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荐 杨世铁

(周 荐 澳门理工学院)

(杨世铁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文学院中文系 安徽 235000)

一、辞书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1.辞书编纂中国化的问题

对辞书编纂的中国化问题的讨论是从1982年开始的。杨祖希《中国式专科辞典的释义》(《辞书研究》第6期;以下凡不注明出处者均发表于《辞书研究》)发表,编辑部在为该文所加的按语中倡议就我国辞书编纂的中国化问题进行讨论。

在《辞书研究》上参加这一讨论的人很多,如闵家骥(《辞书中国化小议》,1983年第1期)、王知伊(《试析“辞书编纂中国化”》,1983年第2期)、杨祖希(《对我国辞书编纂中国化的浅见》,1983年第2期)、梁式中(《评“中国化”》,1983年第 3期)、舒辛(《明确辞书编纂中国化的内涵》,1983年第3期)、尚丁(《我国辞书编纂的道路和特点》,1983年第4期)、刘庆隆(《中国化,借鉴与国际化》,1983年第5期)、祝注先(《“中国化”问题浅见》,1983年第 6期)、陈增杰(《大型语文词典编纂中国化之我见》,1983年第4期)、卢润祥(《辞书选题与中国化的实践》,1983年第6期)。意见大致有三种:一是认为,“辞书编纂中国化”就是使辞书编纂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祝注先、闵家骥)二是认为,“有社会主义中国的个性特点等等,并不等于中国化”,“所谓中国化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梁式中)三是认为,“我国辞书编纂的中国化,指的是走自己的道路,具有中国的特色”,但同时,“决不意味着对古今中外的辞书编纂经验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重蹈`排外主义'和`是今非古'的覆辙”。(杨祖希)另外,针对有学者认为“辞书编纂中国化”就是要在指导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说法,尚丁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辞书独有的特性,也不是`中国化'的专有属性。”(《我国辞书编纂的道路和特点》,1983年第4期)

2.关于辞书规范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有四种:第一,对于已有的、存在问题的规范可以超越。如陈原指出:“辞书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标准,不完全等同于国家规范,辞书编纂家要在国家规范的指导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敢于超越规范。”(《辞书与语言规范化问题》,1999年第2期)第二,规范型辞书必须严格遵守已有规范。李建国认为:“对于国家颁布的语言文字法规、标准,辞书编纂的术语符号标准等,一般的辞书编纂者可以有所变通,而规范型语文辞书的编纂者则当不折不扣地照章行事。”(《规范型语文辞书的理论思考》,《中国语文》1999年第1期)第三,对待规范标准要坚持刚柔结合的原则。高更生指出,在规范型字书的编纂中需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机械地强调刚性原则,另一种是过分地强调柔性原则”。他主张刚柔结合,既坚持规范原则,又不死守原则。(《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原则——谈规范型字书的编纂》,2000年第2期)第四,个别人认为辞书编纂中可不遵守规范性准则:“辞书(哪怕是语文辞典)编纂的规范性准则是可有的,但不是必有的。要求所有辞书的编纂都必须遵守规范性准则,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上也难以做到,因而是不适宜的。”[1]

3.辞书质量的评价标准

辞书质量评价标准的提出有两个背景:一是随着“辞书热”的兴起,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劣质辞书,由此而引发人们对辞书质量评价标准的讨论。二是学者们在探讨辞书特性时,有人把辞书的特性当作辞书质量的评价标准,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辞书的特性、辞书质量标准的讨论。这两种讨论的出发点不同,但最后都归结到如何评价一部辞书的质量问题上。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造成辞书质量滑坡的原因,二是如何保证辞书出版的质量,三是评价辞书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关于辞书质量的评价标准,刘志荣认为,所有的辞书都应具备准确性、权威性和规范性,因此,“不论从什么角度评价辞书,这`三性'都应该是辞书质量评价所必须依据的标准。”(《辞书质量评价初探》,1989年第3期)黄孝德说:“辞书质量标准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具体的概念。”“语文辞书、专科辞书、百科辞书、百科全书等,都有各自的质量标准,人们不可以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价不同的辞书品种。”(《论辞书的客观属性——也谈辞书特性和质量标准》,《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此外,魏世弟和李尔钢提出了八条评价标准(《论辞书特性与质量标准》,1990年第2期),邹酆(《汉语语文词典质量评估标准试论》,1993年第2期)提出了四条标准。

