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悦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①
——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胡悦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241)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钱基博;民族主义;《现代中国文学史》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言志”与“载道”“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1]清末民初,伴随现代民族国家观的兴起,文学史开始告别单纯的文字鉴赏与政治道德教化的诉求,开始蕴涵线性发展观的历史意识。“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新兴学术范式的引入,受到学人普遍重视。以往研究多着眼于从刘师培、胡适、周作人等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史著作,考察其文学观与文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较少注意二线知识分子的文学史著作及其与个人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理路。近代江浙学人钱基博于 1932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以“现代”名义写作的文学史著作。该书以介绍与分析 1911年至 1930年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为主。在该书中,作者并不局限于以文论文,而是结合时代背景,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动态和历史事件的侧面。基于此,本文拟通过考察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特征,将其放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管窥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目前学界关于钱基博的研究中,纪念性的文章偏多,研究性文章多在钱基博的国学思想及其与钱钟书的父子之间的代际关系等方面。[2-8]关于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方面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经世致用”与文化民族主义

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逐渐从过去的各种文体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为了文学而文学”的独立艺术形式。“我手写我口”在从文言到白话的语体转变过程中得到近代文人的大力提倡。钱基博认为,文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学,指“美的文学”,“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可以被弦诵,可以动欣赏”。[9]2广义的文学,则为“述作之总称,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表诸文章,兼发智情:其中有偏于发智者,如论辩、序跋、传记等是也。有偏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知在启悟,情主感兴”。[9]3由此,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文学独立,在钱基博看来,只是关涉词藻、文笔的狭义文学。他所所推崇的广义文学观念,承继了“文以载道”的传统经世致用思想。这一点也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作“实用之学”而非“扎进故纸堆”的一个很大原因。

“经世致用”再往下深究一层,如何“经世”,如何“致用”?须知,经世致用往往是在乱世中产生的思想。针对社会秩序的普遍混乱,社会精英力求经世致用。而由于他们对当下社会普遍持否定态度,因此开出的社会整合剂药方,往往不是从传统文化中萃取成分就是从异质文化中吸收养料。在这一点上,钱基博选择了前者。在谈到革命的时候,钱基博说:

今世之言革命者,则非直以陈平、贾诩为重宝,而方欲自效陈平、贾诩之所为,若此以为倜傥非常者;悲夫,悲夫!方今中国之所短,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与汉时绝异。[9]79

爱默森认为:一般而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目标和价值体系,不是从传统中生出,就是指向一个一个风格不同的未来。[10]借传统道德伦理为社会规范的主旨,再往前发展就成为具有保守主义特点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文化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对民族国家文化的强烈认同。林毓生教授指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受根深蒂固的、其形态为一元论和唯智论思想模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的影响。[11]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钱基博的文化民族主义观与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之间的深厚关系。倡导文化民族主义者提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核心是民族的文化”。“国无学不立”,一个国家无学是不行的,所以就有必要“古学复兴”。这里面蕴涵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12]在西学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冲击的强大压力下,“国粹”迸发出了强大生命力。1925年清华国学院创办时,当时中国面临内有军阀战乱,外有列强威胁,国际地位低下,国学又呈无用的全面危机态势,部分学者希望强调传统文化以唤醒国人的自尊、自强意识。钱基博将“国学”上升到了“国性之自觉”的高度,体现出以钱基博为代表的江南学人对“国学”的固守:

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敝……是故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13]

二、“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民族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形成和界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若干认识阶段。起先人们用的概念是“新文学”,该概念较早由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等书中使用。这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诞生时期。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亚东图书馆,1924年 11月)、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 4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 9月)等相继沿用了这一概念。此后该概念又为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先生延用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目前学界在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问题上,实际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认识。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所述范围,是以清末戊戌维新起始,“五四”新文学革命为终。他将晚清以来的文学囊括在内,组成一个跨越晚清和民国界限的“现代文学”时期,体现了他力求借创立“现代”的文学观以纠正民国初年新学之士带来的浅薄虚华之学风,将文学与特定时代有机结合的独到之处。

钱基博希望创立独特的“现代文学观”,并捍卫传统伦理道德,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绝非狭隘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在书中,常常体现出他“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和人文关怀。比如在“新文学”中谈到“共和”的时候,他说:

此在欧洲,古之希腊,中世之威尼士、致那华,及德之汉堡、罕伯雷、……及今之瑞士,蕞尔之国,百数十万之民:而大事,则人民共议,则诚得民意矣。……南美洲之各共和国也,若玻里费、委内瑞拉、乌拉圭、巴拉圭,皆以数千人举一议员。……若比利时、荷兰、那威、丹麦亦不过以万人举一议员。即英国之大,为宪法选举之祖,亦不过以三万人选一议员。……夫尊民意民权者,不能直达,而以‘代议’名之;苟不能如瑞士之直议,何权之有![2]372

