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井洋史

(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

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坂井洋史

(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已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附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80年代启蒙话语影响下展开的“研究”之双重覆盖下走出来，进入新的阶段，在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偏向和缺席也逐渐被自觉，成为克服/填补的对象了。这一情况也可能将巴金研究推至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姿势是，将所有的问题从先入为主的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加以审视，尤其是对于权力、意识形态、政治等“非文学”概念的冷静对象化至关重要。这些概念或多或少带有时代语境的支配而形成其“负面”意象。一旦脱离如此时代性和特定语境的支配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这些“非文学”概念的漠视甚至于无视只能导致“文学”本身的贫瘠；如果不把这些“非文学”的概念从“文学”里一概地加以排除，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视角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如此研究姿势，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从80年代启蒙话语的偏离。今后巴金研究的起点，也可以放在如此认识上。

巴金；五四；启蒙；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学”

一

将有关“人”的个别事象置于历史性框架中而对此进行评价是一种不断伴随着某种紧张感的行为。原本我们一方面认为受特定意识形态支持的历史叙述是舍去多样的细节而获取其“故事”*在考察历史叙述时引入“故事(story)”概念受到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元史学》(Metahistory1973)等著作中观点的启发。情节之整合度的；一方面又接受另外一种观念，认为“人”是被以其内在唯一性为主要存在依据的“主体性”所规定的、非等质的存在，亦即是凭借“多样的细节”而存在。与此同时，认为“人”的存在可以用理性完全地加以认识和操控的启蒙主义观念早已受到质疑：一旦某种特定的“关于人的想象”(不管它是出自马克思的描述抑或是弗洛伊德的解释)被视作为“唯一的真理”而上升为话语，一种对其进行否定的倾向就会立即显现，因此“人”的存在依然是一个永恒之谜……这种认识似乎也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

如果将这里的“人”限定为“作家”、“文学家”，情况就更为复杂。近代以后，当文学作品被大量生产、借助各种媒体广泛流通，作家竟然成了对于读者来说无法触及的遥远存在；而对作家来说，读者成了不确定多数的、不受作家操控并能将其意图相对化的、拥有自由阅读权力的存在。作家和读者因此仅经由文本这唯一的媒介互相关联，而在这种虚拟关系中“现实的作家”和“现实的读者”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即“现实性”已不再是双方关心的主要问题。既然历史性的评价终究是对历史“事实”作出评价，那么一旦现实性不再是问题所在，对作家进行历史性评价的动机也就不会产生。

由于有关“人”的个别事象进行历史性评价是一边面对以上种种认识上的分歧与割裂，一边随时判断要采取何种立场才能够实现的，因此说它是一种伴随着紧张感的行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

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巴金研究”是对将“作家巴金”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要是文化领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定位、给予评价的一系列研究的总称。这种主题的设定，如今可能让人觉得极端之保守与古典。如果来探究一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就可以知道，在凭借启蒙主义话语讴歌“人”之复苏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那种基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观，也就是以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而对中国现代革命史加以叙述，并通过这样的叙述对过去的记忆进行追认、将其合法化、话语化的行为被认为是抛弃了人的“多样的细节”，作为一种僵硬的观念受到了大量反思和批判。可以说这就是“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个主题让人觉得保守古典的原因所在。

然而，即使用启蒙主义话语去翻覆了革命史话语，我们所做的只是〈调换/颠倒〉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凭借，就像只是反转了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参照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引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因此“后《新民主主义论》”文学史研究之所以到现在为止并未催生出如同《新民主主义论》文学史观那样强大的“故事”，无疑正是由于这些研究与其对立面共享同一种历史叙述原理、令其批判不能彻底的缘故。当然，不论是《新民主主义论》文学史观还是启蒙文学史观，在其形成的语境里各有各的必然性与合法度并由此能够产生各自的影响，关于其是非功过，像我这样的外国学者似无发言权。我想指出的是，如果继续墨守依据启蒙思想的“人的解放”这种80年代式的意识形态，将“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这样的主题作为“保守、古典”的东西而阻隔于研究视野之外的话，那么就可能是在亲手拔去巴金研究乃至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可能性的新苗。

