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远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王世贞为文的唐宋笔法及恬淡旨趣
——以“持论之文”为例

魏宏远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般来说，秦汉文说理主要通过事例进行论证，唐宋文说理则通过议论进行论证。王世贞“持论之文”与唐宋文接近，主要采用了“褒”“贬”“翻”三种论证手法，其中“翻案”法使用最多，成就也最突出。王世贞“翻案”之文主要源于苏轼，且能在苏文翻案基础上再行“翻案”，表现出的是唐宋文以议论说理的论证方法。晚年王世贞识随人老，趋于恬淡，以“褒”奖文为多，并提出“平常语固道”的观点，为文以恬淡自然为宗。

王世贞；唐宋笔法；苏轼

王世贞晚年之文有193卷*明刻本《弇州山人续稿》文部182卷、《〈弇州山人续稿〉附》文10卷、明抄本《弇州山人续稿》虽32卷，却多出明刻本文1卷。，对这些作品如何分类，是每一位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恰当的分类，就会有一个客观的切入角度。古代文体种类繁多，《文心雕龙》《文章流别志》等有多种文体类别及划分方法，然而这些分类过于琐细，不易把握。王世贞在《徐天目先生集序》中将文分为三类：“持论之文”、“叙事之文”、“发意之文”，[1](卷四五)类似今天的“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这种三分法，主要是从作品内容的性质来划分，简捷明了，为此，本文采用王世贞的三分法，着重探讨其“持论之文”。之所以选择这一角度，另一重要原因是有明一代“秦汉”文与“唐宋”文论争十分激烈，王世贞经常被符号化为“秦汉派”的代表，通过对其“持论之文”的探讨，可以从作品写作角度来把握其晚年之文的归属，从而避免王世贞研究中所出现的以耳为目、向声背实的不良倾向。

一

王世贞为一代文宗，备受研究者关注，然而有人将其归为秦汉派，有人却将其归为唐宋派。相较而言，将王世贞归为秦汉派者居多，“文必秦汉”似乎已成王世贞的标识。《明史》和钱锺书认为王世贞论文主“秦汉”，是指其在文学理论上主秦汉；屠隆、四库馆臣认为王世贞“摹秦仿汉”，是指其在文学创作上主秦汉。当然也有人认为王世贞文属“唐宋”，文脉源于苏轼，这一观点也主要是从作品着眼。孙鑛指出：“王(王世贞)根髓原在子瞻，稍辅以《世说》。然才本高，后又涉猎左、马诸书，稍变调，是以自谓得之《国策》耳”；“王(王世贞)的是一子瞻，以好高，故面目似过之。”[2](卷三《与余君房论文书》)孙鑛重韩愈之文，并不欣赏王世贞，可是其从王世贞作品中品味出王之“根髓”在苏。孙鑛认为当时得“秦汉”真脉者为王维祯，“近时史汉，惟槐野系真派。凤洲气脉本出子瞻，稍杂以六朝，后乃稍饰以庄、左及子长，俊发处亦仿佛近之。然终不纯似，自谓出《国策》，正是子瞻所祖耳”，[2](卷三《与李于田论文书》)即认为王世贞的文脉源于苏轼，并杂有六朝、庄子、《左传》、司马迁、《战国策》等。孙鑛这一说法为清代张汝瑚所接受，其《王弇州先生集序》[3]一文就照搬了孙的这一观点。此外，清代姚荣也指出：“四部雄奇出凤洲，沧溟身后若为俦。分明却有眉山意，莫尽同声白雪楼”，[4](卷九《论诗绝句》)这里“四部”是指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认为该书貌似与李攀龙共学秦汉，其实骨子里却是苏轼一脉。

以上两种观点不一，那么，王世贞“持论之文”倒底属秦汉，还是唐宋？下面不妨先探讨秦汉与唐宋文的基本差异，然后再从“持论之文”的角度来探讨王世贞文之归属。

二

有明一代，以时代论文之优劣有较大声势。李梦阳等倡复古运动，目的是将文学从“理学”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摒弃以“载道”作为文学的职能，追求文章的阔大雄壮之气，挥斥“道学气”、“学究气”。在此种思想或使命支配下，七子派对重“理”轻“文”的唐宋文多加排斥。李梦阳《论学》云：“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5](卷六六《论学》)李攀龙更为偏激，云：“秦汉以后无文矣。”[6](卷二八《答冯通府》)这种重秦汉之文的背后潜在的观点是重“文统”，反“道统”，有以时代论文优劣之倾向。王世贞早年也认为：“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7](卷一四六《艺苑卮言》卷三)受王世贞思想影响，屠隆也认为：“文章至韩苏而不古，至唐宋而萎弱。”[8](卷一八《文章》)可见，鄙薄唐宋文已为前、后七子复古的一种风尚。