钱基博这种开放式世界民族主义观让他没有陷入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误区。文化民族主义所关注的问题非国家的领土、主权与政治认同,而是不同国家主要文明间的比较与紧张。[14]当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生存危机时,文化民族主义往往以一种异常扭曲的封闭自负的形态表现出来。晚清清流派官员将器物层面引入的西方物质文明视作“奇技淫巧”加以排斥,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钱基博一方面承接了古代中国“天下”的观念,另一方面与当时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潮有着间接联系。钱基博尽管一方面在研究国学,但另一方面又时时关注世界新思潮动向。这使得他的思想中有种推陈出新的敏锐性。罗志田指出,近代中国的思想转移中存在明显的对“新”的崇拜。在此趋向下,中国士人不但要学西方,甚至要想在趋新一面超过西方。[15]全社会的思想激进正是社会主义能在中国风行的土壤。[16]社会主义本身正是对当时西方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挑战。其背后的世界主义倾向与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针锋相对。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与西方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观二者在钱基博的身上实现了对接合流,构成了他独特的开放式世界主义观念。

三、“自由”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

钱基博在书中时时将自己对时局的价值评判插入对现代文学家进行纪传批评的语句中。书中所叙之人物,如王凯运、章炳麟、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沈曾植、樊增祥、王国维、严复、林纾、章士钊、胡适等,皆与当时社会政治有关。[9]在“新民体”之康有为、梁启超篇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末民初政局变化的本质。

尽管钱基博认为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因为“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2]5但《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涉及政治层面的“知人论世”也颇占篇幅,以致于穆士达对此批评说:“著者自云:‘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据此则除‘文学作业’之外,不应多所记载”。[17]

钱基博对“议政”的关心缘于其身处从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剧变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共和”落空,丧失原则的政客与军阀横行带来的是生灵涂炭与民不聊生的惨淡现实。钱基博在其晚年的回忆中仍然感到愤怒与失望:“革命虽然成功,人民并未抬头!一般国民党员,暴横不可理喻,视旧式绅士尤利害!所有地方恶霸,争求入党,作护身符”。[18]66他的弃政从教也未能让他远离政党。在光华任教时,“兴趣在教学,而不喜揽事权,然事涉全校利害,未尝以事不干己,置身事外;而恫心触目,尤用吾全力斡旋的,是大学的党狱!”[18]72至此,他开始认识到政治问题无法回避,但出于对学术独立的向往,他始终坚持“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的原则。[19]405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20]钱基博尽管有过短暂从政经历,但他此后一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议政”。

钱基博的议政言论中涉及最多的是关于“国权”、“民权”问题的探讨。钱基博对国家与政府的权责有清醒的认识。在“新民体”之严复、章士钊篇中他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国家者,统治权之本体也;政府者,领受国家之意思以敷陈政事者也。国家者,无责任者也,无政府不得不有之。今若以统治权之总揽者属之政府,则为之首长者,势将行其绝对无根之权而莫能制之,……唯厘国家、政府而二之,使各守其防,不相侵越,而后国政可得而理。国家之权无限,而政府之权则不得不有限。……国家自有宪法以后,则政权无论大小,要有限制,既有限制,即不得冒统治权之一名词。[19]354

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单位。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集体的自我意识。现代民族国家至少应该包括以下要素:确定的领土;确定的人口;政府必须在其领土的范围内对民众形式有效的权力,即所谓主权。[21]55民族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国家、主权、政府等政治层面的探讨。在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有限却有效的政府以及严格按照宪法统治的宪政。后者推崇至高无上的国家理性,为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与形式。[21]56钱基博主张国家通守宪政的方式制约政府权力,用宪法将国家与政府的权责边界制度化,规范化。这种观点其核心较为接近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但又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对国家权力的警惕。然而,尽管钱基博认为“国家之权无限”,但又有别于国家主义者模糊国家与政府二者的边界,将其奉为圭臬的立场。这种融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观点于一体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也体现出过渡时代的历史复杂性。

将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近代中国第一部以“现代”名义写作的文学史著作放入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去考察作者的民族主义思想特点,可以看出,钱基博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以及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出多歧性与复杂性的特点。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钱基博希望通过捍卫国学,创立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等方式,去重新确立儒家道德伦理的地位。但有别于民国时期清遗老的地方,则在于他具有开放式的世界民族主义观。两者在其书中不但没有产生普遍意义与地方特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反而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法为二者的转型提供所需的历史条件,导致二者的转型不能同步完成,“使着人们把民族的政治秩序当为一个可以独立于社会习俗以及帝国主义所表征的伦理精神信仰和相互交织的网络之外而存在的东西。基于此,文化的问题与政治的问题势必被区分开来”。[22]钱基博在文化问题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体现其扎根于思想深处的民族观念,而政治上在倾向自由主义立场的同时又带有国家主义者的特点,体现了其迎合时代发展的一面。他希望站在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立场上打造“现代中国文学”,则表现出辨证的特点。管窥钱基博复杂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底色,为我们观察近代中国宏观的社会变迁与微观的个人思想走向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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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骆晓会

A D iscussion on Qian jibo’s Nationalist Thought——TakingH istory of M odern Chinese L iteraturefor Example

HU Yuehan

(Department of History,East China NormalUniversity,200241,Shanghai)

QianJ iBo’s nationalist thought in the“History of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mainly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undertaking the cultural nationalist thoughts in late Qing dynasty;Uniqu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nd the open world nationalist thoughts,Political nationalism between liberalis m and nationalis m.QianJiBo nationalis m thought showsmore prosaic complexity and characteristics.Its reason,at the personal level,is the constantly and disorderly crisscross tangles of the generation who have

both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western education.At the social level,it is a t ime background of the out-sync between political transfor m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Qian jibo;nationalist thought;History of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209

A

1674-117X(2010)04-0077-04

2009-12-31

胡悦晗 (1980-),男,湖北襄樊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