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治

(1.中国计量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2.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一、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安全与发展伦理观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后很长时间内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决定了其安全与发展伦理观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那就是以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为核心，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以技术来应对安全挑战为主要特点的安全与发展模式及伦理价值取向，即属于我们现在所言的传统安全及其伦理观的范畴，尽管其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时期所体现出来的特性与内容不尽相同。

1.毛泽东时期中国安全与发展伦理观的形成

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安全与发展伦理观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当时所处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密切相关。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其所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个时期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定格在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全为重点，以军事安全为核心这个位置之上。

实质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斗争与军事安全，一直是毛泽东时期所有安全与发展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其中有着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饱受西方列强百年凌辱的中华民族终于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对这来之不易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民族独立自当百倍珍惜。因此，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确保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安全理所当然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诉求和最重要的伦理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新中国诞生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以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安定，加之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之战等也足以表明，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后很长时间内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以及军事安全问题仍十分突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依然是众多的安全与发展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加强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军事安全成为这个时期内最为重要的安全与发展问题之一，也是其安全与发展伦理价值取向的核心之所在。

毛泽东曾郑重地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丝毫的干涉。[1] 1645因而，根据国际以及国内形势的发展而相应地采取以军事为中心来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便成了毛泽东时期中国安全与发展的特色与着重点。这也是毛泽东时期中国安全与发展伦理思想的灵魂。为此，当时的中国必须采取加强军事建设，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安全战略。[2]“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3]595毛泽东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也更懂得“枪杆子护政权”的重要性。重视和加强军事建设和维护军事安全是确保国家主权、领土安全以及民族独立的根本。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面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安全以及民族独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4]此外，中国自拥有核武器的那一刻起就向世界宣布不首先对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也不会向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表明中国所奉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安全与发展战略，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与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以此为资本恐吓和侵略他国。这表明中国安全与发展战略的伦理取向是谋求本国和世界的和平，反对战争。

2.邓小平、江泽民时期中国安全与发展伦理观的发展

邓小平、江泽民时期中国安全与发展伦理观，既是对毛泽东时期的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安全与发展伦理观的继承，又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时地对新时期中国安全与发展伦理战略进行了调整与创新。

首先是对时代主题作出了科学与准确的判断。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有关这点，江泽民进一步给予肯定。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世界进入了新旧交替、动荡多变的时期。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影响下，中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这并没有影响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江泽民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尽管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很多，人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但“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5]。

其次是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伦理战略的调整与创新。邓小平和江泽民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时将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的军事安全的重要地位作了相应调整，即把发展经济、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作为整个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加以凸显。这表明我国安全与发展战略的伦理价值取向在原有的以军事建设、维护国家军事安全为重点的基础上，开始认识到进一步增强以经济建设、经济安全为中心和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有希望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为此，必须把我国的安全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上来。这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系列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我们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仍是“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故此，我国的安全与发展的战略重点应放在经济建设以及维护经济安全方面，我们的各项工作应以此为核心。

最后，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安全与发展伦理战略关系。强调以和为贵，不断谋求世界和平以及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理应成为共同的安全与发展伦理价值追求。邓小平认为世界各国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不应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对于一切国际问题，我们应根据其自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江泽民指出，我们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中国的安全与发展伦理观的转型与战略构建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提出来的，用以解决如何和谐发展的完整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的安全与发展战略伦理建构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1．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

21世纪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世纪。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日趋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交流日益频繁，对各国原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形成了整体性的冲击。在维护人类安全与发展领域，一方面，原有的以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为重点，以使用军事武力为标志，以安全主体仅为国家行为体的传统安全与发展伦理理论体系的局限性明显突出并受到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以维护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为重点，以使用非军事武力为标志，以安全主体仅为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为行为主体的非传统安全与伦理问题成为当今世界危及人类安全与发展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在这样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安全与发展伦理问题交替凸显的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安全环境与以往相比更加复杂并显示出新的特点。[6]

首先，世界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使日趋紧张的国际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依然存在。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使两大阵营的对抗不复存在，那些原来将自身安全捆绑在两大阵营战车之上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地选择维护自身安全的方式；而世界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霸权主义，从而缓解了对传统安全的威胁。但是危及传统安全的因素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由非传统安全所引发的各种安全问题对传统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并使之复杂化。

其次，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紧密，国家间进一步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这为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各国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差异，使得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复杂与多变。

再次，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以及影响力也得以迅速提升，这是西方敌对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它们不仅在国际上给中国的发展制造各种麻烦，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渗透，甚至以不同的方式支持“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进行破坏和分裂国家的险恶行径，以达到其阻碍中国发展、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如不能及时、有效化解，同样会影响我国社会的安全与进一步发展。

