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宪（绥化学院汉语文学系， 黑龙江 绥化 152061）

读迟子建的短篇小说《一坛猪油》，深为她平民化的抒写而拍案叫绝，其中的爱情故事耐人咀嚼。

小说中的“我”，也就是老潘的妻子为了投奔身为林业工人的老潘而带着三个孩子一路前行，让人想到特定年代里奔波的爱情。“我”与老潘的爱可以用“平稳”二字形容，尽管两人曾有空间的阻隔，尽管生蚂蚁（苏生）时曾经难产，尽管“我”曾有过流产和一个三岁女孩夭折的经历。“我” 与老潘的爱显示出了平民化爱情的可贵。正如许多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一样，老潘因为蚂蚁生在苏联的事而被说成是苏修特务，他不但被撤去了经营所所长的职务，而且还被人揪斗到开库康，在船站打杂。个人的经历演变为社会化的遭遇，这是老潘奈何不了的。从爱情的角度上说，“我”与老潘还算是幸运的，一生平平稳稳，互相的爱成就了每一个日子。但爱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平平稳稳的背后也并非没有波澜。在人生路上，关于爱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牵连，这种牵连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但都构成了人生的重要背景，而一坛猪油就成了这重要背景中的重要部分。

在老鸹岭客栈，客栈的男主人非要买“我”投奔老潘时带的一坛猪油。原来他买坛之意不在坛，是在乎拥有坛子的女人。这真是一种别样的方式，爱情不如意的人如果不能从不如意中走出，那就只能寻求心理安慰了。那不是一般的坛子，好坛子和好女人，这样的联系让男主人动心了，他甚至想用自己的马来换那坛子。男人的行为令人同情，只是“咱没福分娶好女人，身边有个好坛子，也算心里有个惦记”的话伤了老婆。这里，人的行动和复杂微妙的心理得到了最真实的呈现。男人老婆先是反应强烈，后是体察丈夫的跪地求坛；男主人一方面喜爱和留恋坛子，一方面又在乎老婆的反应。女人对男人的理解，男人的感动，两个人适时让步达到了暂时的和解，从中看出他们情感把握的尺度，这使得本来可能往坏的方面发展的故事瞬间停止。这对夫妇将来能怎样呢？也许女人会从这次事件中汲取什么；也许会依然如故，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在这里，作者没有把爱简单化，她是把有关爱的问题的答案留在了路上，留给了我们去思考去猜想。

崔大林当年在去接老潘妻子的路上意外地得到了一枚戒指，崔大林的妻子程英当年也因为看中了这枚戒指而与崔大林结合。对于崔大林和程英来说，这枚戒指是不义之财，他们得到它的时候，也失去了做人的准则，甚至失去了生育的可能。后者显示出某种天意，还有程英的死，都可看出人物的不当行为带来的恶果。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终将失去，虽然它会在一时间满足人的占有欲，虽然它会引来别人的羡慕。其实程英是死于她不当的爱情观的，她是世俗背景上的庸俗之人，并为这种庸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庸俗而不改，庸俗而没有想到会为此而殉葬，这是怎样的生命悲剧呀！贪财的举动也折磨了崔大林半生，成为他人生的负累。崔大林早有良心发现，只是他惧怕老潘才在老潘的葬礼上把这件事的详情告诉了“我”。从隐瞒实情到说出实情，在这个时间的长度上，崔大林和程英的命运显现出来了，时间是最好的显影剂。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现实的隐喻性。

蚂蚁从挂上来的细鳞鱼的肚子里发现了那只戒指。看来不该得到的终将失去，而失去的终有一天会回来。蚂蚁带走了那只戒指和描画着红豆的木勺去找以前他在放排的过程中认识的一个苏联女孩了，直到小说最后也没有结局。结局只能猜想了，“想着蚂蚁一定是平安过去了，跟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了”，这是小说中“我们”的心理，也就是“我”和老潘的心理，也应是蚂蚁其他亲人和我们所有读者的心理。这种心理的最大特征是希望性，希望蚂蚁把那宝贵的戒指戴到心上人的手上。但这枚戒指是复杂的，蚂蚁就是带着这种复杂性走的。人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复杂性，但有关爱的复杂性是困扰人类的最大课题，爱的魅力也恰恰在此。如果说当年的霍大眼给老潘妻子的戒指只是一种精神寄托，那么蚂蚁带走那只戒指就不只是精神层面的了，它是一种爱意的传承，但它不是隐藏的，而是大胆地向自己心中的所爱表白。“在两岸间扇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鸟儿，叫声是那么的好听。有一种鸟会发出‘苏生——苏生——’的叫声”，“我”的惦念就在这样的倾听中越发深刻起来。在这人间，爱的寻求永无止境，那位赠给蚂蚁带有红豆图案木勺的苏联女孩该是多么令人回味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极富象征意义，她具有历史内涵，又具有现实况味。蚂蚁的出走当然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为父亲，也为自己，但他又给父亲带来了深深的惦念和由这惦念带来的痛苦。蚂蚁相信爱能拯救自己。在这里，作家在强化苏联女孩的召唤意义，她的召唤已超越她本人和她的国家，成为人类面临困境寻找出路时的精神寄托。迟子建是深刻的，她既注意到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处境，又给人以希望的暗示。优秀的作家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精神的引领，这种引领不是强加，也不是高喊，它以其故事和语言的魅力感人心魄。女孩活在我们生命的前方,她给了我们多少前行的动力。那带有红豆图案的木勺让人想到相思在心里，相思在前方，相思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爱的归宿是每个人的生命寻求，这样的寻求不能不使人与人的联系深远，不能不带有特定时代的影子。出生的地方就是故乡了，这样的认识足以穿越国界，或者说爱是没有国界的，而我们的寻求就没有疆界。蚂蚁的命运给人留下了回味的余地，可以想象的寻求中的温暖也在我们的心中，它会远远大于我们惦念中的忧伤，也就是说，小说的结尾有一种爱的温情。这个为爱而出走的蚂蚁，是爱与美给了他力量。相对于小说中那些缺少爱的人，蚂蚁的寻求是对召唤的回应，这样的对比既是对爱之希望的展示，也说明对真爱的寻求永远是人心所向。另外，蚂蚁的出生与苏联医生和护士的热心和细心是分不开的，所以蚂蚁寻求的方向是大爱的方向。从蚂蚁的故事中我们会得到不少启示：我们都是一只小小的蚂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爱；人生爱的寻求总是以社会化的背景来突显个性化，突显人最本质的特征；要追求什么就会有所舍弃，尽管这种舍弃是自己不情愿的；爱的寻求是极具个性化的行为，但又具有普遍意义，追求的对象有别，追求的方式有别，但都是对人类爱的一次次升华。通过蚂蚁的形象，作家不仅为我们展示了爱的复杂性，也实现了爱在途上的命题。