虽说如此，我的观点并不是承认“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某某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这种框架以及构成它的诸多概念是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从而去主张将其作为研究的不可动摇的前提。就像80年代启蒙思想对于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学史观进行否定的过程所揭示那样，将自己的对立面采用二元对立的思想去加以单纯化、并满足于由此得来的认识、自以为能够充分认识对象的思维方式，用前面提到的话说，其实就是在将自己一元化地回收到位于对象对立面的意识形态中(在同为意识形态这一点上，其实并不两样)，而缺少一种“内化的批判”∶先深入所批判的对象内部、执著地追求对象的内在逻辑，并由此厘清彼此的差异、在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自我批判的依据。缺少内化环节的批判，往往会追认既有的话语，用距离话语的远近来对某个对象进行判断，而无法阻止自己倾斜于这种暴力性。换而言之，如此“僵硬”的“暴力”之行使，其实未必是70年代以前“政治季节”特有的产物。

我并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潮全都不自觉地有这样的偏向。我也充分承认在“政治季节”告一段落之后高唱个人价值的思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指出由于当时的启蒙话语将从建国、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与现代化和现代性等诸多更为重大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姿态相对薄弱，所以“意识形态”、“权力”的所指被完全矮化为“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有单纯化理解之嫌。在“政治季节”里，后两者以极端的、可见的状态来实施压抑的机制，因此〈理解/描述〉历史时就产生偏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偏向又同时妨碍我们将视线投注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的普遍性上，从而导致中国知识分子未能在80年代的阶段作好准备，当新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所导致的压抑出现时，得以马上进入一种有效的态势去应对90年代市场经济实行以后的思想文化状况。这大概是由于对自我的对立面、对欲加诸批判的对象的忌讳和厌恶是如此强烈以致于情绪化地拒绝与对象的近距离接触，反而丧失了内化批判的契机的缘故。进入21世纪以后，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猖獗，“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权力”日益显化；另一方面在80年代以后形成知识结构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拥有在思想文化界的发言权，并强烈地自觉到对意识形态和权力进行充分对象化的姿态之缺席。为思考如此现状，我认为认识80年代启蒙话语的局限性可以让我们吸取不少的教训。

以上的核心内容择要而言，就是我们不应该将“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一主题的设定以及这种框架本身，以其中纠缠着一些过去的记忆为由而一概地从对象范围中加以排除。也许在经过冷静的检讨以后，可能会最终否定这种问题设定方式的有效性，但是当回顾以往巴金研究的成就、特别是其理论水平的时候，恕我直言，我们暂时不用去担心这种事态的发生。

接下来先将“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这种问题设定方式置于俎上，说说我自己是采用哪种思考方式的。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受到了王瑶在论述“文学史”概念时曾说过的“文学史=文学+历史”，文学史家必须同时具备文学观和历史观这一论述的启发。*参照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与现状》(收《王瑶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后记》(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等。以此为例，“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个词可以看成是由“五四”、“新”、“文学”、“传统”四个各有独立内涵的词构成。也许我的议论显得太理所当然，但请允许我关注如下的现象。

如果将“五四”、“新”、“文学”、“传统”这四个概念个别审视，它们的所指和能指之间并不存在大的背离，至少不至于说由于围绕这些概念定义的理解尖锐对立、互不相让而导致当我们采用不同的定义进行叙述时世界将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观。可是，当我们将这些概念组合起来的时候，情况又如何呢？能保证“新文学”、“五四新文学”、“文学传统”、“新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拥有先验的、不可动摇的所指，它们的定义完全不存在分歧么？对此我是有些踌躇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原因就在于这个“组合”上。词汇的拼接是一种概念操作，由于其中存在着借助这种拼接来表现某种概念与现实的主体意志，因此一旦它被置于发话方与接收方的互动关系中时，所指就会产生一定的振幅。如前所述，对“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一概念，我的立场是放弃将其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以检讨其妥当性、合法性为条件，从而姑且将其作为研究的切入口的。这里所说的“检讨”指的就是将这种“踌躇”产生的理由最大限度地对象化，让它来引导我们去考察一些当前的问题。