如何才能保证辞书出版的质量,也是本次讨论的重点之一。仅《辞书研究》即发表了刘庆隆《提高辞书质量的若干设想》(1984年第5期)、左大成《辞书出版工作的回顾与思考》(1989年第1期)、鲍克怡《制止辞书质量滑坡,努力提高辞书质量》(1992年第5期)、王宁《辞书质量纵横谈》(1994年第5期)、肖海波《提高辞书质量的一个关键》(1995年第4期)等文章,李亚明《建立辞书质量保障体系》(《编辑学报》2000年第2期)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1)“建立由辞书编辑出版责任机制、辞书出版管理宏观调控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构成的辞书质量保障体系”(李亚明);(2)加强辞书研究工作,以理论指导实践(鲍克怡、刘庆隆);(3)加强两支队伍建设(鲍克怡、刘庆隆);(4)加强计划性(刘庆隆、王宁);(5)“加强辞书的评论工作”(王宁、刘庆隆、鲍克怡);(5)加强立法(左大成);(6)“收集和拥有第一手材料”(肖海波);(7)“对已经国家立项的重要辞书的主编和脱产的骨干编纂人员,应把他们编纂的辞书计入学术成果”(王宁);(8)加强优秀辞书的修订(王宁)。

4.词性标注

词性标注是语文词典编纂实践向人们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对编纂实践提出更高要求的一种体现。语文词典在编纂过程中给词标注词性不是新鲜事,但由于汉语的复杂性和汉语词类研究成果的局限,长时间来,给词标注词性成了一种理想。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标注词性的语文辞书的不断增加以及标注词性过程中一些问题的显现,人们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集中探讨。

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词性标注困难的原因。赵大明认为语文词典标注词性所面临的难点主要有二:一是“词与非词的区分以及非词如何标注词性的问题”,二是“是兼类词还是不同的词的问题”。(《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的难点》,1999年第1期)郭锐认为,词性标注的困难主要是:“个别词用法特殊,难以归类”,“个别词在使用中的句法成分不好确定”,“部分词的用法不清楚”,“部分词同一性的确定有困难”等。(《语文词典的词性标注问题》,《中国语文》1999年第2期)第二,语素是否需要标明词性。王世友主张“在辞书中给单字条目标注词性,必须以明确区分音节和单音语素、明确区分词素和词为基础”。(《现代汉语字典标注词性的几个基本问题》,2001年第4期)赵大明认为,给每个语素的各义项都标出语法属性,能够单用的语素上所标的就是词性,不能单用的语素上所标的便是语素的属性(其实主要是名、动、形三类)。(《汉语语文词典标注词性的难点》,1999年第1期)苏宝荣倾向于给语素标注词性:“实际上,汉语语文词典中给不成词语素所标注的词性也是一种`泛化'的`词性',这种`词性'标注虽然不能说明语素构词后的语法功能,重在说明其`内部关系'与`组合功能',但对于复合词词义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词性标注与“词性”术语的“泛化”》,2006年第3期)第三,兼类词如何处理。陆丙甫认为:“由于基本词义相同而兼有名动两性的词相当多,为了避免词条不必要地大幅度增加,就可以设立一个`名动词'类别。但基本词义相同而兼有名、形两性的词则少得多,似乎不必为这少数特例专门设立一个`名形词'类别。可以把这些词个别处理,各自分化成两个词,分别划到名词类和形容词类去。”(《词性标注问题两则》,1983年第5期)董秀芳认为:“如果一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兼属另一词类,这一部分就可以处理为兼类。”(《从谓词到体词的转化——谈汉语词典标注词性的必要性》,1999年第1期)李尔钢认为:“辞典没有必要在义项设立和词性标注中使用特殊的标记将哪些是兼类词一一指示给读者。”(《兼类词的义项设置和词性标注问题》,2006年第3期)