以时代论诗文，虽简捷便利，却容易招致批评和争论。明代丁自申云：“盖一代一人之文，各自有至者，系于人不系于时也”，[9](卷一五六丁自申《与王九难郎中》)其实是批评七子诸人学秦汉仅得其形而不得其神，因此强调不应以时代论文。张岳亦云：“大抵今之论文章者，必曰秦汉，盖以近时之软熟饾饤为可厌也”，[9](卷一五二张岳《与聂双江》)即认为七子派学秦汉是为了反驳当时“软熟饾饤”之风，虽学“班马”，却“字句谲诞”，未得深厚醇雅之气。薛应旗从“载道”角度批评秦汉之文，云：“战国秦汉之文……至理率多悖谬，盖皆无得于心而有意于为文，徒以华世鼓誉，而无益于民生日用，是岂先圣贤之所谓文哉！”[9](卷一五二薛应旗《答熊元直检讨》)薛应旗主要批评秦汉文不重“载道”，有意为文而“无益于民生日用”。当然，也有人提出七子派与唐宋派皆“宗汉”，只是七子派仅得皮毛，唐宋派却得神髓，云：“近代空同、大复、历下、弇州之宗汉也，得其皮毛。唐宋诸公之宗汉也，得其神髓。”[10](卷一《答归元恭书》)由以上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明代“秦汉”与“唐宋”之争颇为激烈，然而孰是孰非，这里暂不做简单判断，下面主要探讨秦汉、唐宋文的基本差异。

秦汉与唐宋文在风格、思想、内容及“纪述”与“议论”的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若从作品内容的性质着眼，可以发现同是“持论之文”，秦汉文侧重“纪事”，即借助具体事件来表达一定的哲理，较多使用类比论证；而唐宋文则侧重“议论”，通过逻辑分析来说明道理。如同样针对战国局势和秦的兴衰，贾谊著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上篇通过对秦历史追述，总结秦灭亡原因，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该文以例证、类比论证为主，全文行至“且夫天下非小弱也”，才转为议论，记述史事的内容几乎占全文的五分之四，而议论的成份仅占五分之一，通过此种记叙与议论的使用比例，可以看出，即使议论类文体，秦汉文也多以记叙为主，这或许是受当时主流文体——史传的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由原来的具象思维趋向逻辑思维，因此，文章的分析议论成份大大增加。唐宋“持论之文”已改变秦汉文的写作模式，转以议论为主。如针对战国局势及六国灭亡历史，苏洵父子各有一篇《六国论》，三人观点虽异，但在写法上，即在处理议论与叙事的关系上却皆以议论为主，议论的文字几乎占全文五分之四。与苏家父子的情况相似，王世贞“持论之文”在议论与记叙使用比例上也以分析论证为主，如针对秦亡之事，其撰写两篇《读秦本纪》，在观点上一反贾谊之论，为秦始皇“翻案”：其一云：“秦始之恶极矣，然其创制立法可纪也”；其二云：“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庄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王世贞这两篇“持论之文”皆以说理为主，逻辑性、思辨性强，观点鲜明，主题突出，议论在全文中所占比例接近五分之四，一改贾谊以事例论证之法。与贾谊之文相比：王文以“驳论”为主，贾文以“立论”为主；王文主说理论证，贾文主事实论证。因此，从记叙与议论关系来看，王世贞之文与秦汉文相距较远，与三苏之文较近，颇有唐宋文的笔法。

