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宣怀档案中盛宣怀与唐文治信函看盛唐关系(1907—1914)

2010-04-04吕成冬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0年6期

吕成冬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上海 200030)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盛宣怀是位饱受争议的人物，他的事业几属开创性，有“实业之父”之称。而其创办的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滥觞，他于1896～1905年担任南洋公学督办。唐文治(1865—1954)，号蔚芝，江苏太仓人。1892年中进士，1907～1920年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后又创办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被誉为“工科先驱，国学大师”。

从盛宣怀和唐文治分别掌校的时间节点看，他们两人似乎没有什么交往，唐文治的著述中也鲜见两人交往的记载。笔者发现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中保存着两人100多封未刊信函，时间跨度长达10年之久(1905—1915)，涉及内容也相当广泛，包括赈灾、勘矿、交通大学、私人交往等。鉴于此，笔者以1907～1914年间的信函为解读对象，辅以其他史料，分析盛唐两人的关系和盛氏在唐文治掌校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据此，探视交通大学发展的艰难历程以及私人关系在个人事业上的作用。

一、盛宣怀替唐文治解决学校经费短缺问题

唐文治于1903～1906年任职商部，管辖路、矿、电诸事务，囊括了盛宣怀的各项实业，两人此时已有交往。此间，唐文治对盛宣怀所办的实业十分认同，称：“汉厂、萍矿为中国制造之命脉，台端频年组织，艰苦卓绝，刻已规模大备，立定根柢。”[1]盛宣怀对唐文治的支持也给以肯定，称“唐蔚翁于敝处尤极关切”[2]。唐文治对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更是赞赏有加，称其“造就实业人才不遗余力”[3]。“造就实业人才”也是唐文治在交通大学实践的教育思想之一。

唐文治的教育事业始于偶然，却以此终生。1906年底唐文治因母亲胡氏病逝丁内艰，但商部尚书载振非常信任唐文治，要求唐文治留在北京为其处理日常事务，据《申报》载：

唐蔚芝侍郎自去岁12月21日丁内艰后，振贝子以部中所有公事向皆唐侍郎经理。今丁内艰，虽例应开缺，而臂助无人，深为掣肘，因特亲临往奠慰藉，再三挽留侍郎不必到部，请在府内办事，以便咨询而资助并送奠仪二千两。侍郎以振贝子慰留情殷，业已允许，大约俟百日后即可进府办事矣。[4]

载振后因妓女杨翠喜一案而丢官，唐文治自觉留京的不利之处，不得不思考今后的人生道路。恰逢此时，邮传部尚书陈璧推荐唐文治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交通大学时名)。唐文治上任前校务废弛，学校监督频年更换，屡不到职。学校更因发生学生因传染病死亡的事件，而陷于一片指责声中：“高等实业学堂者，上海最著名之学校也，其经费最多，其校舍最广，其腐败亦最甚。”[5]

1907年底，唐文治上任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费短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属于邮传部，学校经费主要来自邮传部管辖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局每年十万两，以及以学校名义购买的股票生息和存款利息。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学校建筑费以及教职员工开支日繁等等，原定的十万两早已入不敷出。但唐文治遇到经费问题在关键时刻总能解决，与盛宣怀背后的支持是分不开。这从汉阳铁厂和德律风股票领息两件事例可以看出来。

1908年，学校在整理旧案卷中发现有汉阳铁厂股票(约6 000两)和德律风股票若干，已多年未领息，学校购买股票时还属于商部管辖(时名商部上海实业学堂)，而此时学校已改属邮传部，亟需过户领息。但汉阳铁厂回复称：“旧股换新股应作为头等优先股，自可照办。惟应找银两及应发三年半之息银，无现银可支，当作为二等优先股如数填给；股票尚须续认新股若干，是为三等普通股，俟新股银缴到前，二项方能照办。”[6]也就是说，学校不仅不能领取旧股股息，还要认购新股，当年校中经费已罗掘一空，所以万万不可。唐文治便请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出面，从中解围。盛宣怀复函唐文治曰：

