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是孙中山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从日本公司获得了几笔短期贷款以后，临时政府曾与日本就汉冶萍（大冶矿山）借款、招商局借款等方案进行过谈判，甚至不惜以出租“满洲”为条件。

在和日本谈判代表森恪的交涉中，孙中山提出：“汉冶萍断然实行日华合办，以筹五百万元，以招商局为担保借款一千万元。”面对日本的久拖不决，孙中山还着重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说：“旧历年末前无法获得预定一千五百万元之借款……几乎无望履行与日本之密约也。” 这其中所说的“密约”，在此后森恪对上级的电报中被提到，即“孙已承诺租借南满之事”。此事一经披露，舆论大哗，汉冶萍借款方案终因参议院不承认合办条约及股东大会反对，被正式取消。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为了募集讨伐袁世凯的军费，1915年2月5日，孙中山等人与日本订立了《中日盟约》。条约规定：“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

当年年底，孙中山秘密会见了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要求日本支援中国革命，承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他说：“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不仅满洲，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在广州举起了护法大旗。1917年9月15日，在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河上清的谈话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而“一旦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但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孙中山终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信任。

孙中山在探寻三民主义道路上的坚韧不拔令人钦佩，但他的一些手段不免使人生疑。手段的不正义能否导致结果的正义？也许一时占得上风，但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换来的成功总是要留下败笔，总归要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