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爱群曲艳慧王晓明

(1、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94;2、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北京 100730)

村两委中的女干部
——基于全国七十个村庄的调查数据

蒋爱群1曲艳慧1王晓明2

(1、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94;2、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北京 100730)

通过对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70个村庄的78位女村官及其身边亲人、乡亲的深入访谈,发现女干部的当选受政策强制、熟人引荐、个人能力和家族背景四个因素的影响;虽然男女平等已成为基本国策,但农村社区各群体、包括女村官自身对妇女参政却多持反对或漠视态度;受传统观念以及社区环境等影响,多数女干部在工作中感到压力重重。可以说,在近年农村妇女参政比例不断增高的表象背后,其实女性还只是在“观政”。

农村妇女参政;女干部;村级治理

从西方女权主义产生到当代社会性别发展理论的兴起,“女性参政”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议题。因为只有参政,才能使女性进入决策层,拥有话语权,才能使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进而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妇女参政的问题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农村男劳动力大量外流的背景下,农村女性成为农业生产和家庭管理的主力,本应在村级治理中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众多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参与社区管理的能力和状况差强人意。因此,促进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成为近些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和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归纳以往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学者还是官方,大都是从“他者”的角度阐述农村妇女参政的状况、问题和对策,却较少反映事件主体——乡村中各群体、特别是参政的农村女性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而且,有不少研究是针对宏观统计数字、从理论上对妇女参政的问题进行分析,深入实地调查的材料相对欠缺。

为弥补这个不足,我们设计了由女大学生参与实施的“农村妇女参政状况调查”。具体做法是招募家在农村的女性大学生,经过社会性别与发展和社会调查方法的培训,让他们利用假期回到家乡,对自己村庄的妇女参政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从2007—2009年的三年间,有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中华女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高校的70多名女大学生参加了这个调查项目。这些同学收集到了大量、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共提交了1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本论文就是在对以上这些调查报告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写成的。

我们并没有用抽样的方法选择调查地点,但由于参加调查的女大学生都是在知道消息后自愿报名的,我们没有加以干预,所以可以将调查视为随机抽样。这些学生的家乡分布于我国的20个省、市、自治区的70个村庄,可以说,本次调查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农村女性的参政状况

很多研究和报道给出了我国农村妇女的参政比例。例如,2009年民政部的数据认为,全国村委会成员中妇女的平均比例为17.62%,其中北京、内蒙古等10个省、市、自治区的比例超过20%,其中湖南达到30%以上,河南96.5%的村都有女性村委会成员,并且女性进村两委的比例在逐年上升。[1]在我们调查的70个村庄中,有女干部的共有54个,占总数的77.1%。如果仅从数据上看,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其他学者是吻合的,即女性进入村两委比例较前几年有所上升。但是,再对实地调查的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后,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这个数字表面显示的那么乐观。

首先,在有女干部的54个村庄中,有9个村规定妇女主任不算正式两委成员,也不参加村务的决策。因此,有女干部进两委的村庄实际上只有45个,占全部样本的比例降到64.3%,即35.7%的村庄的领导集体中没有女性成员。其次,在全部样本中,仅有1名女性担任村委会主任,1名女性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名女性担任副村主任,2名担任副村支部书记。也就是说,村两委中有女性正职的比例占2.8%,担任主要副职的占5.7%,而其余的女性只是担任妇女主任或负责计划生育工作。

调查还发现,在全部70个村庄中,有11个村根本就没有妇女主任这个职务,另有5个村是由男性担任妇女主任(含计生干部)。而且,在这些村庄中,有的已连续三届没有女性参加竞选,有的竟然连续10年、甚至20年没有妇女主任。

以上数据说明,农村女性参政状况仍差强人意,即使是被认为已经参政的女干部,实际上也有很明显的被边缘化的倾向。

二、女干部的当选经历

在已有的关于妇女参政的研究中,关于女性如何走上参政之路的详细探究并不多。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我们发现,在调查的70个村庄中,女干部的当选经历可以归为政策强制、熟人引荐、个人能力和家族背景四类。

(一)政策强制

随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推行,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促进基层女性参政,甚至作出了女性的最低参政比例等一些硬性规定。在政策规定的强制作用下,一些女性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例如,山东省烟台市某村,村两委成员共有7人,一直没有女性,后因为上级规定计划生育委员必须是女性,村两委主要干部就决定,让原来男计生委员的妻子来担任这个职务。在我们调查的70个村庄中,有20个村庄的女干部是因为这个原因由上级或本村村干部直接决定进入两委的,占28.6%。可见,政策的强制对促进妇女进入领导层还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二)熟人引荐