接下来我想指出将“词语的组合”作为考察的切入口时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巴金研究，也是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甚至是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的具有普遍深度和广度的问题，要给它一定的解答需要绵密的思索与慎重的论证。这篇札记体短文限于体裁无法充分论述，而且我自己亦不持最终见解，而仅仅是在思索和研究的中途。在此仅指出问题的所在而已。

三

首先考察“新”+“文学”=“新文学”这一语构。

“何谓新文学”是一个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在文坛、学界被频繁地议论过来的问题，关于它，该说的似乎已被说尽、没有什么再讨论的余地。然而在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史)研究中，只要我们回顾这个词的含义被大幅扩大的情况就会清楚地发现,*在这里我想到的是围绕“文学史分期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问题的讨论。赋予这个词的内涵受到时代语境极大的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依然是一个可塑的概念。

问题之一是“新”的概念。在近代中国，由于“新”的能指不仅仅是时间先后的标记，还牵涉到特定的价值观，因此将“新”与其对立面(一般可认为是“旧”)并列往往就意味着提出一种价值观的选择。拥护“新”的价值观是认为“新”比“旧”更先进、更好，人类社会是在落后的“旧”被“新”逐步克服的过程中向前“进步”的进步史观(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支撑中国在苦难的历史条件下摸索现代化实现方式的一个要素就是进化论，而反映到历史观上的进化论就是进步史观)。当这种历史观只是作为自律式发展的结果，置身于相对自足的封闭的文化环境之中时，它既不会具备很强的诉求力量，也不能形成支配理性构造的思维范式。但是在中国等现代化的后发地区，〈新/旧〉(〈先进/落后〉)的维度更与〈东/西〉的维度互相交错，问题就俄然复杂起来。

将这个问题与文学结合起来考量，亦即将“新”与“文学”组合起来考虑时，有一种状态就会清楚起来。“新”的文学是通过进口“西欧近代文学”、模仿其主题、形式而诞生的、与旧有文学相割断、比它更“进步”的文学……此种观点一直以来被广泛认同，却在本质上孕育了一种两难格局。这就是：当通过认同西欧中心主义、获得一种先进性、实现正面价值时，自我却成为丧失主体性的“赝品”，背负了负的价值。这种两难不仅是中国，恐怕也是所有不属于西欧文化圈地域共通的情形，是一种难以逾越的思想上的僵局。

话说回来，即使不说任何艺术都是模仿，退一百步说哪怕文学艺术确实是起源于西欧的一元化体系的表象，经由边缘亦即非西欧地区的“误读、歪曲”，从而呈现出一种从“正宗”看来不过算是“赝品”、“畸形”的样貌，那么这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的原因即现代性所要求的现代文学进行自我扩张(肥大)与自我否定(解体)的结果。可以说文学被“误读、歪曲”的情形，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文学本身特征的显现。

这样一来，也许能得出“赝品”生产的“积极意义”：“新文学”的生产就是超越〈西欧现代文学/作为西欧现代文学“赝品”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框架层次，对于作为一种理念存在的“现代文学”(可能近似于歌德想象中的“世界文学”)整体所做出的、使其内涵更为丰富的贡献。这种贡献不是为了强化西欧现代文学的一元化权力结构，而是为超越东西差异，共同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现代”(这样的“现代”是与起源于西欧的“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等概念既互相重合，又相当不同的新的价值观，在这里姑且仍称之为“现代”)这一未完的工程。尽管如此，为了转换认识，先得将前述的“价值观”偏向从“新”的概念中除去。我所说的不把“新”和“新文学”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而要将它们对象化就是这个意思。在我看来，只有当我们将中国、日本所拥有的自律地创造出来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后起的文本之间存在的断绝或连续的问题，从先进或落后的价值观解放出来进行考察的时候，“新文学”才能真正拥有连接“世界文学”的可能。