贵堂执有汉厂老股一百二十股，计库平银六千两，查系三十年六月初一起期，按每百两加缴股本五十元，共应加缴洋银三千元。议定凡零星老股主缴者均于调换银元新股票时照数补足，此项加缴股本作二等优先股，以前所执汉厂老股票作头等优先股，又应派贵堂息股计汉厂老股一百二十股，自三十年六月初一起截至三十三年底止，每股库平银十二两，共计库平银一千三百二十两，合洋银一千九百八十元作普通股，亦于换票时一律填从。……再头二等优先股票业已命齐，拟即登报知照各股商前来调换。[7]

经过盛宣怀半年斡旋，学校顺利地更换户名并领取多年未领之息。1909年5月17日，唐文治特致函盛宣怀表示感谢：“填换新股一节，诸承鼎力维持，不胜纫感。”[8]

德律风股票的领取过程，更可以看出盛宣怀对唐文治的大力支持。学校留存的德律风股票并不是很多，虽杯水车薪但无疑于雪中送炭。1904年德律风在报纸上刊登领息广告，但学校不知缘何未能届时领取，至此已过五载，唐文治便想到以盛宣怀的个人名义来领取然后转交学校。唐文治致函恳商道：“此项股银为数无多，闻该公司定章股东均须的名施之。本学堂势不能行，可否归并尊府，照原价给还本校。”[9]实际上，唐文治希望通过盛宣怀的私人关系来领取股息。盛宣怀闻知后，为解决学校燃眉之急，同意唐文治的意见，于1910年1月9日复函称：“德律风股票四股已代送该公司照过贵学堂户名，俟其送到并将利息代为领取后一并送呈。”[10]

唐文治掌校过程中，始终要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学校经费短缺，而学校从1907～1915年间经费总能略有结余[11]315，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盛氏为唐文治解决学校捉襟见肘的经费问题提供后备力量。1911年盛宣怀升任邮传部尚书，对唐文治更是全面支持。唐文治得知盛宣怀升任尚书后自是欣喜万分，致函曰：

文治忝领斯席，倏已三年余，兹明知库款维艰，时时加意抟节。但年来百物翔贵，而学生之负笈来者业已数倍于前，至不得已而改招通学生之冀从此可节赔垫之费，然实业各科注重工厂实习，校中厂屋尚不敷用，本年只好暂缓，而目前支绌情形正在无从设法，幸逢我公入长邮曹，千载一时，与本校有密切之关系。[12]

盛宣怀也以实际行动支持唐文治，不仅增加学校预算，还将自己的私产赠予学校建筑校舍[13]。唐文治掌校时是学校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最为艰难的时期，既有辛亥革命前后的动荡政局，又有学校自身积累的弊端。而学校却在这样的环境中，稳步前进，不断拓展，盛宣怀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盛宣怀的帮助，唐文治的办学必定甚是艰难。这一点也充分说明，如果缺乏来自行政力量或有经济实力者的支持，学校是很难发展的。1917年学校举行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唐文治在纪念会上感叹说：“幸赖大部始终维护，并赖社会诸君子及旧同学互相辅助，尤赖盛杏荪先生从前积有基本金，稍可支援，卒能转危为安。”[11]131

二、唐文治办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1896年南洋公学创办之初，鉴于当时新办各式中学堂授课内容未能统一，师资力量相差悬殊，学生质量不能满足公学招生条件，南洋公学遂仿照日本大学附属中学的模式，于1897年10月开设外院(1900年改设附属高等小学堂)，1898年4月设中院，专嗣培养小学生和中学生，由小学而中学，尔后入公学，依次迭升，为南洋公学储备优质生源。唐文治非常重视这个传统：“自小学以至中院，自中院以至上院专门，所有中西文课本皆定程期，务使循序渐进，先后联络一气，无躐等、无重复，俾成完全教育。”[14]