小说中从鱼肚子里发现戒指的细节是奇妙的，同样奇妙的是小说在将近结尾时揭开的故事的谜底，原来屠夫霍大眼对老潘的妻子有爱慕之情，因而在用猪油换老潘家的房子时，在猪油里放进了一枚戒指。这真是一个很出乎意料的结尾。霍大眼和他的泼妇老婆别扭了一生，霍大眼病危时，在鞋店买鞋的老婆竟要把黑鞋换成红鞋，还美其名曰避邪。在这人间，任何人都有爱的权利，屠夫当然也并不例外。一个人遭遇爱情的不幸时，常要通过奇特的举动转移爱的视线。这种爱不是通过占有对方而获得实现，而是通过物质的付出来获得精神的满足。这种物质的赠与多少年竟然不被“我”所知，当“我”得知实情后，戒指的赠与者霍大眼已经死了。这就是生活的真实，这就造成了爱的遗憾。病危时都不能被老婆理解的人，他当年给人戒指的举动却能让人理解。一个人把空间上遥远的人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而把空间上很近的人在精神上排除了，这源于他爱之痛苦。需要说明的是，这枚戒指却阴差阳错地首先戴到了不该戴的人的手上，这是当年的霍大眼没有想到的。客栈的男主人是想留下坛子，霍大眼是把自己宝贵的东西给别人，这一“留”一“赠”，都表现了人的忧伤。想留下坛子而没有留下，心灵的安慰没有实现；想把戒指给人，但戒指却戴到了不该戴的人的手上好多年。这是怎样的人生命运，作家的关注让人动情，让人心生忧伤。在这里，我们没有理由怪罪老潘的老婆，因为当年她对此事毫不知情；我们也没有理由怪罪霍大眼，因为这样的表示只是精神上的意义。

“我”是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小说除了表现“我”的命运外，还通过“我”的视角串联起几对夫妇极富代表性的爱情命运。“我”既是一个爱的体现者，又是爱的观察者和体悟者，也是一个曾经毫不知情的被爱者，还是一个为蚂蚁远走而对爱的追想者。这样的多重身份，使得“我”的形象既具有世俗的可钦佩性，又具有审美意义上的可欣赏性，让人心动不已。“我”那爱的奔波和“我”眼中的人物那爱的不如意、爱的贪欲、爱的执拗中的寻求，构成了人间爱的现实。人物关系的牵连既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也实现了爱的曲折和不可测这样的人生命题。爱与不爱之间，总会给我们带来人生百味，总会让我们感到平易中的深刻。这样说来，“猪油”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猪油，它既是这篇小说的线索，也是这篇小说平民爱情的意象化。

有关爱情的小说数不胜数，高下之分自不待言。迟子建总是用她的智慧激活小说中令我们亲近的成分，小说中老潘那句猪油里的蚂蚁让他长力气的笑谈和蚂蚁压床的情节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平民爱情的意象化也有个尺度把握的问题，迟子建在这方面把握得非常好，她特别注意适可而止，这也是她同类小说的一贯风格。小说充满了有关爱的思索，这种爱的故事先是在一次行程中展开，行程中特有的自然风光和骑马的鄂伦春人使小说笼罩了别样的诗意氛围，富于韵致。“我”行程之后的叙述也注意到人物命运与自然的联系，比如与黑龙江的联系，这就使得故事意蕴深远。另外，小说的时间跨度较大，但故事叙述的简洁可看出迟子建叙述策略的调整，值得称道。

对人生的关注，很重要的是对人爱情命运的关注。感谢迟子建为读者献上了这篇意味隽永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