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峰

(首都图书馆,北京 100021)

〔作者信息〕杨之峰,男,副研究馆员。

在台湾于凌波居士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中,徐文霨被称为“华严学者”,然而继杨文会创立金陵刻经处后,这位浙江人创办的北京刻经处,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对中国的佛经整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徐文霨简介

徐文霨 (1878～1937),字蔚如,号藏一,浙江海盐人。自幼随母读书,经史之外,兼习算学,因受母亲影响,从小就礼佛诵经。光绪二十四年(1898)科举落第,入京捐资为部郎,兼任京浙学堂算学教习,后任京师地方审判所推事、度支部通阜司郎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携眷南归,被选为浙江省第一届省议员,受浙江都督朱瑞委托,主办《浙江日报》。由于大总统袁世凯党禁严厉,省议会无形停顿。徐文霨从此潜心研究佛典,专以弘扬佛法为务。1914年再度入京,任财政部会计司会办参事。

1.1 印光法师文钞 1913年,他在《佛学丛报》见到常惭的文章,心生景仰。得知常惭是普陀山法雨寺印光法师后,立即与友人周孟由、张云雷等赴普陀山拜访。两年后,周孟由再赴普陀山,带回印光法师几篇旧信稿,寄给徐文霨。徐文霨印出赠人结缘,题名 《印光法师信稿》。1917年,徐文霨由北京南返,持书奉母,再登普陀,请求皈依。印光法师当时正在潜修,从不收皈依弟子,介绍他们母子去皈依谛闲法师。这次徐文霨得到印光文稿 20多篇,携回北京,加上原来的几篇信稿,合印为《印光法师文钞》。这是最早问世的《文钞》,从此之后,迭次增广,多方翻印,《印光法师文钞》风行海内,印光本人也名闻天下,人人敬仰,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1〕

1.2 佛教活动 徐文霨多次访谒谛闲法师,朝礼

阿育王山舍利塔,并捐资给杨文会(字仁山)创办的金陵刻经处,重刻《西斋净土诗》。他自己集资刊刻了一部《释摩诃衍论释》。1917年他编成《杨仁山居士遗著》,深受鼓舞。1918年 3月,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铁路督办蒯若木等人,在北京发起“戊午讲经会”,公推徐文霨南下宁波四明观宗寺,迎请谛闲法师北上讲经。这次讲经历时两月有余,激起北京众居士学佛的热情,于是徐文霨与蒋维乔、江杜、黄士恒等创立了“北京刻经处”,地址选在北京西城区宗帽胡同四条九号。

2 北京刻经处

2.1 刻经宗旨 北京刻经处成立的目的,是追随金陵刻经处,完成杨文会居士的未竟之业,重刻方册大藏经。这从徐文霨《杨仁山居士事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乾隆版大藏经》(又称《清龙藏》)原板藏于北京柏林寺,各省寺院申请刷印,辗转呈报,手续繁难;从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陆续刻成的《嘉兴藏》一改过去经折装的形式,改为方册线装,可是经版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传世的印本稀少。刚刚步入佛门的杨文会深感佛经难觅,发愿重刊方册本大藏经。〔2〕他编订《大藏辑要目录》,列佛经 460部,3220卷。从同治五年(1866)金陵刻经处成立,至 1911年杨文会去世,他亲手校订出版的佛经有 2000卷左右,此后,金陵刻经处在欧阳渐等人主持下继续刻经。与金陵刻经处相继而起的,有苏州、常熟、杭州、扬州、砖桥等近十个刻经处,分工协作,共刻佛经。为了集合北京的财力、人力,尽快完成杨文会重刻方册大藏经的遗愿,徐文霨等才有北京刻经处之设。其版式、装订完成模仿金陵刻经处,都是每半页 10行,每行 20字,细黑口,左右双边,上下单边,板框高约 16.5c m,宽约 13c m,装订为四眼线装。书后附刻书识语,略记捐刻者姓名、心愿,以及所刻经典的字数,有的还附有案语,揭示经书内容、版本价值。如果某经金陵刻经处已刻,则不再重复。有时消息不通,出现重复,一旦发现,立即停止。如《北京刻经处第三次征信录》(1922年刻本)提到：“上届已刻未成清单内尚有《法华经义记》一种,因金陵刻经处业已出书,不复重刻。又《成唯识论演秘》一种,因闻金陵有校刻之讯,亦暂停刻。”如果施资者指定要刻某经,而金陵等处已准备开刻,则干脆转到金陵去刻。如《华严孔目章》即由金陵刻经处雕刻,北京刻经处支付刻资现洋226元 1角 1分 。〔3〕