这次讨论,虽未达成一致认识,但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如郭锐(1999)认为,现代汉语是由不同层次的成分构成的,“最好的处理办法是不同层次的成分都承认,并且标明其所属层次”。他建议辞典标注词性时注意以下几点:“通盘考虑,建立一个内部协调的词类体系”;“以明确的语法功能而不是意义为划类标准”;“兼类词的处理应全盘考虑,统一处理”。董秀芳(1999)认为,词典标注词性时应该尽可能地细一些,如:动词中可以适当考虑标注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小类,名词大类下的时间词和方位词也可以考虑单独标出,词典中的短语作出特殊标示。李红印认为,“词性标注应该依`项'标注”,“标注的词性应该和释义、配例相一致,三者配合,共同显示词的语法功能”。马彪和邹韶华指出,对于较难判定词性的词,“以频率统计的结果做标准来解决词性标注问题”。(《如何解决辞书中词性标注的分歧》,《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3期)

5.关于建立工具书学的问题

“工具书学”要早于“辞书学”提出,随后便归于沉寂,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人们开始讨论辞书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时,建立“工具书学”的呼声随之又起。从论者身份看,主张建立“工具书学”的大多是图书馆界的学者。[2]

所谓“工具书学”,就是“将各类工具书进行总体研究的学问”,其研究的对象是“各种类型工具书的产生、发展、编制、管理和使用的共同规律和使用方法”。(戴克瑜、夏发奎等《工具书学初探》(中),《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年第1期)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早已建立起和正在建立的目录学、索引学、辞书学、文摘学、年鉴学等在内,是一门由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编辑出版学、计算机应用学等等学科(或其分支)相互交叉组合而成的新兴学科。”(董乃强《关于建立工具书学的几个问题》,1997年第4期)嗣后,肖宏发综合前人认识,列了一个“工具书学学科结构体系”,内容相当宏富,差不多包括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工具书学的建立》,《图书馆界》2002年第3期)肖的观点是对前人观点的总结,应该说是“工具书学”主张的代表。

从早期的“工具书学”的定义和研究对象来看,“工具书学”跟“辞书学”有相似之处,只是范围更广一些;从后来学者对“工具书学”研究范围的界定来看,似乎又包括辞书学,而且辞书学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门类。如果“工具书学”如此包罗万象,恐怕在可见的未来是很难建立起来的。

6.辞书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性质

《辞书研究》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有一句话:“辞书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也还在孕育之中。”这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人们探讨辞书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性质埋下了伏笔。

对辞书学的学科地位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辞书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如胡明扬(《词典学概论》)、徐庆凯(《论辞书学的独立性》,1989年第2期)、徐时仪(《辞书学学科地位考探》,1990年第5期);二是认为辞书学还是没有独立的学科,如徐祖友(《辞书学的今天和明天》,1991年第2期);三是认为辞书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如曹聪孙(《词典学是一门交叉科学》,1990年第4期)、苏宝荣(《辞书学的广义与狭义》,1990年第4期)。

还有不少学者对“词典学”的学科性质发表了意见。黄建华(《词典论》)、杨祖希(《词典学试论》,1979年第 1期)认为词典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王德春认为:“词典学是应用科学,不是交叉科学,也不是综合科学。”(《词典学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科》,1991年第1期)郑述谱说:“词典学兼有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两个方面的特征。”(《语义学与词典编纂》,1987年第5期)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早期的词典学主要研究语文词典的编纂及相关理论,它跟语言学的关系比较密切,而现在的辞书学,则包括对专科辞典、百科全书的研究,它不再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了。