辛亥革命后，学校主管单位交通部以节省经费为由，要求学校停办附属中小学，先后“议裁小学者三次，议裁中学者二次”[11]130。唐文治呈文交通部表示反对裁撤附属中小学：

即以上海一偶而论，名为中学者不下十余所，其能与本校直接升班者，不过南洋中学一所，然程度已觉较低。至于高等小学不下数十所，其能如本校中学者也寥寥无几。倘停办中、小学，则嗣后考取新生，每届多至十余人，又须分入路、电两科，势必不能成班。……倘停办中学，高材生将徒无从招致，行见数年之后，程度日浅，大部录用人才也多窒碍。……为培植人才计，为振兴实业计，为学校经费计，为本校风气计，所有本校附设置中小学似可无庸停办。[11]123-124

在唐文治的坚持下，附属中小学不仅没有裁撤，经过多年的发展反而成为沪上知名中小学。学生只要进入附属中小学学习，就意味着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考入交通大学，文人商宦子弟都欲入校或转学就读。唐文治对中小学学生的要求也很高，既要求有良好的英文成绩，又注重国文，每年考进的人数毕竟很少。因此，就有人通过其他途径进入该校就读，但他们与唐文治之间不甚熟识，盛宣怀就成了中间人。经过盛宣怀的推荐之后，唐文治一般“届时考到准当遵命留意，以副尊嘱”。同时，也有因中英文程度不及或校舍拥挤不堪等原因而被婉拒，从中可以看出唐文治办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唐文治掌校当年，盛宣怀就因子弟入校一事致函唐文治曰：“前面恳敝本家数人，拟赴贵堂肄业。……兹特令盛惇、盛恽、盛福田三生趋前，即请饬为考试，量予分科授业，俾有进步，感将美名。”[15]至于唐文治有没有为此事复函盛宣怀不得而知，1910年学校毕业名单上有盛惇，可以推断这封信起到了作用。

盛宣怀的侄孙曾在徐汇公学读书，欲转入附属中学校就读，但因其英文程度不及，根柢尚浅，唐文治建议其先入小学就读，然后再入中学为宜[16]。半个月后，唐文治为此事再次致函盛宣怀曰：“令侄孙英文程度尚浅，自以先入小学为宜。敝校附属小学定于七月八日招考，请转饬令侄孙前往报名投考也。兄主任沈先生代为留意，藉副尊属。”[17]除为自己子弟介绍入学外，更多的是盛宣怀的朋友，兹举郑观应、刘芬两例。

郑观应与盛宣怀是深交，他也曾因家人欲入附属小学读书一事商求盛宣怀。唐文治本与郑观应相识，又经盛宣怀推荐，唐文治自是照其意思办事。唐文治致函盛宣怀曰：“郑陶斋(即郑观应)先生世兄投考小学已代报名，奉上凭单二纸，敬祗转致。”[18]半月后，唐文治发现考试凭单没有寄往，便立即重新寄往，至为道歉：“昨由邮局奉复一缄，计邀詧览，维郑生投考凭单二纸漏未封入，兹特奉上，敬祈查收转给为荷。”[19]经过盛宣怀的介绍，唐文治绝大部分能够“尊命留意”，但也有被唐文治婉拒的，原因是中英文程度不及或校舍拥挤等原因。以刘芬的儿子刘志焜为例，可以说明唐文治在办学过程中坚持的原则。

