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俊霞

回顾我国的音乐领域，关于声乐艺术的划分方法，“三种唱法”——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一直占天下独尊的绝对权威地位。无论是在各种新闻媒体上，还是在各种演出、赛事中，也无论是业内的声乐艺术家、声乐理论家，还是业外的广大观众或听众，更无论是专业的艺术表演团体，还是各类院校的声乐系或专业，都一直使用着这一分法，并且习以为常、天经地义，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

然而，照我看来，这种分法并不科学，也不确切。从实质上说，并不是“唱法”，而是在风格基础上形成的三大乐派。

如果从“唱法”上说，无论是美声，还是民族、通俗，从总体上和实质上都是一致的，顶多是大同小异的。即都讲究发声、呼吸、共鸣、语言。仅从“唱法”上看，并无太大太多区别，只是发声部位、共鸣调节、气息控制略有差别而已，并不是各自本体属性的差异。

从总体上说，美声、民族、通俗的主要区别在于艺术风格，即美声呈现音色优美、明亮、圆润、丰满，音与音的连接平滑匀净，花腔装饰乐句华丽灵活的艺术风格；民族声乐呈现声由情发、声情并茂，以字行腔、字正腔圆，真声为主、假声为辅，清亮明晰、亲切自然的艺术风格；通俗声乐呈现追求自然朴实、动感随意、载歌载舞、借助话筒的艺术风格。

而作为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的流派，主要是以不同的艺术风格来区分的，亦即相同的风格划为一派。所以以笔者愚见，所谓“三种唱法”，并不是“唱法”，而是“三种流派”，即美声乐派、民族乐派、通俗乐派。

就连我国的权威工具书《辞海》，也显示出在这一问题上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它沿用“三种唱法说”，将美声乐派作为“美声唱法”，列为词条；另一方面，它又对这一词条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7、18 世纪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种演唱风格……”（见《辞海》缩印本第2312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版）请问：到底是“唱法”还是“风格”？“唱法”怎么又是“风格”？这显然陷入混乱之中。

细考“美声唱法”的由来，并不源自意大利，都是我国翻译惹的祸。所谓“美声唱法”，并非原意，意大利语原词是“Bell Canto”，Bell是美丽、美妙、美好之意；Canto是歌曲、歌唱之意，所以应译成“美妙地歌唱”或“美丽的歌曲”，而与“唱法”毫不相干！硬译成“美声唱法”，不仅于理不通，曲解了意大利美声乐派的原意，而且连累了我国的民族乐派与通俗乐派，都连带成了不伦不类的“唱法”，真可谓贻害无穷！

其实，对于这种错译，我国的许多声乐专家早就有所发现。著名声乐艺术家与声乐教育家郭淑珍在上世纪8 0年代就指出：演唱方法主要是一种生理机制，它虽然也包括一定的审美习惯在内，但用它来概括某一种民族的声乐文化是过于狭隘的。“郭先生的这一观点使我们想起了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一句名言：文化解释不应是生物解释。……演唱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永远是一种暂时的方法，因为，无论什么唱法，它们所追求的科学的发声原理是一致的。”（王次炤：《郭淑珍中国作品演唱和教学述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 年第2 期第89 页）尚家骧更直接指出：“Bell Canto这个意文词的直译应是‘美妙地歌唱’（兼有‘美丽的歌曲’的意思）在中国一直被译作‘美声唱法’。其实它不仅是一种发声或歌唱的方法，而且还是一种歌唱的风格和流派。……其实译成‘美声唱法’不如译成‘美声学派’更为恰当，但‘美声唱法’一词在声乐界久已流传，故只得从俗，沿袭使用。”（《欧洲声乐发展史》，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笔者赞成尚先生对“美声唱法”错译的批评意见，也赞赏他所提出的“美声学派”的艺术主张，但对于他的“只得从俗，沿袭使用”“美声唱法”的观点，实不敢苟同。在笔者看来，既然明知有错，就应立即改正，而不应将错就错、以讹传讹。

事实上也有人试图予以改正，韩勋国在其编著的《歌唱教程》（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 版）中就将“唱法”与“学派”合一，称“美声唱法流派”、“中国民族唱法学派”、“通俗歌曲演唱流派”。我认为这一折衷捏合的做法也并不可取，还是干脆彻底地将“三种唱法”改为“三种乐派”为好。笔者人微言轻，愿有关权威部门早日纠此错误，以利我国声乐艺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