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勤 邱 斌

制度因素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机理

在开放经济体系中,东道国的技术进步除了自身的研发投入等因素以外,还得益于外资的另外一个特性——技术溢出效应,例如,内资企业“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累积效应,又如跨国公司子公司中的教育培训和外国专家对本土员工的示范效应等。FDI可能的溢出渠道是否畅通和有效同市场制度、市场如何配置资源等条件高度相关。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而言,制度的不断演变对企业的选择和发展尤为重要。总体来看,不论是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都会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

1.市场体制

市场体制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主要通过作用于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来实现,在当前的市场体制下,资源集聚易于受到阻碍,这使得高效率的知识吸收和技术创新难以实现,也直接影响到了内资企业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效果。已有的研究发现,由于市场制度不健全,国有经济部门的要素扭曲高于非国有经济部门①史晋川,赵自芳.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7(6):42-47,这种所有制约束下的要素扭曲常常会降低技术创新的市场效率和价值,特别是当前国有企业大量地向资本密集型且带有垄断性质部门的集中更加加剧了这种扭曲。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影响,一部分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即使存在着技术吸收的机会,也无法转化为技术积累;另一部分企业虽然有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却存在着较高的技术吸收成本,因此降低了技术积累的效率。同样,市场制度的不健全也带来了企业利润的扭曲,企业利润特别是国有企业利润取决于多种非经济要素,寻租行为、行业垄断、人脉关系的广泛存在等使得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被弱化,技术的预期收益降低造成了企业对先进技术吸收和创新意愿的降低。总体看来,不健全的市场制度降低了企业技术吸收的意愿,推高了技术创新的成本,从而影响内资企业对FDI技术溢出的有效吸收。

2.外资鼓励政策

各级政府在引进FDI的业绩压力下,纷纷对外资企业给予了“三免两减半”等优惠政策,甚至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之上追加了降低地价等更为优惠的引资政策。在种种优惠政策条件下,FDI的决策与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FDI技术溢出的效果,这一点可以从FDI的区位选择理论中寻找到某种解释。但对于中国区域内部而言,为了构造更好的“区位优势”,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往往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这样的待遇对外资技术溢出形成了三个主要方面的负面影响。首先,外资无需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就可以获得相对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造成外资进入质量降低,较低技术的外资企业也得以进入中国,由于在技术上不具备领先性,技术的溢出也就无从谈起;其次,拥有较高技术的外资企业则可以从容面对竞争,不必为了应对在东道国的竞争而要求母公司转移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体系,也不急于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使得竞争效应和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技术溢出渠道失效;第三,因为外资企业在税负上的优势,其产品的成本较低,这种情况的存在恶化了国内企业的竞争环境,不利于国内企业的资本积累,也增大了国内企业研发的风险,不利于国内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

3.金融市场效率

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至关重要。首先,从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来看,如果企业能够从融资能力较强的金融市场上迅速获得资金支持,不管对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还是新兴成长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都缓解了资金瓶颈,使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也会上升,金融市场由此发挥了蓄水池的作用。国内企业在吸收和利用新技术时,需要购买新机器,雇用新的技术工人,原有技术和新技术的差距越大,外部融资需求就越大,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将极大地影响企业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需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前向和后向联系,新企业的建立和在位企业的成长都能够有效地拓展和加强FDI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的溢出渠道,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够推动这些企业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FDI的技术溢出。其次,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于FDI的区域选择而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外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往往也需要通过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来融资,融资能力较强的金融市场对外资企业的融资活动提供了便利,因而,在完善的金融体系下,大量FDI的进入则为技术溢出提供了可能性。考察中国的现实情形会发现,股票市场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融资活动,特别是在外国企业能否在东道国股票市场上融资这一问题的不同做法,也在较大程度上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包括研发投资行为。再次,从金融市场的体制来看,相对公平合理的金融市场应当尽可能摆脱人为因素,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对金融资源的获得机会应当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公正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具有潜在发展实力的企业提升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则是FDI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有利信号。