1910年1月21日，刘芬致函盛宣怀曰：“小儿志焜年将弱冠，去岁在民立中学堂肄业，于西文略涉涯□。今岁意欲入南洋公学预备级以资练习，而是堂系当初鼎力倡成，内容美富，未易问津。……不揣冒昧，肃禀吁求，务祈曲赐成全，即请缮函交由敝处转呈监督核定施行。”[20]翌日，盛宣怀复函刘芬已“嘱陈实业学堂监督唐侍郎”[21]。刘芬拿着盛宣怀的名条找到唐文治，由唐文治对刘志焜进行了国文和英文测试。唐文治得知刘志焜的试验成绩后，没有直接告知刘芬，而先是致函盛宣怀曰：“查敝校学生已多，每班积至六七十名，校舍不敷，几无容榻之地。为刘世兄计，请先入上海南洋中学修业，俟敝校招考有期，再行复试。”[22]刘芬得知结果后非常失望，但仍礼仪性地致函盛宣怀，以示感谢：“小儿肄业事诸承垂注心感靡既，适先一日接唐监督惠函，已另觅相当之处遣之入校，将来公学扩充时，再当遵章赴考以图进取。但未知驾骀下乘，他日果能不负栽培否，言之殊增悚歉。”[23]

盛宣怀闻后特致函刘芬表示歉意：“令郎已觅到相当学校，俟公学扩充再行赴考，后起英俊，造就□未可限量也。”[24]1910年学校确因招考通学生，学生数量猛增，但唐文治这里的“校舍不敷，几无容榻之地”只是托词，主要原因是刘志焜考试时国文程度表现欠佳，没有达到唐文治的要求。此前，唐文治就告知盛宣怀：“所试各科视英文、算学之程度如何以定去取，而中文尤为注重。”[25]

从这些信件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关系户都是要进中小学就读。因为唐文治非常注重专科学生的素质，当时学校所培养出的专科学生已经相当于国外大学水平，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国外大学的研究生院。1911年制定的《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中有规定：“附属高等小学四年毕业考验合格升入中学，中学五年毕业考验合格升入专科。……毕业后按照所习科学，造具分数履历等册，送部考试，应得奖励，遵照奏定章程给予出身或派赴东西洋专门学校以资实验。”[11]201这充分反映了唐文治“小学—中学—公学”一气呵成的教育思想，而专科生作为学校质量的根本和保证，唐文治和盛宣怀两人都是相当重视的。

三、作为中间人的唐文治

盛宣怀与唐文治因交通大学诸事而交往密切，尔后两人私人感情不断加深，交往范围也不断扩大，形成了一种亦公亦私的社交网。这种社交网对各自的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就盛唐两人的关系看，盛宣怀对唐文治的作用更大，因为盛宣怀的社会地位和交往面要远远超过唐文治，这从唐文治为友人的生计问题请求于盛宣怀的事例可以印证。

1907年唐文治掌校之初，便为赵椿年一事而致函盛宣怀。赵椿年(1869—1942)，江苏武进人，1885年入南菁书院，与唐文治、章际治、孙同康、陈庆年四人齐名，1898年中进士，后任职江西。1906年9月唐文治署理农工商部尚书，唐文治是一位实干型的官员，力图做一番事业，将昔日同窗赵椿年从江西调任农工商部。据载：“壬寅商部初设，太仓唐侍郎文治佐部事，特疏奏调君函电交促，君亦冀时事可为，越岁始应诏北上，改官商部郎中，派参议上行走。”[26]但赵椿年“未及补授实缺遽丁内艰”，办理母亲丧事又花费不少钱[27]。赵椿年在江西已做到江西牙厘局提调，此时落魄之状可想而知。

1907年6月27日赵椿年致函盛宣怀称其“将来势难家食”，而当时又传言盛宣怀的助手吕幼舲将调往他处，此信颇有自荐之意[28]。唐文治深谙此理并且知道盛宣怀对赵椿年并不是很熟悉，便于7月11日替赵椿年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

拟恳鉴其情况甚艰，家居不易，从优予一位置，俾有所资。赵君学问淹博识见闳通，当为公所素悉，且与尊慕吕幼舲熟认……侄向不为说项，因与赵君相知最深，又与我公有梓桑之谊，用敢介绍一言，伏祈鉴谅，至深感盼。[29]