7.辞书的特性

1958年,《辞海》在修订过程中,曾提出“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和“正面性、知识性、稳定性”几条作为编写的原则。1979年,《辞书研究》创刊号中明确指出这“六性”是保证词典质量的关键(《坚持“六性”,保证质量》);同年第2期该刊又发表巢峰《试论辞书的政治性——〈辞海〉编辑体会》、池哲《辞典要有简明性》、冯英子《谈辞书的稳定性》、徐庆凯《坚持辞书的科学性》、杨祖希《知识性——辞书的中心》,专论《辞海》特性。在之后的几年中,政治性、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简明性(简称“五性”)便被人们看作区别于一般书籍的辞书的特性。[3]1982年,胡明扬等在《词典学概论》中提出了词典的“三个根本要求”,即知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简称“三性”)。后来,陈炳迢在其《辞书概要》(1985)中又提出辞书的四条一般准则:科学性、知识性、稳定性、实用性。

“六性”、“三个根本要求”和四条“一般准则”,表面上看似无直接关系,但从内容看,则有很强的一致性,讲的都是辞书区别于一般书籍的特点。1987年,黄建华在《词典论》中首先对胡明扬等人把“三性”看作词典的“根本要求”提出质疑,他说:“这种提法固然不错,不过,对辞典以外的工具书也是可以提`三性'要求的。教科书不是也要有`三性'的么?可见,`三性'并非词典所专有的属性,不是词典的特性。”辞书学界关于辞书的特性的讨论由此展开。《辞书研究》1990年第2期发表魏世弟、李尔钢《辞书特性和质量标准》,指出“五性”或者“三性”“都只是衡量某一部辞典质量高下的一些标准”,而不是“辞典的`根本要求'和`本质属性'”,认为“释疑备考特性”、“知识集约特性”和“分目集索特性”才是辞书的特性。[4]林玉山《关于辞书性质的思考》(1992年第1期),不同意魏、李二人把“辞书的特性”与“辞书的质量标准”分开的做法,认为两者“只是说法不同,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他把辞书的性质分为“一般性质”和“特殊性质”,认为一般性质包括知识性、科学性、简明性、实用性,特殊性质包括稳定性、检索性、格型性、典范性。黄孝德《论辞书的客观属性——也谈辞书特性和质量标准》(《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明确地从辞书与一般图书、与一般工具书加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辞书属性的三个层次,认为:知识性、科学性和思想性是辞书与普通图书都具有的本质属性,备查性、概括性、稳定性和便捷性是辞书与一般工具书都具有的本质属性,而典范性和条目性是只有辞书才具有的本质属性。徐庆凯《词典的特有属性和本质属性》(1996年第1期),结合魏世弟、李尔钢和黄孝德等人的认识,主张严格区分属性、特有属性和本质属性三个概念,认为“特有属性是属性的一种,本质属性则是特有属性的一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词典的三个特性:“汇集一定范围内的词语作为注解的对象”,“通过对词语的注解帮助读者消除词语上的疑惑”,“以各个词语及其注解为单位,逐一编排,以便于读者检索”。以上三个特性中,“第二个特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是“词典的本质属性”。杨正业《中国:辞典的源》(《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指出辞典有两大重要特性,“一是查检性。它是供人查的,而不是给人读的”,“二是条目性。任何学科的知识,在辞典里都被切割成一个一个的条目,并按一定方式排列起来”。

除以上总论辞书的特性的文章以外,还有学者对辞书是否具有某种属性展开了讨论,如辞书的政治性。宋芳彦认为,政治性不是辞书的编纂规律。(《政治性不是辞书的编纂规律》,《齐鲁学刊》1986年第6期)而徐庆凯则认为,“政治性是衡量辞书的质量和社会效益的首要标准”,“把好政治关,理应成为辞书编纂工作者的首要任务”,甚至主张“在词典编纂的各个环节中,选词、释义、编排三个环节都要注意把好政治关”。(《把好政治关》,1992年第3期)