三

有明一代有尊秦汉者，有尊唐宋者，焦竑云：“我朝何、李兴，而秦汉之气张；晋江、毗陵作，唐宋之帜立。互相离合，迭有胜衰”[11]，即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七子派视为秦汉派，把王慎中、唐顺之等人视为唐宋派，两派相互树帜，彼此对立。陈继儒《今文选序》则从另一角度指出：“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北地其鼻祖也。穷深极微，非理弗道，晋江其选乎”，[12](陈继儒《今文选序》)即认为李梦阳等秦汉派重“修辞”，为“辞”宁可不求“理”；而以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却把“理”放在首位，认为“理”重于“辞”。当然也有人提出：“辞达之旨，畅极于鹿门；修辞之则，大阐于弇园，真所谓葑局手也”，[13]即把茅坤作为唐宋派“辞达”说的代表，把王世贞作为秦汉派“修辞”说的代表。王世贞在文学思想上斥“道统”、主“文统”，其早年曾引曹丕之语：“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7](卷一四四《艺苑卮言》(一))强调文章的价值与意义。由于中晚明时期，各种社会思想相互激荡，文苑受到冲击，因此，王世贞在与汪道昆的信函中指出：“士大夫语气节则蚁走而趋，涉讲学则鱼贯而进，独文苑一途蒙气尚在”。[1](卷一八五《汪司马》)针对此种情况王世贞与七子派成员力图扭转时风，以“辞”抗“理”，重新强调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王世贞“持论之文”主要收录在《读书后》《王弇州先生崇论》中，二书重收较多。《王弇州先生崇论》一书系李衷纯选编，其在序文中称：

余少年时赴弇州先生之招，与逸季辈读书，……间暇从先生，请教古文法。先生言“文之体虽多，总不出一‘论’字，世未有无议论而成文章者，吾文从眉山父子入手”。余以为先生浅言之，悉取先生已刻《四部稿》中诸论及未刻读经、读史、读集之似论者，汇而成帙，细心冥会，果与眉山同一机杼。特其瑰异高华，变幻莫测，如海上蜃气结成仙山楼阁，洞心骇目，则非明允、坡公所及耳。一日复请于先生，曰：“先生之言非欺我，且已参有三法：一曰褒，因其是而是之，毅然赐之以华衮；一曰贬，因其非而非之，凛然刑以斧钺；一曰翻，本是也，摘其瑕而故贬之，本非也抽其瑜而故褒之，伐山独创，尽洗前人窠臼，令人咋舌，惊魂不敢辩。”先生大噱，呼浮白，称余为知言，且以代兴相期。

李衷纯为王世贞门人，曾将王文与苏文对比，认为两者“同一机杼”，并总结出王文“褒”“贬”“翻”三法，王世贞本人对李氏“三法之说”持赞同态度。由于李衷纯是以当事者的身份来叙述王世贞话语，王世贞是否说过“吾文从眉山父子入手”，今难以考证，但其所总结王世贞“持论之文”的“褒”“贬”“翻”三法却极为精到。

三法中“翻案”之法在唐宋“持论之文”中使用较多，尤其是三苏父子在史论方面都以“翻案”著称。王世贞的“持论之文”，多以“驳论”为主，“翻案”之文占较大比重，如《岳飞论》《文天祥论》《萧何、诸葛亮优劣论》《淮阴侯不反论》《师说(下)》等史论之文。此外，还有一些辩驳文，亦多从新角度，推陈出新，发人之所未发，如《蔺相如》一文，系其早年之作。此文是针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发，《廉颇蔺相如列传》系史传，主要讲述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历史故事，文后司马迁盛赞蔺相如云：“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一观点一直为后人所袭用。王世贞在司马迁已有观点基础上另辟蹊径，采用了李衷纯所归纳之“翻案”法。该文开门见山，“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称之，余未敢以为信也”，然后从“予璧”、“弗予璧”展开分析，层层推进，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该文在技法上重在翻新，以“偏师取胜”，以论为主，几乎没有叙述，引得后人诸多赞许。