盛宣怀接到唐文治的信函后，对赵椿年极为留意。8月1日，唐文治得知盛宣怀已应允其请求，特致函盛宣怀曰：“敝友赵君剑秋蒙老伯鉴纳微言，允致尊幕并察其情況，欲为厚筹薪金。……嘱其速行至沪，晋谒崇阶，听候派委，想赵君必有以效用也。”[30]赵椿年后在盛府做了两年幕僚，1910年又经盛宣怀引荐担任币制局帮提调，后来被推荐为资政院议员，南北议和时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与谈判。这一切皆得力于唐文治当年的一言引荐。

当然，盛宣怀对唐文治的要求并非完全应允，盛宣怀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决定。1913年唐文治为中国图书公司一事再次向盛宣怀请求援助，但盛氏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中国图书公司创办之后业绩不佳，累年赔款经营，公司经理唐子权委托唐文治向盛宣怀转呈要求援助，唐文治便请托俞书祥向盛宣怀禀明此事①。

唐子权(1871—1936)，名守衡，字孜权，江苏武进人。1901年，他应叶澄衷之邀编写《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而暴得大名，时称“唐体”，后留学日本专注印刷技术。回国后，他与李平书、孔祥熙在上海共同创办中国图书公司。中国图书公司在开创之初，“招股不足，以致历年营业，著著失败”[31]，几至关门息业，却因1909年出版石印本《曾文正公日记》而在出版界占有一席之地。石印本《曾文正公日记》由王闿云和唐文治为其作序，唐文治对中国图书公司有所了解。此后中国图书公司印刷的教科书经常出售给附属小学，唐文治与唐子权的交往开始频繁。盛宣怀也曾经为中国图书公司出版《陆文慎公墨迹》作序言，对此公司亦有所耳闻。

1912年时中国图书公司业绩不佳，曾将部分产业售于商务印书馆才勉强渡过危机。到1913年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等相继发展壮大，中国图书公司的市场份额日益萎缩，负债累累，濒于破产。唐子权便给唐文治写信，希望唐文治能够给盛宣怀转交求援信，希冀帮助中国图书公司渡过难关。唐文治致函盛宣怀曰：

当此商业停顿、金融恐慌，该公司又值残破之余，扶植固非易事。惟念我国印刷事业比较东西各国，不可以道里计，究其未在外人掌握之中。吾公注意实业，长袖善舞，该公司出版教科书籍久为学界欢迎，及今图之当不乏补救之术，愿求明教，俾获维持不胜幸甚，兹托舍亲隶云兄转陈一切。[31]

唐文治在信中所称“兹托舍亲隶云兄转呈一切”，就是希望盛宣怀能够看在俞书祥面子上给予帮助。俞书祥极为热心，前后奔波，这从他给盛宣怀的信函中可知：

顷蔚芝交来一函，嘱为转呈钧座，据云尊处情形略知一二，不敢望补助股本，惟念长者规模宏远，必有维持之妙法，可否请酌示数行以便转复等语。再，沈是南洋公学之老学生，现充该学小学校校长，唐氏武进人，合并声明，敬请钧安！[32]

此信的意思甚是明了，就是希望盛宣怀能够借于中国图书公司款项，渡过难关。时隔半月，沈叔逵见无复信再次催问唐文治结果如何，唐文治无奈只得再次致函盛宣怀曰：

前托隶云舍亲转呈一缄，请维持中国图书公司一届，计登籖掌。近日沈君曾来探询，因思该公司纯系华股，听其颓败深为可惜。如有硕画远谋，保存该公司之残局，可以徐图进行之法，拟属沈君趋谒崇阶，面聆训诲。倘一时未能筹定办法，亦祈见示，以便转。屡渎清神，深抱不安。谅台端注重实业，热心公益，当不见责也。[33]