8.抄袭与借鉴的区别

此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由王同亿事件引起,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1993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辞书学会首届年会暨第四届全国辞书学研讨会”和1994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理论和辞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都把这一问题作为研讨的主要内容。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发表意见,其中在《辞书研究》上发表论文而且较具代表性的有:徐成志(《坚持辞书编纂中的实践论——兼驳“共识说”》,1995年第3期)、符淮青(《略论词典释义中的继承和抄袭》,1995年第 3期)、王宁(《简论辞书的创造性及其著作权——驳“共识”论与“共同精神财富”论》,1997年第3期)、苏宝荣(《认清辞书编纂工作性质,划清借鉴与抄袭的界限》,1997年第4期)、王德春(《编词典要多一点创造性》,1997年第4期)、周荐(《词典释义、出处溯源和引例的借鉴与抄袭的分野刍议》,1998年第2期)。

二、汉语辞书编纂和理论研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辞书编纂和辞书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问题也有不少,主要有:

1.辞书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现象严重

这种现象主要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表现有多种,有的是胡编滥造,有的是抄袭剽窃。鲍克怡形容这个时期的辞书出版是“多而滥”。(《制止辞书质量滑坡,努力提高辞书质量》,1992年第5期)

(1)粗制滥造现象

粗制滥造主要表现在收词和释义上。有些辞书在收词上把关不严,该收的失收,不该收的反而收入,如有的语文词典就收入了“一枝笔”、“一本书”这样的单位。跟收词相比,释义上存在的问题更多,像解释过简、以偏概全、义项划分不当等问题都非常普遍。

(2)大量抄袭

辞书编纂中抄袭现象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王同亿事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同亿先后主编了《语言大典》《现代汉语大词典》《新现代汉语词典》等大型辞书,其中,“《新现代汉语词典》抄自《现代汉语词典》及其补编和《古今汉语实用词典》的达65%之多。而《语言大典》中的成语总共不足5000条,抄自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成语大辞典》的竟有3700条之多,占《语言大典》中成语条的75%以上。”(巢峰《“王同亿现象”剖析》,1995年第2期)其实,王同亿事件只是辞书编写中抄袭现象的典型个案,在他之前这种现象就已存在,只是还没达到如此疯狂的地步,例如被相关部门鉴定为抄袭或被读者指出抄袭的辞书就有:万启智等主编的《新法编排汉语词典》(新华出版社,1985)[5]、刘雨樵主编的《党政干部大词典》(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张锡坤主编的《新编美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6]、吴山主编的《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7]、曲钦岳主编的《当代百科知识大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8]、张占斌等主编的《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9]。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等因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1993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等五家单位告上法庭,最后法院判王同亿及海南出版社败诉,并向原告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这对当时辞书编纂和出版界存在的愈演愈烈的抄袭剽窃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这种现象并未因此而消失,几年后,王同亿又出版了《新世纪现代汉语辞典》《新世纪规范字典》《新世纪字典》,问题仍然不少。[10]另外,“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中查处了不合格辞书19种,如新疆教育出版社的《多功能学生字典》、印刷工业出版社的《中华辞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汉语大字典》、学苑出版社的《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这批不合格辞书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抄袭。[11]辞书学界打假的路还十分漫长。

(3)名实不符

不是辞书却打着辞书的名号出版,也是辞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现在市场上各种各样的“辞典”很多,有些是名副其实的辞典,有些纯粹是为了诱骗读者购买打出的幌子,这些书多数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例如:市场上不少的鉴赏辞典,“绝大多数是将文学、戏剧、电影、美术等原作加上鉴赏文章编成的”,“这种辞典以作品的标题为词目……但它的释文都是一篇篇文章,这种鉴赏辞典和鉴赏文章的结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毫无二致。”[12]其他类的辞典,如题解辞典、阅读辞典、故事辞典、名言辞典、赠言辞典,都有这样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跟辞书学的含义不清楚有一定关系,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个别人和出版社为了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迎合市场需求所造成的。