四

下面考虑一下“五四”﹢“新文学”=“五四新文学”这一语构。

看到“五四”这个基本上算是“非文学”的概念与“(新)文学”这个概念的组合，我们首先会想起20世纪80年代前期就开始被讨论的“文字史分期问题”，即能否将政治革命史上的时期划分机械地运用在文学史上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就是说文学是遵循自律的发展规律的一种精神活动，其独立发展的过程未必与政治体制的建设和革命进展的过程合拍。这个“结论”无疑是从“纯文学”的观念出发的，而“纯文学”观念也正是通过80年代启蒙话语的支持获得影响力的。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多样性的原动力之一就是80年代的启蒙话语以及“纯文学”观念的复兴。如果将“五四”单纯作为革命政治史的一个概念来定义的话，80年代的启蒙话语是拒绝“五四”加“(新)文学”的语构的；然而如果将“五四”定义为启蒙思想所主张的多样性之象征，那么“(新)文学”才是真正实现多种价值观共存的新时期文学创造的源泉，应该加以肯定。这种情况显示了“五四新文学”是一个可以依据特定语境变换其内涵的概念，在这种实用主义的“五四”概念背后无疑有80年代对“政治”过敏的现实。

这种情况让我们思索将“文学”与“政治”分开、限制它所牵涉的范围、把它限定为“纯”文化概念所带来的功过是非。这种“文学的特权化”与以文学文本为切入点，用文学感性去认识世界、逼近“人”之存在的深渊的所谓“纯文学”观念，从原理上说，应该是互相矛盾的。将“政治”与“文学”分离，就意味着牵涉到“政治”的一切要素脱离“文学”，这样的“文学”由于“政治”的缺席，呈现一种缺失态。这就无异乎一边试图认识人与世界，一边却主动地去设置一些盲点和死角。如此做的结果只会让“文学”越来越贫瘠、也违背“纯文学”所奉行的多样性原则。

那么，有没有可能避免让“政治”或“文学”中的一方去压抑(从属于)另一方，将两者统一，以达到最终解救“文学”的目的呢？这让我想起一个最近的现象，竹内好描述鲁迅形象时，认为“政治(革命)”与“文学(启蒙)”本来是一对互不相容的绝对矛盾，而鲁迅却用虚无中的“挣扎”(“绝望中的反抗”)为媒介，将两者同一化了；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主张这种存在主义式“政治与哲学”辩证统一的竹内好忽然受到中国学界的瞩目。当年的这场“竹内好热”将来也许会作为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认识到将“政治”和“文学”看作一种绝对不可调和矛盾的〈二元对立/选择思维〉模式的贫乏与局限、从而真正告别80年代启蒙语境的标志，留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若广义地将这个“政治”理解为“非文学”(当然这是从80年代“纯文学”的基准来定义的)，不把它从“文学”里一概地加以排除，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视角的可能性就会增大。比如将现在已经相当普遍的“话语研究”运用到关于文学文本的生产、流通、消费、普及的研究就是一种可能：将“文学”作为现代化以及近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成立的诸种制度之一的研究。与此相关联，通过推敲“五四新文学”的语构还可以导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现代性发生时期的问题：哪怕将它局限在中国文学所反映的现代性或“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诞生的问题上，只要我们不放弃用“纯文学”的观念去包摄整个“文学”，排除其与“非文学”现象之间相互关联的方法，问题就无法被充分地对象化。

话语研究的鼻祖福柯是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等概念的非固定化、相对化得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的。原来，“一边倒”是时代交替的象征，是时代交替的动力，同时也往往是思维僵化的代名词。

五

接下来考虑一下“五四新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个组合的问题。这里的问题首先是“何为传统”的问题，其次是何为将某种文学“传统化”的问题。

“传统”概念很难定义，这里大致表述为：生活在某个共同体中的人，不论有形无形、自不自觉，都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以及反映这种价值观的习惯和具体的行为方式。传统往往在历史中形成、并得到共同体的认同而传承下去；传统的共享是归属共同体的标识、是归属意识的来源。尽管光这样依然不足以说明“传统”概念的丰富与复杂，但是不论怎样定义，由于“传统”概念一定牵涉到感情、感觉、情绪及人的自我认识等精神领域，要想充分地将它语言化和对象化是极其困难的。有鉴于此，在这里我想导入“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概念来辅助我们思考“传统”这个概念究竟表达了什么。