4.市场分割

市场分割可以划分为内部市场分割和外部市场分割两种形态,内部市场分割即国内各地区市场的不统一,外部市场分割即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分割,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分割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实现路径存在差异。首先分析内部市场分割的影响。我国的内部市场分割主要源于行政性分权。从1978年开始的行政性分权主要包括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实施财政包干体制,扩大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融资权限,下放企业管理权限。这使得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福利效应,很大程度上从本位主义出发而扭曲和分割了原本统一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导致区域间的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发育程度远远低于在统一市场情形下的水平。这种情形对微观企业的直接影响就是无法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中发挥各自的优势,自主创新能力受到遏制,国内企业的技术扩散不通畅,对外部技术包括外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受到影响,即使企业外部存在可供利用和借鉴的高新技术(例如FDI溢出的技术),也难以在本企业内部运用,最终表现为FDI技术溢出效应受到阻碍。其次考察外部市场分割的影响。如果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之间处于分割状态,必然对FDI的流入形成障碍,这会直接减少FDI的流入量,FDI对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也会下降,并且降低了FDI技术溢出得以实现的可能性。此外,FDI实际上是国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外部市场分割则会遏制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而且国内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会明显不足,总体上将会降低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开发新产品的意愿,放慢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步伐,最终降低通过竞争所产生的FDI水平型溢出效应。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外部市场分割,各级政府都会通过各种措施吸引FDI的流入。不过,在如此高的开放度下,进入中国的FDI有较大的比例从事简单的加工贸易,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FDI的技术溢出受到了很大的制约①刘志彪,张杰.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的决定——以江苏省为例的实证分析.南京:“FDI,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2007。

实证分析

在分析制度因素影响FDI技术溢出一般机理的基础上,本文将结合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制度因素对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路径及其结果。在分析制度条件下FDI技术溢出的影响时,学者们较多通过构造含有FDI与相关因素连乘的交互项的模型来考察特定因素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影响,参考已有的研究方法,本文实证分析中引入制度因素变量I和FDI×I乘积项,分别衡量制度因素和制度约束下FDI技术溢出的表现。回归方程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经典模型作为基础,具体设定为:

其中,Y是各省份内资制造业企业的总产出,以各省份制造业销售产值总和衡量②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较多以工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因我们无法获得各省市制造业增加值总和数据,在这里使用销售产值作为替代。;K是各省份内资制造业企业的资本存量,以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总和来表示;L是各省份内资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投入,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总和表示;TECH代表科技进步,我们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看科技进步,以各省每十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衡量;FDI是外资影响,以三资企业资产存量占全部制造业企业资产存量的比例衡量,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情况;i和t分别代表区域和年份,β0代表截距项,ε代表了整个回归方程的误差项,服从独立同分布。INSTITU和FDI×INSTITU分别代表制度的影响和制度与FDI对技术溢出的交互影响程度,根据上文中制度因素对FDI技术溢出影响机理的分析,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和模型设定,我们从行业效率、外资鼓励政策、金融市场效率和经济开放度等四个方面来考察区域层面制度对制造业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制度因素变量详述如下:

市场体制(INSTITU1),以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与内资企业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之比衡量。现有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而言有较多的限制,经营效率较低①钟昌标.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7(9):62-70,且很多国有企业拥有政策性、垄断性资源,即使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也不一定会有吸收技术溢出的激励;民营企业在吸收技术溢出方面更加积极,当国有企业份额较大时,会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但也有学者指出,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在融资、规模、市场准入和政府保障等方面较为弱势,民营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如国有企业,较难对FDI的技术溢出形成有效的吸收。综合看来,国有企业较多,将对民营企业产生“制度性抑制”,但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却难以确定,需要利用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外资鼓励政策(INSTITU2),以内资部门税负与外资部门税负之比来衡量。外资企业在我国往往拥有“超国民待遇”,我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对外资企业给予了国内企业无法获得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在引资竞争的驱动下,额外出台了如“三免两减半”等一类政策,促进外资源源流入。这样的“超国民待遇”使得外资不使用先进的技术就能取得很强的竞争力,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伪外资”。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用内资部门税负与外资部门税负之比衡量政策对外资的促进程度,该比值越大,表明政策对外资的鼓励程度越大,外资技术溢出的倾向就越小,甚至会严重阻碍外资的技术溢出。