盛宣怀对中国图书公司的态度如何没有直接的史料能够证明，但从中国图书公司后来被商务印书馆并购的命运来看，盛宣怀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处境也很艰难，大部分财产充公，虽由孙中山斡旋返还部分财产，但盛宣怀已无此前财力。1913年1月8日，孙中山因国民党经济出现困难而向盛宣怀借款，盛宣怀也未曾给予帮助，他直言：

至敝处则债台高筑，有欠无存。现因江苏都督及民政长发还公私产业，敝名下尽已损失，所收回者不过公产。籍庶母、子弟之业，尚须报效水利善举，以款抵款，仍恐不势，所有目下处境困难情形，谨以据实直陈，敬乞我公□致前途原谅为盼。总之鄙人承公厚爱，将来敝业如有规复之期，凡有委托必当图报。[34]

从此信的内容来看，盛宣怀有给孙中山大倒苦水之嫌，但也反映盛宣怀此时的经济状况确实不足以也不愿意再扶持一个负债累累、且无竞争力的出版商，而盛宣怀在信中所称“须报效水利善举”，确实是盛宣怀晚年所做事业的重心。

四、结语

王尔敏评价盛宣怀：“晚清工商企业家，具在恶劣环境中，洋人侵陵下，创造生机，奋力求活。彼辈百川竞流，各自奔趋。而其中经营领域最广，而才识最超卓者，当推盛宣怀，允为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35]不宁唯是，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和南洋公学，无中生有，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以具体历史环境论，唐文治初时无意于教育，但在实践过程中将南洋公学转向工科学校发展，奠定了交通大学发展的坚实基础。观史论事，今之以南洋公学为鼻祖的五所交通大学在教育界的地位，其源泉皆可追溯至盛、唐两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事业。

从文中所述可以看出，唐文治所取得的成就不只是其一人的努力，如果缺少来自社会各方面，尤其是盛宣怀的个人作用，他在掌校期间的各项事业必定会受到挫折。1909年4月，唐文治就曾因盛宣怀未替其代奏《为扩充南洋公学咨请代奏立案条陈》，而赌气将校长一职辞去，“即日回无锡养亲”[36]，后在俞书祥的劝解下，唐文治才回校主事。以此为基础，唐文治与盛宣怀建立的各种关系，对各自事业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些事例充分说明私人关系对具体事业的成功与否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而又微妙的中国传统社会，要想办成一件事情，不仅受制于传统思想习惯、政治制度，私人关系也是重要的因素。

注释：

①俞书祥(1856—1918)，字隶云，太仓人，俞书祥的妻子顾瑞芝是唐文治的表妹，俞书祥的女儿俞庆棠又嫁给了唐文治的儿子唐庆诒，两家人存在着世代联姻。盛宣怀于1889年聘请俞书祥担任上海电报学堂总办(校长)。盛宣怀创办上海广仁堂后，也由俞书祥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辛亥革命时，就是俞书祥将盛宣怀在上海的家属接到电报学堂避难才得以躲过一劫。俞书祥深受盛宣怀的信任，俞书祥所处的地位使得他有更多的条件接触盛宣怀，在某种场合下他是比较合适的中间人。

[参考文献]

[1]唐文治致盛宣怀函:1906-6-18[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38576).

[2]盛宣怀致陆继良函:1906-5-22[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38579).

[3]上海唐蔚之侍郎来电.愚斋存稿卷七十八·电报五十五[O].民国二十八年思补楼刻本.

[4]振贝子挽留唐侍郎[N].申报,1907-2-21.

[5]上海实业学堂恐慌问题[N].申报,1907-5-17.

[6]唐文治致盛宣怀函:1908-12-11[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19044).

[7]盛宣怀致唐文治函:1908-12-15[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19045).

[8]唐文治致盛宣怀函:1909-5-17[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28844).

[9]唐文治致盛宣怀函:1909-8[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26283).

[10]盛宣怀致唐文治函:1910-1-9[B].上海图书馆盛宣怀档案(档号：026282).

[11]《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