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康,匡媛媛

《行海要术》不是行政学书籍
——兼评“网络学术”的不求甚解、以讹传讹之风*

许 康,匡媛媛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行政管理学教材和若干院校公布的“行政管理精品课程”讲义,还有不少网站编贴链接的行政管理“考研辅导资料”等等,在谈到中国行政管理学早期著译时,纷纷将《行海要术》列为第一部专著郑重提出。据查,此说的始作俑者似乎是二十多年前某《行政学》教科书,接着被更权威的《政治学》工具书的条目不慎采纳而成“定论”,大学行政学专业的通用教材《行政管理学概论》之类纷纷袭用,还有综述近百年行政学史的重要论文竟然也加以引述,众口一词:“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当时一些学者首先翻译和引进了国外的一些行政学著作 ,如《行海要术》……”导致弄假成“真”。近年更是经各网站反复转载片断文字,酿成“浑沌”(chaos)现象,效应不断放大,难以收拾。

一 间接证伪

由于上列各书、各讲义、各网页均未提供《行海要术》信息来源,各文也未介绍此“行海”要籍的作者和出版机构,只能通过各大图书馆的目录查询,发现唯一的《行海要术》著作可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出版物中找到。并有几种可靠资料对该书作了描述:

王韬、顾燮光等编的《近代译书目》。这本《书目》收罗了从王韬《泰西著述考》(1890)及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02)到民国初期的其他几本最重要的“西学书目(录)”。其中徐维则辑的《增版东西学书录》一本,列为“船政第十”(按:意即第十类书籍为“船政”)的第一部便是《行海要术》(见王韬、顾燮光该书第173页),其题下小字注“制造局本,三册”。徐维则对这部书写的书目提要文字为:“(美)金楷理译,李凤苞述。汇编一有美玛高温《救溺新法》,又英救生局《救溺说》可备考。”而总题“船政第十”(类)下另有一行小字说明:“先行船事宜,次船坞,次船制。”容易推知该书(作为“第十”中的第一部,无疑排序在该类中居“先”)应属“行船事宜”小类。

王韬、顾燮光等这本《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影印本)又收入了《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按:据称印行于1910年左右),这《目录》据其自然排序的第6类(按:原目录并没有赋予“六”号序数)叫“船类”,《行海要术》(见王韬、顾燮光此影印书第718页)列为第5部,下标定价“连史(纸本)七角,赛连(纸本)四角五分”。该类第1部是《航海章程》。

从上述各条信息应可归结出:《行海要术》是“行船”类而非“行政”类书籍!

二 直接证伪

以上毕竟是间接的第二手说明材料,尚不足完全否定现在本学界广为流行的前说。让我们眼见为实,翻开《行海要术》(上海制造局印本)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的第一页看前几行文字,分别作:

“引

凡行海者欲令所行之路,既不迂远,又免危险,则须深明行海之理。凡船近海岸,又值大风阴晦,则探水之法尤宜慎重,须将风帆少减,令船缓行,以便频频探测……”(第一册);

“测量名义

测量者借天空各曜,以定地球各处之经纬也,地球为诸行星之一……”(第二册);

“行海定时

凡行海者以考定本处时刻为最要。行海所用之时有三种,一为钟表时……”(第三册);

全书的(第三册)最后一页的几句话:“按用此法者,须于风浪恬静、海平明晰之时,详定高弧之秒数。惟本处纬度甚大者,经度渐狭,所差不多,而不便测距度者,可用此法。”

可见全书所讲航海“要术”,无非“探水”、“测量”、“定时”诸种方法;而徐维则所谓可供与该书类比的“救溺”,当然指人们“行海”溺水时的紧急施救。这些就直接从内容上证实《行海要术》讲的是“航海”(应为“领航”、“测控”)专业技术。

三 当年尚无行政学专业书籍

顾燮光在他自己的《译书经眼录》的“书录例目”中对于当年(1902)书籍的分类以及有关著名译者是这样讲的:“言政以公法公理之书为枢纽,言学以格致算学之书为关键。东西人在中国译书者,大抵丁韪良、古城贞吉长于公法,李提摩太、林乐知长于政事,傅兰雅在局最久译书最多,究其归旨,似长于格致制造诸学。算学之书可云备矣,惟公法公理格致之书,中国极少,后之译者当注意于斯。”