四

王世贞早年“持论之文”多得之苏轼；晚年之作多得之释、道，此时为文，师法自然，渐造平淡，与早年之作若出两手。

有关王世贞早、晚年文风的变化，王锡爵、陈继儒、屠隆等人都曾予以关注。王锡爵指出，王世贞早年之文“归于雄浑”，晚年之文“以恬淡自然为宗”[14]；陈继儒认为王世贞早年之作多以“偏师取胜”、标新领异，晚年之文归于平淡，能奏刀中觚、发矢中的。[15](陈继儒《新刊读书后序》)屠隆称：“读元美文，如览江海，终成大观。元美千秋当不在诗，而在文。……元美序记碑铭文字，晚年益妙，如大冶铸物，淮阴将兵矣！”[8](《论诗文》)无论肯定与否定王世贞晚年之文者，皆看到其早、晚年文风的不同，且认为其晚年文风已趋平淡。那么，王世贞晚年文风转变的原因是什么？王锡爵、陈继儒认为是其人生大起大落，坎坷磨砺，识随人老，晚年因悟水落石出之旨，故文归平淡。

王世贞早年恃才傲物、激扬蹈厉，然而父难对其不啻当头一击，在经历父难沉重打击之后，性格发生了很大改变，其子王士骐有这样记述：“府君为郎时，精神奕奕逼人，或非同调者，时见白眼。自遭家难，固已摧刚为柔，至是更和其光，以与公卿大夫接，靡不爱重府君者。”[16]父难对王世贞起到了“摧刚为柔”的作用，使其谦和，善于容人。王锡爵指出：王世贞晚年，“清斋对客，每至夜分，谐唱与呗诵两出，而不相夺”，[14]由此可以看出王世贞泛爱容众的一面。性格的改变，关键在于思想的转变。王世贞晚年转慕佛道，文学观也发生了转变，主调剂、辞达、自然之说，洗尽铅华。诚然，王世贞晚年文归自然与其性格、思想的转变息息相关，除此之外还与七子派文学思想受到质疑有很大关系。李攀龙去世之后，其偏激的言论受到攻击，王世贞对其虽极力维护，可七子后学模拟剽窃之弊已使人生厌，王世贞为此也受到攻击，“仆多生结习，落雕虫技中，束发来，即于人口吻过活，今作一焚诵头陀，尚恐不免，唯信命而已。”[1](卷一九一《周元孚》)《明史·王世贞传》亦云：“晩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这里将把王世贞晚年文趋平淡，完全归之于“攻者渐起”，未免偏颇，但已指出文风转变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王世贞早年之文求新求异，以“贬”“翻”为多，为此屠隆认为其“言掩其德”，云：“元美作《艺苑卮言》，鞭挞千古，掊击当代，笔挟清霜，舌掉电光，天下士大夫，读其文，想其风采。远听遥度，必以为轻俊薄夫，而不知其为人殊长者。”[17]王世贞晚年之文已改变早年风格，且多得之于庄、释，文法自然，以肯定别人、“褒”奖别人为多。其对陈献章、王守仁、谢灵运以及李东阳、王维、归有光等都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王世贞早年对陈献章颇有微词，云：“陈公甫如学禅家，偶得一自然语，谓为游戏三昧”[7](卷一四八《艺苑卮言(卷五)》)；“公甫、孔旸，本无所解，为道理语，度其才气不足胜人，遯而自眩夫太极阴阳无言已，且束之声韵，岂不冤耶！”[18]晚年王世贞心态变得较为平和，能够欣赏异量之美，其再读陈献章之文时，“或倦而跃然以醒，不饮而陶然以甘，不自知其所以然也。”[15](卷四《书陈白沙书后》)同样，对王守仁之文，王世贞也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云：“王资本超逸……晚立门户，辞达为宗，遂无可取”，因早年重“辞修”，王世贞对王守仁以“辞达”为宗颇不以为然，晚年因文学思想的转变改变了对王守仁的态度，云：“余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苏之上，稍长，读秦以下古文辞，遂于王氏无所入，不复顾其书，而王氏实不可废。”[15](卷四《书王文成集后一》)王世贞对王守仁之文在认识上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转变是其文学思想前后变化的向标。同样，对谢灵运等人，王世贞在认识上也都经历了一个认识转变过程：“余始读谢灵运诗，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渐爱之，以至于不能释手”。[15](卷三《书谢灵运集后》)与此相同，早年王世贞受李攀龙等复古之风影响，对唐宋四家之文颇有微词，云：“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辞，其于四家(韩、柳、欧、苏)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1](卷四二《苏长公外纪》)，晚年王世贞转变了对宋诗文的态度，云：“宋人墨迹未可轻，即欧、苏诸公文字亦未可轻也”，[19]甚至称“数年来，甚推毂韩、欧诸贤，以为大雅之文”。[1](卷一七五《与徐宗伯》)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外壳，文归平淡，语言上的表现更为直观。后人在批评七子派时多从语言的佶屈聱牙入手。王世贞晚年对李攀龙“必欲以古语传时事”亦颇有微词，称其“不尽合化工之妙耳。”[7](卷一二一《与吴明卿》)晚年王世贞接受禅宗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的思想，不仅在文学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在语言方面也有很大转变。其《读中庸》云：“中庸者，即已成之徳，而表之曰：无过不及而已，曰：平常而已，注变和言庸者误，庸之一字，禅者亦知之曰：平常心是道。”[15](卷四)对“平常心”，马祖道一云：“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王世贞善于将知识贯通、转换，从马祖“平常心是道”王世贞想到的是为文“平常语固道也”，云：“子思作《中庸》，解之曰：庸，平常也。南泉禅师亦云‘平常心是道’。然则平常语固道也。”[1](卷一五八《常清静经》)王世贞这里所言“平常语固道”，主要是指日常话语也深蕴禅机，然而此语在文学思想上也包含着“洗尽铅华见真纯”之意，即道家所言“大象无形”、至美无美，以“自然”为美的思想，因此，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王世贞晚年已趋于平淡，不作惊人之语。

