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玲（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州 510032）

《启蒙时代》，是王安忆2007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小说以“文革”为题材，近年来在文坛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都表现了对这一题材的关注，《启蒙时代》是继余华写作的《兄弟》之后，当代文坛的又一大家为文坛提供了又一新的“文革”文本。

《启蒙时代》显然有着作者生活经验的影子，自我“文革”时期生活经验的理性结晶。然而，就小说文本的叙述内容而言，《启蒙时代》不过是“文革”时代青年的成长史，它书写“文革”一代青年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史，或者可以称之为“文革”青年“革命理性”的形成史，也可以说是一部革命青年“革命理性”的“启蒙”史。查《现代汉语词典》，启蒙有两个词条：1，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2，普及新知识，使摆脱蒙昧和迷信。

显然，读完小说之后，笔者更认同《启蒙时代》中的启蒙之义，更贴合第一个解释，而非人类文明史上之具有开启现代理性思想史之启蒙运动，也非受西方社会思想影响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之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即启蒙，开拓了以个人独立与自由为中心的个性主义思潮，虽然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启蒙时代与沉重的民族危机及政治斗争彼此纠缠，但启蒙作为民族精神再造的出发点的理性意义，却绝不能否定。此处的启蒙之义，冠之以“启蒙”，实则与真正的启蒙无关。王安忆小说擅长以文学叙事指向文本深处理性主题的开掘，《启蒙时代》也不例外。而毋庸置疑的是，《启蒙时代》理性主题的指向缺乏理性思辨的深度，作者的写作深意是指向深层启蒙之文化意味的，但结果却南辕北辙，何故呢？本文试图从对《启蒙时代》文本叙述的理性逻辑梳理分析这个问题。

一、政治革命启蒙之叙述逻辑

“文革”青年的成长史，或者更确切而言，是革命青年的成长史。这成长有他们政治思想的成长，也有着对异性从朦胧的吸引到喜欢的情感史，情感与思想交织着彼此社会身份不同而产生的更为真实的来自于现实体验的认识史。故而，这一成长史有着明晰的痕迹，来自书本知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史与来自生活体验的感受及思考，构成了这些革命少年的思想成长史。

《启蒙时代》中虽也有非“文革”革命青年出现，但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更加清楚地叙述革命青年思想如何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从文本中读到他们的成长轨迹，一个使他们获得认识并使认识逐步深入或发生变化的圈子的变化：朋友圈－社会圈－朋友圈，而前一个朋友圈到最终的朋友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的组合和友谊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轨迹。同样，前一个朋友圈与后来的朋友圈在外延范围上则包含着更多的社会信息的内容，或者，可以概括地说，社会政治形势变化在这个朋友圈的增加与延展中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

那么我们先来梳理这个朋友圈的变化与延展的过程：南昌、小兔子、陈卓然三个少年均是革命干部的子弟，这是最初的朋友圈。在这个阶段，南昌与陈卓然的交流成为他精神成长的重要事件。在陈卓然父亲的病房，南昌认识了“小老大”，一个母亲是演员，父亲是革命干部的少年。小老大所带来的非革命意识（市民意识）的冲击，（王安忆小说中的理性定位）与陈卓然的丰富广博的革命知识的冲击，是对主要人物南昌产生影响的最初状态。

小老大的客厅，是少年们聚会的场所，是他们了解彼此与世界的地方，也是最初的少年情愫滋生的地方。“文革”少年于此建立的友谊及认识视野的拓展、人际关系的延展，都开始于这个客厅。“文革”少年的成长史，是与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的，从对革命派的审查到红卫兵运动，再到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文本中都以暗示的方式表现出来。“文革”时期的革命逻辑，是以红卫兵小将们在伟大领袖的感召下颠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我们在小说文本中看到了“文革”时期革命前辈们被诬为“反动”的激进的革命逻辑，激进的革命派否定了前行者的足迹，其目的不过是利用激进的革命理论获取政治权力的控制及支配权，与真理无关。这些少年们大多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们的父辈在过去的革命历史中获得了革命的政治资本，而“文革”初期政治形势的变化，又使得更激进的革命派们为了确立他们这个群体的政治地位，将以往的政治意识形态推向激进，藉由这种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获得了批判前者的政治资本，而激进的小将们将之视为自我革命理想实现的途径。少年们在政治意识形态的q教育下，为了追求“高尚纯粹的政治理想”，坚决地与落后于时代的父辈划清界限。他们对于父辈的轻蔑、冷漠、批评，在所谓高尚的政治追求中被“神圣化”，而实则暴露出政治本身的荒诞无稽。