2.理论研究中炒冷饭现象

椐何华连、方宝花统计,2001年各种学术刊物发表辞书学论文416篇,2002年508篇,2003年575篇,2004年635篇,2005年411篇,2006年628篇,大体呈增长趋势。辞书学论文发表的数量逐年增多,是好事,它说明辞书学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不过,在重视发表论文数量的同时,也要讲求质量,讲求创新,这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从已发表的论文看,重复研究多,不少论文缺乏新意,很多文章从写作思路到对问题的认识,再到所用的材料,往往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再如辞书史专著目前已出七部,这些著作的框架差不多完全一样:“一般都在简要介绍古代辞书的发展概况后将主要篇幅用于对具体的古代辞书的评价上”[13],而且评价的内容也大致相同。

3.辞书史研究无限制地把汉语辞书的源头提前

汉语辞书的起源问题是汉语辞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意见有两种:一是把先秦时期的《史籀篇》看作我国最早的辞书,如方厚枢[《中国辞书史话》(上),1979年第1期];二是把《尔雅》及汉代的《说文解字》等看作我国最早的辞书,如黄高宪(《试论〈周易〉与中国辞书的起源》,1991年第6期)。两种意见虽不同,基本上不离事实左右。然而,有些学者却把汉语辞书的源头提得更加靠前。如刘长允认为,“《易经》是一部古老的(或原始的)辞书”(《从辞书角度看〈周易〉》,1985年第6期),杨起予认为“我国工具书,发轫于夏代以前的《黄帝历》和《颛顼历》,历史相当悠久”。(《建立工具书学刍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中国辞书究竟起源于何时,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据不足而随便把早期的一部书拿来看作中国辞书的源头,恐怕不能为人们所接受。

三、未来中国辞书出版与辞书研究的发展趋势

1.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

辞书学人才包括辞书编纂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从全国范围看,辞书编纂整体上表现出非专业性特征和非学者型特征,编写者的素质参差不齐,编写队伍缺乏稳定性,多数都是临时拼凑起来而且利用业余时间来搞,有的甚至就是“草台班子”。理论研究人员有不少是由出版者兼任的,他们一边搞出版,一边搞研究,真正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专职从事辞书学研究的人很少。这少数的专职研究人员中,绝大多数是从事双语词典研究的,全面从事辞书学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以前,我国辞书学人才的培养走的是“以辞书出版任务带动辞书编辑出版队伍的建立,以辞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推动辞书编辑出版队伍的建设”这样一条路子。[14]但辞书学人才的培养不能总靠这种办法。换句话说,我们的辞书编辑队伍和研究队伍的建设不能总靠辞书出版事业来推动,而应该通过培养专业人才来推动。

上世纪80年代,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举办了两届全国辞书编辑进修班,为辞书出版界培养了一批人才。这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做法,尤其是在现在的大学还没有辞书学专业的情况下,可以解决辞书学人才奇缺的问题。不过,进修和培训的形式还可以多样化,而且要形成制度。在这方面,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词典中心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15]总之,辞书学要发展,关键在人才。今后应该在培养辞书编纂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方面多想办法,多做工作。这是辞书学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2.辞书出版要有精品意识

“辞书出版的多少、好坏,就某种意义来说,也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文化水平。”[16]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辞书的“多少”跟国家的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二是辞书的“好坏”也影响到国家的文化水平。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辞书出版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国家小辞书”的局面,但是质量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要提高辞书的质量,就要树立精品意识,把辞书编纂作为“名山事业”。这需要从辞书的编写者和出版者两方面抓起,没有一支高水平的编写队伍和一支责任心很强的编辑队伍,辞书的质量就不能得到保障。另外,要打造精品辞书,除了抓好新的辞书项目外,还要加强对已出辞书的修订工作。好的辞书往往不是一次编就的,它需要根据社会和学科的发展情况不断修订,改正上一版中的错误,补充新的内容,这样才能使辞书跟社会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同步。从我国举办过的几次国家图书奖的评比中可以看到,不少获奖辞书都是经过反复修订的。这说明,对已有辞书进行修订比重新组织人力编写更容易提高辞书质量。

