：《精神分析学说和艺术创作》，泽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