毋庸赘言，现代化的一个目标是民族国家的建设。民族国家通过将居住在某个地区的人用“国民”这个等质的身份属性结合形成，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属性的等质性是一个重大的要素，因此作为共同体共性标识的“传统”概念就被普遍利用起来。民族国家对本国的国民灌输民族主义意识，要求国民归属于国家并向它效忠。为了将这个过程制度化，传统作为共同体归属意识的依据，就方便地被拿来做了参照系。

然而，国家这个共同体和共享传统的共同体之间是有本质差别的。民族主义是参照传统形成的，却不是传统本身。如果说传统是现实生活中日常化的生活习惯、无法抽象为意识形态的情绪以及未受话语操作的原初历史记忆等事物的总和的话，那么它就是内发的、长时间形成的、像空气一般自然的普遍存在。正是因为传统的这个特点，它与民族国家的虚构过程中作为必要的统合象征的民族主义，就会在国家建设的某个阶段互相亲和，又在另一阶段互生龃龉。究其原因，近代国家和传统的共同体在规模上有质的不同，为了组成等质的国民就需要动员各种意识形态装置(比如通过言文一致运动、大众媒体以及教育制度的建设来传播、普及国语与国家话语；通过经济圈的统一来催生国民经济等)强权地、压抑地实行，这就会遭到在不同地域拥有不同历史的共同体中形成过来的、无法被这种整体的等质性所回收的传统的反抗。*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致张新颖谈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的困境》(《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一文中论述过。不过，不像本文所提出的民族主义和传统的〈交错/矛盾〉，当时论述的是民族主义的两种类型，恐怕不够明晰。

“新文学”也为打造国民意识、统一语言作出过贡献，因此在事实上具备上述意识形态装置的特征。很明显，“新文学传统”中的“传统”不是上述那种带有民间性的概念及作为共同体精神纽带的“传统”，而更应该被称为“话语”“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的、虚构的。为将“新文学”“传统化”(话语化、制度化)，当然就需要一部“新文学的历史”。在现代民族国家，国民必须要共有一种历史和历史观。因为国民的凝聚力会因为拥有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记忆而得到强化，不管它们虚构与否。可以这么说，历史是强化国家主义的一种装置，而文学史是构成它的一个分支。

“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个概念的所指到这里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也已经将视野扩展到我所说的这些问题和思维角度上(巴金研究领域似乎还很难说有很多研究是站在这些视角上进行的)。根据本文前面的说法，可以说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能把用80年代的启蒙思想去置换70年代以前的意识形态这一过程本身作为观察对象……尽管在我个人的印象中，直到现在我们的研究还停留于总论的阶段上。文学作品是对新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装置……如果缺少了这一判断、不去将“文学”从依附在“纯文学”原理上的特权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话，过去我曾经提出过的一些设想，比如巴金的《家》为什么能拥有那么多的读者，读者对小说有什么样的期待，是否由于小说提供了新的人的想象、新的未来而让读者能认同作品中人物等等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重读〈家〉——略谈读者接受文本的机制及其“关于‘人’的想象”》(载陈思和、李存光主编《巴金研究集刊卷四：一股奔腾的激流》，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6月)一文中展示过议论的要点。都无法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意期待今后更多“各论”的出现。

六

最后还有必要提到一个问题：当上述几种概念与“巴金”组合起来，得出“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这个题目的时候，它又能否成为今后巴金研究的主题？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的主张可以归纳为：第一，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启蒙思潮由于对政治色彩和惨痛记忆的过分忌讳而无法将附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的诸多概念严格地对象化，结果造成了无法彻底脱离类似于〈政治/非政治〉这种本质上是冷战思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第二，只要我们停止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先天性忌讳，承认它们也是人的精神活动之一，冷静地将它们对象化，我们投向“非政治”事物的视线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多样化；第三，80年代启蒙思潮关于其对立面认识的避讳与缺席一直到21世纪才成为自觉的对象，而一种填补空白的倾向已经出现。我对这种倾向高度评价，认为它能丰富巴金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将它们推上一个新的阶段。基于这种立场，“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这样的题目如果放在80年代，由于其表面上的古典保守，很可能被扣上古典守旧的“帽子”，不能成为严密的学术探讨的对象，而本文因此可以算是为要将这个主题从“帽子”中解救出来所做的一种初步尝试或者说准备工作吧。

