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 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北京 100089）

文化是与人类俱来的。从广义角度，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优秀的东西。[1]人类发展到今天，曾经创造并正在创造无数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的积累，昭示后人，为后世文化的进步奠定基础。而文化之所以能够被积累、流传、演进，这要得益于她被一定的记录方式记载在载体之上，形成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文字记载的一种文化是不完整的，人们对于她的历史只能靠猜测和想象。如玛雅文化，它对今天的影响在哪里，也许只有历史知道。

可以说，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得以积累、传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一种文化盛衰的映照。而文献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其随着文化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

书厄，图书文献的悲惨命运。[2]古有，今有，中有，外有。自从有图书文献，书厄就如其影子般不离左右。文献太脆弱了，饱受天灾（水、火、虫、霉）和人祸（战乱、政治破坏、管理不善等等）的折磨。天灾可人防，人祸谁来防？自古道：求书难，藏书更难。以往人们多从文化发展中研究图书文献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从图书文献的厄运中看看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我们假设天灾可以防范，人为的管理不善可以改进。人祸中的内战虽有如我国王莽之乱，宫室藏书并从焚尽；董卓之乱，两宫所藏，莫不泯灭；晋世之乱，周师入阙，聚书十四万尽焚等等，严重桎梏了文化的发展，但他们却远不及异族入侵，统治者禁书、焚书对文化的扭曲。

异国异族者发动侵略战争，除非个别领导者英明，保护土著文化典籍，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更多时候他们视土著文献典籍如粪土，决不允许这种记载民族文化的东西——文献典籍存在，因为土地财产的控制较人民思想的控制更为简单。此种书厄会导致一种文化的衰落甚至是灭亡。

公元前3000多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先后有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定居。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巴比伦人继承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并延续发展，创造出大批泥版典籍，其间有著名的“法典”问世。1000年后，历代开明君主把文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了更高阶段并建成古代世界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尼尼徽图书馆。[3]公元前621年，入侵的迦勒底人和米底人捣毁了尼尼徽宫中的藏书室，用战锤推倒了藏书室的墙壁。[4]随着大量泥版文献埋葬地下，也埋葬了延续3000年之久的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化，使这一文化停滞并消失得无影无踪。直至近代考古学家发掘出大批泥版文献，世人才重新知道了这一时代所创造的文化奇迹。试想，如果这些泥版文献没有被摧毁或是埋入地下，而是继续流传，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又将发展成什么样？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决不会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下。

相同的命运还有古印度与古埃及。在古印度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古埃及遭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记载她们光辉文化的典籍要么被深埋地下，要么遭到毁灭性破坏。随着记载这些文化的典籍的消失，文明古国的文化光辉渐渐被另一种文化所取代而渐渐被人们遗忘。

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沦为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殖民统治者大肆破坏书籍，玛雅文写本被诬称为“魔鬼的纸卷”，统统烧毁，甚至许多会写玛雅文的祭司也被活活烧死。[5]殖民者严禁输入“非法”书籍，以防止激进思想进入殖民地从而引发人民的反抗。他们对殖民地的图书出版也有极严的防范，能出版的主要是“基督教”图书，其他方面书的出版则受到严格限制。[5]西、葡殖民者的入侵，给拉美人民的图书文献带来了致命的厄运，破坏了拉丁美洲人民的文化传统，使殖民地文化陷入极端闭塞和落后的深渊。

中国近代文化同样是不幸的，清朝中后期，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国门洞开，且不说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等人盗走的上千卷敦煌遗书精品，从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八国联军入侵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古籍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摧残性重创，这种摧残无论深度与广度都是中国历次书厄所不及的。邓实在《禁书目合刻》跋中哀书：“近者庚子之变，联军入阕，上自官府所藏，下及私家所守，已散弃如粪土……”《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翰林院及民间的许多珍贵典籍都难逃厄运，被侵略者肆意烧毁。至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所制造的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书厄，更是令千夫所指，口诛笔伐。他们肆意摧毁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疯狂掠夺我国文物典籍，据统计，沦陷区和战区毁于日军狂轰滥炸的图书馆共有2118所，民众教育馆835所，我国藏书损失在1000万册以上。[6]这是对我国文化事业的一次毁灭性破坏，严重扭曲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统治阶级独裁统治所致书厄虽不如兵燹书厄繁多，但其对图籍本身的摧残性及对文化发展的扭动性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具备了兵燹之书厄的广度，更有前者所不及的深度破坏。

中国独裁统治者始于秦皇嬴政，焚诗书、禁私学，使本来数量不多的抄写出的竹（木）简书散失严重。这次书厄直接破坏了春秋特别是战国以来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严重摧毁并压抑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嬴政焚书坑儒开了头，自此历代封建帝王焚书杀人便成了家常便饭，大凡不合其统治思想的书籍皆在焚毁之列。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清代乾隆帝“寓禁于征”，佯作“稽古崇文”广征天下藏书，实则朝令夕改，软硬兼施，配以“文字狱”双管齐下，全毁、抽毁、剜毁，甚至删改图书内容。这真是一部《四库全书》成，而无数典籍毁。[7]国民党当局为实现其独裁，将扼杀文化的黑手伸向了进步书刊，大肆禁毁进步书籍，仅1934年就禁毁进步书刊1600多种。[8]

独裁统治者造成的书厄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军阀统治者在文化上的落后性，以及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性，是阻碍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其结果是有利于帝王，毁了国家，苦了人民，延误了文化的发展。

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一直以来都是重“经书”而轻“科技图书”，致使许多“科技图书”遭到不幸。明朝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序言中感慨：“大业之人，弃之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无相关也。”不久，这部记载许多工农业发明，总结农业、手工业生产经验的科学史书便消失国内。直到1926年在日本找到日文翻译本，方归故里。[9]统治者的这种态度，决定着古人对书的价值取向，注定了科技书籍的厄运。此种书厄，严重阻碍我国科技物质文化的发展，将我国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拱手出让，以致后来中国科技落后、列强欺辱的悲惨局面。

无独有偶，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挥舞愚昧与禁欲的棍棒，早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时，就只注重对宗教著作的收集，对于希腊、罗马名作则禁止流传。之后许多教会组织敌视古希腊、古罗马文献，将很有价值的古籍销毁，或者把羊皮纸上的古文献的字迹挖去，代之以谎话连篇的奇迹迷信。[9]此类书厄实施的是愚民政策，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教会的统治，却严重阻碍了进步文化、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发展。以致人们总是将这段时期称为“黑暗时期”而不屑提及，并耻于将其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并称。

文化的发展是讲求继承性的，文化的发展过程更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对前代文化典籍的销毁同样是对后代文化的扼杀。图书文献的一次次厄运，映照着文化发展的曲折与血泪。我国明代学者胡应麟说：“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细细品味，这一评论并不为过。

[1] 刘敏中.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 刘国均.中国古代书史简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3][美]M.H.哈里斯著.西方图书馆史.吴 ，靳萍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4] 泽熙.书藏·书史·书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5] 杨子竞.外国图书馆史简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6]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中国图书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7] 周少川.论社会政治环境与藏书盛衰.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1999：96-101.

[8] 陈登元.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书店，1983.

[9] 葛民.传统文化与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7（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