相比较于“文革”少年的革命伦理，他们的父辈的革命意识则包含着更多的思想内涵，革命的正义立场有着特定政治历史时代的合理内核，对贫困及社会正义匮乏的反抗，更博大的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之爱，个体理想主义追求的多重层面，成就了这一代革命者。因而“文革”时期，当更激进的革命伦理取代以往的革命伦理时，他们有着根植于人性及革命理性的价值评判立场，南昌的母亲跳楼自杀，七月的母亲在丈夫被审查时公开向子女声明的态度，都反映出这一代革命者革命伦理的复杂及丰富性，这是人伦情感及革命理性的矛盾结合体。

南昌等少年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知识的获取，似乎是他们思考当时的社会政治，个体精神成长的重大事件。王安忆在小说中对少年们焦灼的思虑，对世界对现实的如饥似渴的认识，无不给予了热切的关注。追求革命，对南昌意味着政治的进步，意味着合乎时代的要求，而他自身是蒙昧的，对于革命的追求并非建立在独立思考之根基上。南昌在滔滔不绝的陈卓然面前的自卑感，是因为自己不能如陈卓然那样对革命原典有着狂热的迷恋及热忱。他在小老大面前的陌生感，是人性天然情感及审美感知及思考能力的匮乏。南昌对于母亲之死的漠然，与亲人之间关系的漠然，对父亲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厌恶，均是一个正统革命时代革命思想教育下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心理。革命放逐了基本的人伦情感，也放逐了无关革命的个体审美及思考。南昌父子两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最终调和是以南昌之父对自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本性的思考完成的。而南昌最终产生对父亲政治命运的同情之感，是自我革命意识形态追求受挫的直接现实促成的。与其说是对父亲生命历程的同情，不如说是从自我政治追求的感伤中产生的同病相怜之感，并非对父亲自省意识的理性理解，他更没有能够超越政治意识对反复无常的当下政治现实的理性思考。南昌的理性意识是匮乏的，他缺失基本的人伦情感，也缺失更深层的对生命意义的本质思考。其精神世界是盲目政治教育的蓝本，既缺乏自我认识的能力，也匮乏自我反省的能力。

二、市民意识叙述的逻辑

小老大在文本中的最早出现，就意味着市民意识对革命青年的另一重影响，革命青年们在小老大的客厅聚会，听小老大读屈原的《离骚》，包括小老大的外婆对他们讲述的一些上海的流言，有着黑幕与言情的味道。对于小老大及其外婆的生活及趣味的本质，王安忆在小说中，给了我们非常明晰的理性定性。“于是，在某一方面来看，这客厅也可说是这近代城市生活的一个缩影，体现了浅俗又新鲜的市民文化……这客厅的灵魂依然是小老大，而外婆是小老大的灵魂。” 严肃的革命意识形态与世俗的市民文化消遣彼此转换与改写，使他们均获得了各自虚无精神的满足。而在我看来，小老大与外婆并不能构成完全一致的市民意识的定性，外婆的精神世界里是世俗的流言，是由世俗变故的事件与传说构成的，真实与传说之间并不矛盾，看重的是事件与传说蕴含的多变的世俗人生的本质及悲欢离合的情绪需要的满足。而小老大，绝不是市民意识可以定位的。小老大的敏感，病弱的体质与阴柔的气质，以及他对于世界的个人意味的思考，是对生命的脆弱的感受与思考及试图超越脆弱的审美感知的组合，是非常个人化的，在“文革”时代，更是稀缺的，另类的。小老大的母亲，“豁辣”的外婆养育的上海的摩登女儿，具有适应多变的现实的社会本能，从进步演员到新四军的政治身份变化；与革命资格牢靠的继父组合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使得小老大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及生活条件，加之敏感的个人气质，都是促成他能够有优裕个人思考的前提条件。