熟人引荐是不少基层女性走上参政之路的推手。中国的农村是“熟人社会”[2],虽然国家对女性参政有相关政策规定,但政策要在基层落实,必然和乡土社会特有的逻辑发生碰撞与融合。于是,在女性参政道路上,除了政策推力作用之外,熟人引荐便成为一个契机。上述山东省烟台市某村案例中,被指定参政的女性是男计生委员的妻子,便是一例。还有河北省衡水地区深州市某村的妇女主任,当选之前参加了一个秧歌队,与村里的婶子大娘们关系不错,特别是跟妇女主任混熟了,原妇女主任年纪大卸任时就找她接了班。

(三)家族背景

我们发现,还有些女干部是依靠家庭或者家族的势力走上参政道路的。这与熟人引荐有类似之处,也是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吉林省白城市的一位妇女主任。她的夫家属于村中的大姓,公公是在村里执政40多年的老书记,由于本身的威望以及对儿子的有意培养,在他退休之时,他的儿子成功接任村里的一把手,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任村妇女主任。他的女儿任期届满后,又把接力棒传给了这家的儿媳——也就是我们访问的这位妇女主任。村庄的村民代表中,一半以上都是他们家族的亲属,这位妇女主任的从政之路便异常的平坦。还有一些案例,诸如婆婆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后来婆婆退下来,媳妇顺理成章接任的情况,也属于依赖家庭背景上任的一种形式。

对于女性参政来说,家族势力的存在无外乎产生两个效果,即对家族内妇女参政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对家族外妇女强大的阻碍作用。例如上面谈到的村庄中,几年前也曾出现过一位很有才能的竞选者,她冲破层层阻力参与竞选,能力要强于当时的妇女主任,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家族的势力。

(四)个人能力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调查的案例中,也有一定比例的女干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在选举中脱颖而出的。河北平泉县某村一位女支书还兼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和会计,当被问及是如何走上参政道路的,她说,每年的村委干部选举竞争都非常激烈,自己作为一位女性,能否战胜其他有威望、有经验的男性候选人,当时心里也没底,最后能胜出,应该还是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据了解,在做书记之前,她曾经担任多年的妇女主任,还负责村卫生所工作,她态度热情,有求必应,尤其是打针、输液的技术非常好,做了书记之后,她的精明能干也是有口皆碑,甚至被村民们誉为“武则天式的人物”。

另外一位妇女主任表示,妇女主任的职务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太受大家重视的职务,原来自己在计生办工作,大家都说她是“管生孩子的”。后来,她通过在村里发展养猪业养出了名堂,还不辞辛劳地帮助邻里乡亲,现在,乡亲们不再叫她“管生孩子的”,而是改叫她大名了。她说:“之前的我,就只是我的工作内容代表了我(管生孩子的);而如今是我自己,我的各种经历、人格魅力代表了我。”

三、女干部的工作业绩

在乡土社会中,女性从围着锅台转到成为村干部,确实实现了一次飞跃,这个飞跃既代表了农村女干部对自己的一个超越,也体现了他们对传统男性主导社会的一种反抗。克服重重困难,走上参政之路的女干部,在基层治理中又担任着怎样的角色,能否胜任他们的工作呢?

河北省平泉县那位干练的女支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走马上任之后,为村里做了很多的实事,包括兴修水利、保障电路安全使用等,进而带领村民走上谋求致富的道路,如带领大家种植食用菌,饲养蜗牛、兔子等。在谋求新路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挫折,这其中也包括许多来自村民、其他村干部,乃至来自自己家庭的阻力,但是,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之后,这位女支书还是带领村民成功地建立了蔬菜大棚,还利用政府的奖金修了一个专门供妇女们扭秧歌的场地,并且四处筹资完成了本村公路的建设。

以上这位女干部是农村女性的典范,不过,有着如此不平凡业绩的参政女性在广大的农村中却是凤毛麟角。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中,绝大多数女干部担任的都是“不算主要干部”的妇女主任或者计生专干,他们日常的工作内容不外乎宣传计划生育、妇检结扎、收缴社会抚养费等,还有一些诸如帮忙解决村民家庭纠纷、新婚夫妇登记或者新生儿登记等男性不愿插手、不屑于从事的工作。

