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葵

佛心 人性 革命
——读歌剧本《红尼之歌》

□安 葵

改革开放以来，剧作家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上都在努力寻求突破，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如采茶戏《山歌情》、京剧《啊！山花》、粤剧《驼哥的旗》、眉户《土炕上的女人》、楚剧《大别山人》等都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的模式，塑造了性格鲜活的人物，写出了普通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成长和奉献。读了唐淑珍创作的歌剧本《红尼之歌》，我感到她又别开生面。剧本写一个女孩儿因家庭毁灭流浪乞讨，被老尼姑收留，托身佛门，后来在革命战争中参加了红军，从遵从佛门信仰爱惜一切生命，到亲手开枪打死凶恶的敌人，故事带有传奇性，人物性格有很大的发展，然而又非常真实，它可以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小尼姑慧静自小在佛门修养，心地善良，对充满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是不理解甚至是恐惧的。但当她看到敌人放火烧毁了寺院烧死了师父，又追杀怀抱婴儿的女红军，并且也追杀她这无辜的尼姑，她在苦难中发问：“人海茫茫，菩提树何在？”是红军救了她和保护了孩子，又听到红军小战士们倾诉仇苦的家史、看到红军干部“甘舍己，为他人”，如同“佛祖的胸怀”，她便从佛家教义的角度理解了红军。她认为红军的行动与佛家所主张的“消灾去厄，普度众生”的精神是一致的。从唯心、唯物的哲学角度，常常认为革命与宗教是对立的，但从对待“众生”的态度，从善善恶恶的是非观，慧静看到革命与佛心的相通处，这也可以帮助没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年轻一代更全面地理解革命。当然革命者和佛门弟子所走的道路和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古代的人物，如《水浒》中的鲁智深，他的行为是对宗教的背叛；而慧静为救红妹开枪杀死敌人，她从佛教的“惩恶扬善”的主张中找到肯定自己行为的依据，这是对宗教思想的超越。这种超越标志着慧静在革命中的成长，这成长是自然的、合理的，既是革命性的增强，也是善的扩展。慧静在革命队伍中短暂却不寻常的经历使她坚信，红军“就像佛祖西天来，如同杨枝水清清”。也坚定了她“我喜良善，我怒邪恶”的信念。革命不是使慧静的佛心泯灭，而是使她能为善的信念更果敢地行动。

作者也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调写了慧静的女孩儿心理。她爱受伤的大雁，她爱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爱花，她爱山歌，她爱美。她听到孩子的哭声，“赤子的呼唤，述说着求生的哀恳”，她便要求冒死下山去寻奶。在这里，佛心、人性和革命之情，融合到了一起。她看到女红军的秀发很羡慕，而女红军则送她小木梳，对她说，你也会长出漂亮的头发来，这看似淡淡的一笔，却能引人思考。宗教确有压抑人性的一面，《双下山》等传统剧目就描写了青年僧尼冲破压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红尼之歌》则写出在革命过程中必然带来对受压抑人群人性的解放。如果不是敌人残酷地毁灭她年轻的生命，那么她一定会和千千万万女孩子一样，过上正常的美好的生活。

读过《红尼之歌》，想象着呈现在舞台上的情景，我感到革命斗争的年代是残酷的，而革命的生活又是美好的，革命者是心灵美好的人。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他们的光荣和幸运。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剧目应该达到的目的。也因此，我认为《红尼之歌》是一部令人欣喜的作品。

2009年元月15日于北京

（王安葵：著名戏剧理论评论家，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