小老大的思考在我看来，是基于自我脆弱生命的生命思考，有着人性的内涵。他提示南昌注意龟背叶片上的漏孔，并以小兔子得到隔离审查的母亲转来的问候时大哭一场的事例作比，喻示着自然的人性情感在禁锢时代的突然表露。他生活中突出的对审美的热爱，是自我精神生命对有限脆弱生命的努力超越。小老大的存在，更应体现的是个体普遍的对生命的思考，在小老大对屈原式失意人生的同情与认同中，从自我生命的脆弱的经验中，趋同的是生命的虚无感。

与此对应的是小说文本中“文革”青年生命的粗糙感，及空洞的政治意识，基本人伦及人性天然情感的匮乏。南昌父亲对于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本性的反思，陈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是文本中对革命理性的思考。南昌父亲从自我革命生活及经验的历程，反省了小知识分子革命历程的理性本质，认识到了小资产阶级脆弱的人性本质与革命要求的强力人性的根本矛盾，从而认识到了自我革命的悲剧本质，无法彻底融入革命，成为绝对的革命理性主义者，因而注定最终只能被革命放逐。陈卓然的革命理性思考，是建立在革命理性知识的积累之上。他对马克思著作着迷的研读，使他能够从书本及生活经验中反复思考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但这种思考有着本质的局限，这是王安忆作品中忽略的重要方面。陈卓然对于小市民性的思考，他肯定的是大姑身上的“厚”与南昌大姐身上的“沉稳”，将这种“沉稳”的人性品质与小市民性等同。而这实际上是值得质疑的，小市民性所代表的，毋庸置疑应当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的社会有产者的阶级品性。对于完成了私有制彻底改造的“文革”时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有产阶级，他们不过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无产阶级，被改造的小有产者，而小市民意识不过是喻指他们过去身份的意识形态代号。大姑及大姐既非资本家也非有产者，这两个人物根本不能代表小市民性，她们的“沉稳”非世俗的市民意识，而是来自乡村土地的厚重，生存的沉重与艰难，而非小市民的现实立场。同样，舒娅，舒拉，颖珠，嘉宝这些所谓的小市民的子女，也无法定性为小市民意识，他们的父辈及他们只不过与革命干部及其子女的生活有着根本隔膜的普通群众。并非真正意义的小市民。马克思原典中的小市民，是有着明确的经济定性及阶级定性的，两者是不可分的。没有有产者，即无合乎理念意义上的小市民。陈卓然不能从根本的经济政治关联的本质中思考当下的“文革”政治，他无法走出这种局限，也说明他的理性思考依然跳不出封闭的系统，因而也无法获得来自理性立场的超越思考。普通群众的子女们，没有革命干部子女的政治优越感，家族遗传的务实的生活逻辑使她们与这些革命知识青年在个性气质上截然不同，他们没有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情绪，他们来自于生活经验的朴素判断也最终构成了对这些革命少年们所倚重的政治观念的解构。即便如此，王安忆依然饶有兴致地给予了她笔下的革命少年们“思想者”的高位肯定，他们俨然完成了更加深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思考。

综上所述，《启蒙时代》中的启蒙意识是非理性的，革命理性并非独立意义的现代理性，文本中的启蒙意识与人类文明史于十七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开启的理性主义传统并无关联。

康德在其启蒙定性中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②。《启蒙时代》之启蒙在本质意义上并非个体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智摆脱不成熟状态的启蒙，个体是非自由的，在政治蒙昧下运用的理智无法超越蒙昧政治的理智。“一场革命也许会导致一个专制的衰落，导致一个贪婪的或专横的压制的衰落，但是它决不能导致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而新的成见就像老的成见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乏思想的民众的缰绳。”③

从现代理性而言，文本的启蒙意识均是需要质疑及批评的，理性是建立在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基础之上的，具备独立的价值评价体系，并依据此体系进行评判，它排斥盲目的信从。

在文本中，作者丧失了理性的批判立场，无法超越时代记忆进而理性地批判与反思“文革”史，小说不过是“文革”青年的成长史，或者确切地说，是“文革”一代青年的政治成长史。他们对于“文革”历史时期的社会事件、家庭事件的价值判断及情感判断，无一不是根植于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立场。

① 王安忆：《启蒙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②③ [美]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