这里有“公法”、“政事”,但“极少”。至于真正的“政治”类或“行政”类,在当年(1902)基本上还没有明确予以划分与汇聚。

作为洋务运动产物的京、沪、穗几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1864到1894的三十年间,除少数法律类译本(如《万国公法》)外,大多是自然科学以及军事技术,后来认识求强还要求富,又译了些民用工业书籍,有学者称江南制造局“在它出版的全部25种社会科学著作中,有14部是在1896-1907年间出版的。”但这时民间(含基督教会和学校)也在积极译书。1895～1902至少出版了8套关于西学方面的丛书,内容包含上列各类(法政、科学、军事、工程)书籍,似乎只有梁启超等辑编的《西政丛书》(求自强斋,1897)集中在“西政”领域(共33种),其中取自制造局翻译馆的仅有7种。

从《译书经眼录》来看,在1902～1904年间中国共出版了533种西学书籍,其中由日本文转译的占321种,其他语种(英、法、德俄等)共占 212种。这种急剧转变是由“新政”引发到日本留学法政、师范、军事的热潮造成的,留日学生扮演了(在日本和中国)翻译的主力军,但他们不擅长欧美文字。中国人主动翻译拉丁语系及斯拉夫语系行政学著作,起码要等到清末民初,那时才有官费留学美、欧的法政学生(例如王宠惠留学美、德,陈箓留学德、法,还有以外交见长的施肇基、顾维钧等)陆续返国,庚款学生最早是1909年派出,回国起码是1913年以后。他们才可能直接带回威尔逊以来的政治学、行政学知识。

四 “行海”能解作“行政学海”吗

古今国人有无“行海”解作“行政学海”之说?至少从美、欧返国的近代政治学、行政学知名学者(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可找到一批名字)遗留的著译中没有看到,也未见以往各名著中提到《行海要术》。比他们早的马建忠、伍廷芳、严复诸家,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各家著译中似都未发现。那么是否有另外的二、三流译者从日文、西文翻译过“行海”,或日文的汉字词汇有此一词?经查日本最巨型汉日词书《广汉和辞典》,仍不见“行海”踪影。

要之 ,汉语(或汉字)中虽有“政海”、“宦海”等偏正结构形成的词汇,却无“行海”一说。因为“行”(xing)主要作动词,加在“海”字前除了作动宾结构,也就是金楷理、李凤苞式的造词法,解作“行驶海洋”外,难以想象有“行政学海”的简括。事实上,在当年西学书籍的译者中,金楷理、李凤苞这一对搭档(1870-1880年前后)算是非常“行政化”的,两人译书之后都充当了清廷的使馆官员。李凤苞是首任驻德公使(1877),仅比清廷最早的驻外(英、法)公使郭嵩焘稍迟赴欧;金楷理在1880年与徐建寅同时赴德、英评估北洋水师订制军舰之事,并成为李凤苞属下的外交官员,司翻译、参赞之职。尽管这时他们真正从事外交行政工作,但逗留欧洲,无暇再替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提供“行政”译著。

可以想象,在他们潜意识中若有“行政学海”概念,早就会规避可能引起岐义的缩略“行驶海洋”为“行海”用法了。

笔者孤陋寡闻,或许还有金楷理、李凤苞译书之外的《行海要术》?至少,我们运用网络搜索全国各大图书馆的中文书目,并无新的发现。

五 警惕“网络学术”以讹传讹

关于《行海要术》是本甚么书,其实我们已在拙著《中国近代行政学教育史稿》中稍加驳议,但因该书发行问题,流传不广,知者极少。而截至2009年4月为止,试从“百度”等网站搜索“行海要术”,除了一条“《行海要术》是本什么书?”(天涯网)提问无人作答以外,凡“行政学”、“行政管理”和“管理学”(及其历史)类的条目,异口同声都将其作为中国最早翻译的“行政学”书籍。当然,它们只是转载,且多有“免责声明”,腾挪躲闪有术,板子打不到它们身上。主要问题是行政学界自身,学风为何如此不端!怀疑精神、科学精神哪里去了?一个极简单、稍加置疑然后查阅原书(《行海要术》)就可解决的问题,由于不读书、少读书,有人望文生义,或数典忘祖,甚至虚构情节,便有很多人轻信,以讹传讹。诚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百科”出点“小差错”也不足为怪。只是由于当前广大学子(特别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高度依赖网络材料撰写论文,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提醒一下,当非多余。

(作者系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