3.对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要集中力量展开讨论,争取有所突破

经过几十年努力,我国辞书学的理论研究较前有了长足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也要看到,有些问题还没有研究,有些问题还只是刚刚提出来。比如“辞书”、“辞书学”等概念就存在着人言言殊、含义不明的问题。近三十年来辞书出版十分混乱,有些不属于辞书的图书却打着辞书的名义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就跟“辞书”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直接关系。再如,从前人们讨论辞书的特性,一直达不成一致的认识,恐怕也跟大家对“辞书”的理解不同有一定关系。

4.科学地开展辞书评论工作

辞书评论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保证辞书出版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以前的辞书评论,“捧场摆好的文章太多,写起来也顺手得很,而指疵辨误的文章则碍于情面,常常难于下笔”。(金常政《敢向伪劣辞书亮红牌》,1997年第2期)这样的辞书评论既于辞书学理论建设无补,也不能为辞书的出版提供正确的导向。因此,今后的辞书评论需要进一步加强,要提高评论的科学性。

5.加强与国外辞书界的交流

多关注国外词典学的研究进展,加强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词典学作为一门学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国内词典编纂经验的总结和介绍上,要多注意学习借鉴国外词典编纂的经验,加强与国外辞书学界的联系。以前我们强调辞书编纂的中国化,今后应该强调“世界化”。

6.加强辞书的数字化工作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辞书编纂手段也开始告别笔墨纸砚为工具,卡片、糨糊为标志的传统手工操作历史,开始进入以电子计算机、语料库、数据库为标志的自动化阶段”。[17]因此,在今后的辞书编纂和理论研究中,必须重视辞书的数字化工作。辞书的数字化工作,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研究,二是辞书的数字化编纂。理论研究包括:辞书的数字化工作的意义、实现的途径、存在的主要技术问题、解决的方案、版权问题以及辞书数字化工作的发展史;辞书的数字化编纂包括大型语料库的开发、纸本辞书的数字化、电子词典的开发等等。

附 注

[1]汪人文.试谈辞书编纂的规范性准则.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0(1).

[2]见徐丽娜的《中文工具书学科发展综述》(《河南图书馆学刊》1998年第 1期)和肖宏发的《工具书学的建立》(《图书馆界》2002年第3期)。

[3]1986年,巢峰根据《辞书研究》上的这五篇文章把辞书的特性归纳为五点:知识性、科学性、稳定性、简明性和思想性。见《辞书特性探索》(《出版与发行》1986年第4期)。

[4]后来,李尔钢又补充了一个特性——概括诠释性。见李尔钢《再论辞书特性与质量标准——兼答林玉山先生》(《辞书研究》1993年第2期)。

[5] 陶父.一本抄袭之作——评《新法编排汉语词典》.辞书研究,1986(5).

[6]错讹与抄袭.中国图书评论,1988(1).

[7]龚成生.评《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辞书研究,1991(5).

[8] 巢峰.“王同亿现象”剖析——1994年9月 15日在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上的讲话.辞书研究,1995(2).

[9]晓公.一部辞书因抄袭侵权而受处理.辞书研究,1993(4).

[10]徐庆凯.评王同亿的假创新.中国图书评论,2002(5).

[11]“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举要.中国出版,2003(11).

[12]蔡才宝.该给辞典一个什么说法.出版发行研究.2001(3).

[13]雍和明.关于中国辞典史研究的思考.辞书研究,2004(2).

[14]石家金.对辞书编纂出版现状的思考.辞书研究,1990(2).

[15]郭世英.英国埃克塞特词典研究中心.辞书研究,1994(3).

[16]罗竹风.我们迫切需要一支辞书编纂队伍.辞书研究,1982(5).

[17]双人.辞书现代化的新进展——中国辞书学会辞书编纂现代化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全国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综述.辞书研究,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