总体上看,虽然有业绩特别突出、能为村里的发展发挥巨大作用的女村官,但绝大多数的女干部还是处在边缘化的地位。这一方面和女性的从政意愿以及自身能力有关,同时也和社会环境、特别是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

四、女干部内心的酸甜苦辣

在乡村治理这个传统的男性领域中,女干部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感受?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既是本文考察妇女参政问题的视角,也体现了基层政治参与中以人为本的学术关怀。我们发现,虽然访问的女干部遍布我国的许多地区,处在不同的社会和社区环境,但是,他们却经历着共同的辛酸和无奈。

(一)传统观念使得参政的农村女性承受着重重的压力

“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使得传统女性不习惯抛头露面,而作为干部,却必须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这便使得他们出现了种种的不适感,特别是乡间的闲言碎语更成为女性参政道路上的拦路虎。一位女干部无奈地说:“有些人看见你就说,看她天天挂着个包,在村里晃来晃去的,就她舒服了。”还有的女村官说,在村里工作就有人风言风语说她和某某主要干部关系不正当,她心里气极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村民们对女干部也存在着偏见。贵州织金县村民说,妇女当干部的口碑不好,把女干部叫“端盘子的”、“做拄手棍的”等等。

(二)处于边缘地位,缺少资源和话语权,工作难开展

在农村社区管理体系中,女干部无论在数量或地位上都处于劣势。甘肃白银地区一位村党支部女委员说:“其实作为女支委,能做什么呢?又没有什么权力,最多是到开会时,人家叫我去开会我就去开,人家不叫我,我就啥都不知道。”我们访问的村妇女主任对自己的工作状况有几乎一致的评价:平时的工作就是每年召开一次妇代会,三八妇女节组织一点活动。而且,由于资金、人脉、信息等资源主要掌握在男性领导者手中,妇女主任的工作困难重重:“我们这里吧,活动也老是组织不起来,妇女资金一点都没有,怎么组织呢?三八妇女节,那可是我们的节日,可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在我们调查的70个村庄中,很多男干部和被访村民并不太看好妇女当干部的能力,但却普遍认为“计划生育的事还是得女的干,男的干不方便”。所以,绝大部分的女干部都是妇女主任或计生专干。事实上,男性不愿意去做的“管计划生育”,恰恰是农村社区最难做的工作。我们访问的大部分女村官都觉得自己在工作中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对自己工作满意度不高。

(三)农村女干部对女性参政的认同度并不高

我们原以为,农村女干部应该比男性更加支持女性参政,但调查的结果却不尽然。大约有一半的被访女干部并不太支持妇女参政,理由如:“女干部不能发挥能力,常是领导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妇女在村委会里占优势了,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大事小情,都会犹犹豫豫,很难做决定,这也就影响到村里的管理,肯定就会乱了。”当问一位妇女主任是否愿意竞选村主任时,她不自信地表示:“我们没那个能力。我看现在我们这些妇女当中,没有能胜任这些工作的。我们这一辈人,书都没读够,都是低水平,又没锻炼过。”

女干部不否认自己工作辛苦,也不否认自己对本村作出的贡献,但同时也表现出对自身和其他女性能力的不自信。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女性从政的辛苦有切身的感受,但更多的,应该是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和农村社区大环境压力的结果。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库利“镜中我”理论所说,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

五、村民对女干部的看法

近年,随着大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村干部选举程序日益规范。因此,农村社区居民对女性参政的态度,就会体现在他们的选票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妇女参政的进程。所以,我们的调查也关注了农村社区不同群体对女性参政和女村官政绩的看法。

(一)男性村民对妇女参政的评价

我们原是将男性村干部和一般男性村民作为两个群体分开进行访问和统计分析的,结果却发现,这两个群体对女性参政的看法基本一样,大体上都呈现出“反对”和“消极支持”两种态度。

在70个村庄的样本中,不支持妇女参政的男干部大约占到三分之一,普通男性村民比例更高一些,达50%以上。反对女性参政典型的观点有:“如果村干部队伍里阴盛阳衰的话就会被别人耻笑”;“参政从来就是男人的事情,有个别的女干部那也是瞎猫碰上死老鼠,都是政策规定要这样的”;“培养女干部?她不够那一料,培养也不沾”;“妇女从政不合适,很多事特别复杂,他们不好应付”。更有男性村民认为出来工作完全不符合女人的身份:“哎呀,女的参政,那场面怎么应付呀?又得抽烟又得喝酒的。”