最后，全球化的发展凸显了有别于传统安全的新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传统安全以权力、军事、武力、战争为核心内容，保障的是免于由战争所造成的威胁的自由；因而，非传统安全所指的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包括环境恶化、能源短缺、严重的传染性疾病蔓延、金融危机、跨国犯罪、难民潮等这些危及人类安全与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传统安全模式显然是不行的，这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泰瑞·特里夫(Terry Terriff )在《当代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 Today)一书中指出，种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恶化、金融危机、跨国犯罪、大规模移民、难民等)表现出的共同特点有：大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以国家为中心，但具有跨国家或次国家的特征，因而不能简单地以国家中心的安全理论去分析；大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没有明确的地域界线，而是扩散的、多维度和多方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不能以传统的防范政策去应对，尽管涉及暴力冲突方面军事防御仍起着作用，但更多的是需要通过非军事的途径去解决。[7]117-118

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凸显的情况下，要解决好人类的安全与发展问题，仅仅从国家、民族或者地区的视野去关照是难以奏效的。非传统安全范畴的界定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对国家和人类的生存威胁大都来自战争和军事领域之外；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传统安全问题会直接带来非传统安全问题。[8]为此，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起新的安全与发展战略去应对这个挑战，做到以人为本，要从整个人类的安全与利益出发，把科学发展作为安全与发展的新理念，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安全与发展的根本伦理价值取向与归宿，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优态共存”与“和谐共处”。

2.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安全与发展伦理观的转型与战略构建

在人类文明的多样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凸显以及国内、国际安全复杂化的时代背景下，关乎全人类根本的安全与发展问题显然是诸多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其理所当然要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也是科学发展观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所关注与解决的核心问题和最为重要的内容。

首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发展是解决当今所有问题的关键，当然也是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的关键。同时，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安全与发展伦理战略构建的核心内容。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自其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面临的安全与发展问题更加复杂多变。这主要表现在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诸多危及人类安全与发展的问题不再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之内，而是由特定的国家与地区迅速向全球范围内蔓延。对于这些诸如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金融危机、环境污染以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等一系列十分棘手且危及人类安全与发展问题的解决，任何一国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有一个科学而又切合实际的理论作为指导，通过世界各国之间坦诚而又富有成效的合作方可实现。科学发展观恰好是更好地满足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理论武器。

由此可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安全与发展战略伦理构建的第一要务同样是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为此，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战略伦理构建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如何做到协调好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因素，通过科学发展来维护和实现国家与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伦理战略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避免传统安全与发展观所强调的单纯依靠高能耗、高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而忽视资源的节约与环境的保护；避免过分强调国防以及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经济高增长条件下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等。毕竟，这种传统的安全与发展观指导下的安全与发展所引发的诸如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资源的枯竭以及由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等方面的问题，势必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此，必须在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下构建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战略，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在寻求安全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方面的安全；协调地区间的平衡发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确保社会发展方面的安全；重视科技强军，实现国防的跨越式发展，不断提高应对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维护和平的能力，确保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安全。

二是要重视和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合作，努力为我国安全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国家与社会的安全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国内环境，同时也需要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于世界之外寻求自身的安全与发展。我们必须推行积极的多边外交，加强和巩固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这不仅可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确保经济安全提供更好的平台和广阔的市场，而且还可以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来共同应对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三是要以人为本，国家与社会的安全与发展战略的根本在于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187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要求我国的安全与发展战略构建的出发点与归宿最终应该回到维护人的安全与发展这个根本利益上。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也是适应时代发展潮流以及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性的根本体现。早在1986年联合国的《发展权利宣言》中就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而在此后的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大会通过的《宣言》与《行动纲领》中则进一步提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框架”。这表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新的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是集科学性、目的性、实践性和规律性于一体的正确理论。

3.中国安全与发展战略伦理构建的特性

在新中国诞生至今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安全与发展战略的伦理构建也经历了形成、发展以及转型与战略构建三个阶段并显示出其鲜明的特性。

一是新中国安全与发展战略始终以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和伦理价值诉求，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放在首位。在涉及国家利益和主权、领土安全时，毛泽东认为这“连半个指头都不行”；邓小平亦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江泽民提出了在平等、互利、合作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伙伴关系；胡锦涛更是强调“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国防安全”。这都表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始终是我国安全与发展战略伦理构建的首要目标，是贯穿于整个安全与发展战略的主轴。

二是以维护单一的安全与发展向维护全面的安全与发展战略转变。从毛泽东时期的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全为主要内容，确保军事安全为核心，到邓小平、江泽民时期的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全为主要内容，以经济建设和确保经济安全为核心，再到胡锦涛的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包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在内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国防安全等的全面安全与发展伦理观转变。这个发展与转变的过程既体现我国安全与发展战略伦理构建的三个阶段的基本特性和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党对我国安全与发展的规律性的把握更加准确、全面与深入。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 林国治，等.新中国外交思想的衍沿与创新[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3] 王焰.彭德怀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 人民日报社.向“两弹一星”功臣致敬：社论[N].1999-09-19(02).

[5] 江泽民.十五大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林国治.“类安全”及其维护的中国范式[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7] TERRYT. Security Studies Today [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117-118.

[8] 余潇枫,林国治.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