金融市场效率(INSTITU3),以各省市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额与GDP之比衡量。金融市场发展对FDI的溢出效应有显著的影响②Laura A,et.al.FDI Spillovers,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MF Working Papers,2003(186),一般情况下,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受制于融资能力,在吸收外资技术溢出时,国内企业原有技术与新技术的差距越大,其外部融资的需要就越大。外部融资环境与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金融市场的发展意味着融资环境的优化,我们借鉴了Goldsmith③Goldsmith R W.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等学者对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程度的衡量方式,以各省市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额与GDP之比作为金融市场效率的衡量,比例越高,意味着融资环境越好,也越有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经济开放制度(INSTITU4)①该指标与前文所述的“市场分割”概念相反。,以各省市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一个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体现了它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其所吸引的FDI数量可能也就越多,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产生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的机会也就越多,FDI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也会因此加大;另一方面,来自外部市场的竞争会促使外资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通过技术转移等其他方式提高前向和后向关联企业的技术水平,并且对同行业的国内企业产生示范作用。由此看来,较高的经济开放程度在促进FDI技术溢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各省市制造业数据由该省市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加总得出,其中,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在回归样本中已被剔除,用于回归分析的省份为30个。在数据的选取中,外资企业相关数据采用“三资企业”的对应指标,内资企业数据则根据“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与“三资企业”对应指标相减而获得。本文实证研究样本起始年份为2001年,样本区间为2001—2007年。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源自200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2001—2007年国研网工业经济数据库。

由于我国部分省市之间利用外资情况差异较大,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容易产生异方差现象,研究在进行回归时分别采用固定效应(fixed-effect)模型与随机效应(random-effect)模型做出了估计,同时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优劣,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为简明起见,仅列出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在拟合的过程中,本文对制度因素的分析次序是,先分别考察每一项制度因素对产出的直接影响,再考察每一项制度因素与FDI的交互作用对产出的影响,详细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全国各地区制度因素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

总体看来,内资企业的资本投入(K)和劳动力投入(L)对内资企业的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和C-D函数的定义一致。四种制度因素的回归组合中技术进步变量(TECH)大多在5%或1%水平上正向显著,这表明对于内资企业而言,当前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对产出的推动力较为显著。在各种回归组合中,外资影响变量(FDI)都是正向显著的,即总体看来,在控制内资企业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仍然是存在的。细分来看,各种制度因素对内资企业的产出影响并不一致,与FDI的交互影响也有区别。

回归方程(1)和(2)中,市场体制因素对内资企业的产出形成了负向的影响,即国有企业所占比例较高的市场体制是有待改进的市场体制,其配置资源的功能有待提升,否则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这一点恰好验证了前文的判断。在回归方程(2)中市场体制因素与FDI乘积项同内资企业产出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这说明与FDI的交互作用没有阻碍FDI的技术溢出,反而增强了FDI的技术溢出,其原因可能在于,尽管市场体制不完善,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但国有企业的资金雄厚,人才储备充足,相对民营企业而言,更容易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哪怕是“低效率的FDI技术吸收”。