2.2 人员组成 北京刻经处是一个民间刻书机构,从业人员大多是兼职。如蒋维乔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庄蕴宽任审计院院长,江杜任职于京师图书馆,梅光羲则远在山东任高等检察厅检察长。1920年梅光羲之母文太夫人去逝,北京刻经处同人刊刻《居士传节要》进行悼念,捐资者有丁甘仁、欧阳柱、包发鹤、刘锡焯、徐文霨、丁传绅、丁传琳、易季服、丁传缙、陈嘉异、张烈、黄士复、朱元善、李国柱、李国权、刘锡麟、尹兆祺、苏锦标、苏尔荣、许善臻,还有一位日本人佐愿笃介。1920年徐文霨之母倪太夫人去世,1922年江杜之母郭太夫人去世,北京刻经处同人也曾集资刻经,进行悼念。除去重复外,还有周明泰、孙多焌、徐鸿宝、王琨芳、蔡儒楷、包承志、马振宪、张鑫、彭宪、刘维棠、程安宅、黄群、张之铭、邓高镜、吴钟镕、周奋、罗远耀、徐国治、陈汝湜、黄中强、任绳祖、张炳桢、曾志远、张寿鸿、鲍祺、张初超、张书勋。将以上人员统计起来,先后在北京刻经处工作过的共有 51人,当然还不是全部。1922年,蒋维乔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江杜回到上海,刻经处事务全落到徐文霨身上。他工作之余,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刻经处,以此作为他的终身事业。此年徐文霨与许丹任职天津,他们又成立天津刻经处。〔4〕徐文霨负责两个刻经处的事务,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校刻佛经近两千卷。刻经处后期有著名佛学家周叔迦及其弟子苏晋仁等人加入。周叔迦 1933年校刻《名僧传钞》、《性相津要》、《信力入印法门经》等,苏晋仁则于 1939年校勘《大唐内典录》十卷、《至元法宝勘同目录 》十卷〔5〕,后者还包括藏文经名。

2.3 刻书质量 徐文霨主持北京刻经处,所刻之书精审严整。他在《致演如法师书》中说：“鄙见以为刻经一事,对于已有流通之本,或其书未为尽善,皆可不刻。既已刻之,则宜悉仍其旧,苟无他本可据,不应轻改一字;意为删补,尤为不可。须知贤首自贤首,圭峰自圭峰,长水自长水(按：贤首、圭峰、长水皆唐、宋佛教大师名号),各有其本来面目。吾辈校刻时纵有所疑,只可附加最简单之案语、跋语,以供阅者参考。倘别有独得之见,不妨另撰一书,以质当世。若将古经原本加以删补,变乱前人之作,鄙人拘墟之见,谓当悬为厉禁。”〔6〕这段话概括出北京刻经处的质量要求。有一次,有人发心刻印一部署名隋朝嘉祥大师注释的《观无量寿经义疏》,徐文霨觉得可疑,致书印光法师请示,印光复信说：“接手书及《观经》嘉祥大师义疏,一再细阅,其文法实在令人迷闷。一句话反复数说,而义意含糊,兼且只派名义,前不详其所以,后不结其归宿,(印)光忆[臆]此书,恐未必是嘉祥大师亲笔,恐是东洋耳食之徒,冒名而作。”北京刻经处果然未刻此书。凡是有价值的著作,徐文霨必多方搜求。如《心经七译本合订》(1919年刻本),其中后秦鸠摩罗什译本、唐玄奘译本、宋施护译本出自明、清大藏经,唐般若译本和唐法月译本出自《高丽藏》,唐智慧轮译本出自日本藏经书院所编《续藏经》,唐法成译本则是从私人借得的敦煌遗经。将这么多版本搜集到一起已属不易,此书识语说：“右七种均同本异译,尚有唐不空译本、宋契丹慈贤译本,明以来久佚,异时访求得之,尚当汇刻以广流通。”虽然两种佚本终未找到,但可看出他们搜求佛经的苦心,以及他们所刻书的文献价值。