当采用本文所标榜的研究姿态来面对“巴金”这个研究对象时，我们又可以导出什么样的“各论”呢？比如“巴金和无政府主义”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题目，我也打算再次正面考虑这个问题，但这次我使用的方法将不再是去考证巴金与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的关联以及他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具体情况等(打个比方说，我也会对福柯可以提出相同的问题)，而是探讨针对无处不在的“权力”进行批判的思想之终极形态究为何物(先不管能否称它为“无政府主义”)，进而探讨一个批判者持有如此作为一种理念的“批判思想”时，它的现实意义将会是什么，又会怎样去影响现实的权力结构等等问题，亦即说我的思考将会在相当抽象的层次上展开。另外，对巴金的小说文本所揭示的“人”的形象问题，今后我也打算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继续加以探讨。虽说如此，这个问题也不应该只在〈作者/读者〉的封闭关系中思考，还应该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理想的“人”的形象如何、“新文学”又在“理想”的创造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一系列文学的制度性功能方面的问题也纳入研究视野。说起文学的制度性功能，自然不能忘记现代文学在现代国民语言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这是现代文学与文学语言的问题。说到文学语言，似乎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巴金的文体是一种欧化的文体，和“自然”的汉语文体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与上述牵涉到“人的理想”的问题一样，我们需要换个视角去思索他的文体所具有的影响读者的力量。新白话文体从没有固定的形态，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下作为“国语”日趋工整，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文本的文体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又是如何与读者方面的模仿机制互相共鸣？从这些角度也需要加以探讨。

实际上，90年代以后一直到最近为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本人并不认为巴金研究还有应当开拓的新问题、可能取得的新突破。这种态度无疑是一种理性懈怠的表现。只有当我们抛弃先入为主的观念去面对对象而近距离观察支撑对象的内部逻辑时，“问题”才会浮现。现在我认为，只有持有如此态度去深入对象时，才能将投向对象的视线真正地内化。

(本文由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博士生许司未先生翻译，在此鸣谢。)

(责任编辑：朱晓江)

AReflectionontheStudiesof“Post-Enlightenment”ModernLiterature——OntheThemedResearchof“BAJinandtheMayFourthNewLiteratureTradition” 〈PossibleorNot/HowPossible〉

SAKAI Hirobumi

(Graduate School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yo 186-8601, Japa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premises for the study of Ba Ji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urrent studies o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as broken through the double confines, of which one refers to the “study” dominated by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1970s, and the other to the “study” influenced by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in the 1980s. The deviations and absences in the past “study” have been gradually recognized and have become the objects for rectification and enrichment. Hence, the study of Ba Jin will be able to reach a new level.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lso hold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 to set all the research issues free from any subjective bias or stereotype and reexamine them,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objectification of some “non-literary” concepts such as power, ideology and “politics”, since they may have, more or less, context-imposed “negative” images. Once such constraints are removed, w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at the neglect of these “non-literary” concepts can only lead to the poverty of “literature” itself. If these concepts are not excluded totally from “literature”, the possibilities for literary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will be greater. In a sense, such a research premise indicates the deviation from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in the 1980s. It also can be seen as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tudy of Ba Jin.

Ba Jin; May Fourth; enlightenment; ideology;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2009-12-15

坂井洋史(1959-)，男，日本国东京市人，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言语社会研究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博士。主要著作有《忏悔与越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日文,2005)、《巴金的世界》(与人合著,中文,1996)、《陈范予日记》(中文,1997)、《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回忆》(编译,日文,1992)、《原典中国安那其主义史料》(编纂,1993)等。

I206.6

A

1674-2338(2010)01-00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