要之，王世贞晚年之文，从构思上已有意回避“贬”“翻”之法，转以“褒”奖之法，并能欣赏异量之美，体现出其主“调剂”的文学思想；在语言方面，王世贞的“平常语固道”的观点使其无论是从构思、谋篇，还是语言等方面都已趋于平淡，呈现出以恬淡自然为宗的倾向。因此，王世贞“持论之文”在创作方法上更接近唐宋笔法，特别是深得苏轼为文的精要。长期以来研究者所言王世贞“文必秦汉”，若从“持论之文”的角度分析，实为不妥。

[1]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M].明刻本.

[2]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Z].//四库存目丛书:集部126册.

[3]张汝瑚.王弇州先生集序[M].//王弇州先生集.清郢雪书林刻本.

[4]姚荣.后湘诗集[Z].//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512-1513册.

[5]李梦阳.空同集[M].明刻本.

[6]李攀龙.沧溟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王世贞.四部稿[M].明刻本.

[8]屠隆.鸿苞[Z].//四库存目丛书:子部89册.

[9]黄宗羲.明文海[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黄涥耀.陶庵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焦竑.选弇州山人续稿叙[M].//选弇州山人续稿.明刻本.

[12]孙鑛,等.今文选[Z].//四库存目丛书:集部322册.

[13]佚名.皇明茅鹿门王弇州二大家文抄引[M].朝鲜刻本.

[14]王锡爵.王文肃公文草:卷一.弇州续稿序[M].四库存目丛书:集部136册.

[15]王世贞.读书后[M].明刻本.

[16]王士骐.王凤洲先生行状[M].明刻本.

[17]谈迁.国榷:卷七五[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4642.

[18]王世贞.凤洲笔记:卷六.明诗评后叙[Z].//四库存目丛书:集部114册.

[19]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附:卷四·孙太常[M].明刻本.

(责任编辑：朱晓江)

Tang-SongStyleandPeacefulInterestinWangShizhen’sWriting——OnArgumentativeEssays

WEI Hong-y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Generally speaking, the argumentation of Qin-Han essays rested on citing instances, while that of Tang-Song essays making comments. Wang Shizhen’s argumentative essays, close to Tang-Song, mainly depended on three methods, namely, appreciating, depreciating and reversing a case. Wang's favorite, reversing a case, with prominent achievement, was from Su Shi. Wang often reversed the cases already reversed by Su. In a word, Wang’s essays mainly rested on making comments, exactly as Tang-Song essays did. In his old age, Wang had more deliberate insights inclined to be quiet and peaceful, and regarded that everyday speech embodied Tao. His essays appreciated more and depreciated less, with peaceful interest.

Wang Shizhen; Tang-Song Writing Style; Su Shi

2009-02-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娄东诗派研究——以王世贞、吴伟业为中心”(09YJC751039)的研究成果之一。

魏宏远(1975-)，男，河南舞阳人，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I206.2

A

1674-2338(2010)01-0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