3 百衲本方册清龙藏的结集

在北京刻经处创立之始,徐文霨就谋划刻一部包括所有重要佛书的中华全藏。可是金陵刻经处成立已 70年,全藏目录没有编成,各地刻经都单本流通。1936年徐文霨与北京刻经处的徐鸿宝、翟文选、周叔迦、高观如倡议,集合各刻经处经版,汇成《清龙藏》。其《募集补刻方册大藏缘起》提到,各地所刻单行本藏经,与《龙藏》相比,缺经部 18种,计 38卷;论部 9种,计 178卷,统共只缺216卷,相当于全藏的百分之三四。“是以各处所刻板本虽皆相仿,卒不能汇成全藏。”〔7〕经北京刻经处同人的积极募刻,至 1937年 6月基本补刻完毕。因为当月的《微妙声》月刊已刊出《预约百衲本清龙藏经简章》：“本处集合北平、天津、金陵、支那、扬州、砖桥、众香庵、苏州、杭州十处刻经处版本,汇成《百衲本方册清龙藏经》。全书分二千册,重新编排分合,装订整齐。各书均照市尺长七寸四分,宽四寸六分,大小长短完全一律……全书分四次出齐,第一次二十六年十二月,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等五大部。第二次二十七年四月,出五大部以外及小乘等经。第三次二十七年八月,出律、论两藏,暨西土圣贤撰集。第四次二十七年十二月,出此土贤圣著述……全藏分装一百五十函……”预约发出不到一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无数难民流落街头。徐文霨悲天悯人,奔走呼吁,与佛教居士设立“妇孺临时救济院”,收容难民,终于积劳成疾,于此年冬天逝世,享年 60岁,编订《百衲本清龙藏》的计划因此搁浅。

4 结语

徐文霨去世后,北京刻经处在其同人的主持下继续刻书,最后刻出的有窦存我施资刊刻的《众经目录》七卷(1938年刻本)、周演济(即周叔迦)以亡子周贤仁遗产施刻的《观心论疏》五卷(1939年刻本)。其刻资都是 1937年左右捐出的。此时北京已处在日本人控制之下,善士逃亡,民生彫敝,北京刻经处没有经费来源,停止刻书。解放后,中国佛教协会遵照国务院有关指示,将各地刻经处经版汇集到金陵刻经处,北京刻经处的经板与天津刻经处少量经板合计 22600余块。金陵刻经处偶尔会利用这些经版选印一些经书,但为数不多。而在当年,北京刻处经的佛经不仅在全国各书店、各寺院广泛流通,在国内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远销日本、南洋、美洲等地,对近现代佛教产生巨大影响。〔8〕

〔1〕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468.

〔2〕徐文霨.杨仁山居士事略[M].铅印本,1917.

〔3〕北京刻经处.北京刻经处第三次征信录[M].北京：北京刻经处,1922.

〔4〕张磊.天津刻经处述略[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4(1)：58.

〔5〕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323.

〔6〕徐文霨.致演如法师书[J].微妙声,1940(1).

〔7〕北平刻经处.募集补刻方册大藏缘起[Z].微妙声,1937(5).

〔8〕杨之峰.中国近代的百衲本大藏经[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9)：7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