在回归方程(3)中,外资鼓励政策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说明东道国如果用减免税收的方法来鼓励FDI进入,在客观上会造成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受阻,其原因是,对鼓励政策反应敏感的往往是成本导向型的FDI,此类FDI进入东道国的真正动机是减少纳税,未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因此难以产生技术溢出。相反,市场导向型的FDI为了能够长期地占领东道国市场,很可能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从而更加容易产生技术溢出,因此“超国民待遇”的外资鼓励政策只是对难以产生技术溢出的成本导向型FDI产生吸引力,回归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基本吻合。在回归方程(4)中,外资鼓励政策和FDI的乘积项在5%水平上负向显著,说明外资鼓励制度对FDI技术溢出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和我们前文的分析也比较一致。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制度鼓励下,FDI不需要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就能获取竞争优势,竞争效应、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等技术溢出渠道受阻;另一方面,制度鼓励下很多“假外资”和低质量外资本身并不具备技术领先优势,当然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无从说起了。

在回归方程(5)和回归方程(6)中,金融市场效率变量及其与FDI的乘积项对内资企业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对内资产出和FDI技术溢出效应都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如前文所述,金融发展指标提高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内资企业通过重组,购买新设备等方式学习外资先进技术,这不仅有助于生产组织的改进,而且减少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因此有利于内资企业对外资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提高。同时,在金融市场的支持下,外资人才流入内资部门或自我创业时,能有效地将潜在的外资技术溢出变为现实。此外,金融市场的支持也能促进外资通过前向和后向效应的技术溢出,这是因为,一方面,融资保障有助于本地供应商扩大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也鼓励了新的供应商企业的产生,进而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产生。当然,由于我国居民存款意愿较高,我们的指标设计可能高估了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市场效率,但从理论分析和以往的经验研究来看,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是显著存在的。

在回归方程(7)中,经济开放度对内资企业的产出在10%水平上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一个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体现了其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经济体的活力越大,外部市场规模也就越大,相应的内资企业产出就会增加。回归方程(8)中经济开放度和FDI的乘积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经济开放程度提高阻碍了FDI技术的溢出,这和我们的预期相反。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同我国经济开放度很大一部分来自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有关。加工贸易有“两头在外”的特征,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其前后向联系大都来自于国外,而技术创新可以由母公司直接转移而来,它们没有技术溢出的激励和意愿,而从事加工贸易的内资企业大多被“锁定”和“俘获”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上,因此也难有技术创新。所以,尽管来自于外部市场的竞争会促使部分外资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通过技术转移提高前向和后向关联企业的技术水平,并且对同行业的国内企业产生示范作用,但由于加工贸易的大量存在,经济开放度在总体上体现了对FDI技术溢出的负向影响。

结 论

本文基于制度因素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的效应,分析了在市场体制、外资鼓励政策、金融市场效率和经济开放四种制度条件下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产出的影响,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1)由于我国市场体制的不完善,资源配置受到人为因素的扭曲,造成内资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偏低。总体而言,市场体制未能显著促进内资企业的产出水平,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提升。但由于国有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吸收和创新实力,十分有限地实现了低效率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因此,不断完善市场体制是我国政府今后的一项长期任务。

(2)在现有外资鼓励政策的条件下,FDI对内资企业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总体上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给予外资企业低税负等“超国民待遇”政策支持方式只适合在引资初期广泛使用。所以,在现阶段,应对FDI所进入的行业和FDI的技术含量做出适当的甄别并作出相关规定,使得能够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成为今后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

(3)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地促进内资企业的产出水平。当然,该结论并不意味着中国当前的金融市场已经足够完善,恰恰相反,中国的金融市场依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理由相信,金融市场问题的逐步解决将会在促使FDI技术溢出的产生上创造更为良好的金融制度环境与条件。

(4)市场开放度有效地促进了内资企业的产出水平,然而,在目前的市场开放情形下,外资企业的“窃取效应”也会对产出水平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中国今后利用FDI政策的基本走向应当着眼于通过增量外资来调整FDI的产业结构,避免与本国原有产业结构过度重复,通过提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FDI的比重来推动其与本国现代制造业的快速协同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产生与本国制造业之间的前后向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