当然,也有男干部和男村民表示支持妇女参政,但他们的“支持”显然比较消极。重庆市一个村的书记说:“我们村委会鼓励有能力的女性加入到领导班子中来。”但经过深入了解,他之所以“鼓励”,主要是因为“女干部做妇女的工作比较容易”。山东省胶南市一位男村干部的观点似乎很“客观”:“村干部是男是女无所谓,有能力就行。”但他接着又说:“农村的事很复杂,也不是增加几个女干部就能解决的。”明显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普通男性村民支持妇女当干部的理由更为具体:“村两委班子中当然应该有女性成员,女性是半边天,现在倡导男女平等,而且女的中也有能人。”不过,他们同时认为:“女干部比较适合做文书、计生专干,村书记主任还是要男的做,男人说话才有力度 。”

归纳这些不同的说法,我们发现,其实“反对派”和“支持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使有人已经能接受妇女参政,但在他们心目中,“主政”还是男性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在乡土社会根深蒂固。

(二)女性村民对妇女参政的看法

相对于男性群体来说,女性群体对女性参政的看法更加多样。通过对访谈材料的整理,将之分为四类:

第一,无所谓。有些妇女表示:“谁上都一样,我们得不到好处。”对于一些农村的女性来说,家庭是其全部,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家里的事情,对妇女的政治参与并不感兴趣,表现出了政治冷漠。

第二,赞成。如,“应该有女性,因为现在追求男女平等,况且男女都是人,凭什么村务管理只应该是男性。还有国家都支持女性参政,说明应该有。”还有妇女认为:“女性考虑问题可能更周到,更细致,能给咱女人争口气。”也有人认为女干部好,理由是:“女的不吃喝嫖赌,节省开支。”

第三,支持,但自己不参与。70村样本中超过半数的女性都表示支持女干部,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去参政。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村女性参政意识低的现状,另一方面也给人以希望,至少在女性参政的过程中,部分女性是愿意支持妇女参政的。

第四,反对。在上文中我们已讨论过,甚至连女干部自己对女性参政都持一定的否定态度,女性村民中更是有近三成反对妇女参政,他们不相信女性能干好:“其实女干部少点好,班子里都是男的,他们有什么事好商量。再说妇女遇到事也没什么主意。”也有妇女表示,女干部要出头露面,会被认为“不守妇道”,“不会过日子”,甚至是“行为不检点的女人”。

六、结论与思考

总结我们历时三年的调查,有以下三点结论和思考:

(一)数字背后:观政多于参政

虽然近年不少数据显示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的比例在上升,但我们的调查发现,多数女干部参政的质量是很低的。他们多数担任男性不愿意做的工作,并没有真正进入村庄治理的决策层,只是男性领导班子的“点缀”,多数女干部缺少资源,没有话语权,连基本的妇女活动都没有办法开展。与其说他们已经参政,不如说他们只是在观政。

(二)男女有别:女干部的生存方式

在人类漫长的男权社会中,两性一出生便接受着迥然不同的社会化,女性的角色更多的是被定位在家庭当中。因此,参政对于女性来说,相对于男性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女干部参政途径的多元性,恰恰反映了其走上参政之路的偶然性和非自主性,这便和男性村官的参政方式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女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也和基层男干部存在明显的分野。

首先,由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观念在乡土社会深入人心,女村官们会感受到强烈的角色冲突。他们不仅很难指望丈夫、家人分担家务,而且还可能面临家人对其在外工作的不满和指责。

其次,要艰难地处理与男性干部的关系。男性和男性之间的交往方式,和男、女之间的交往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再加上一直以来,村里的公共事务都是理所当然地由男性来处理,在这个传统的男性领域中,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第三,更小心地维护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女性迈出家门,这在传统观念浓厚的乡土社会必然会有一定的阻力,比如很多女干部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而女干部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无疑加大了各方面的阻力,甚至要面对来自一些村民的敌视。

可以说,作为一个参政的农村女性,面临着比男性更大的困难。遗憾的是,多数人采取的应对策略就是少说话、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以及更多地为家庭、工作付出。

(三)任重道远:农村女性参政展望

诚如很多学者所说,虽然中国的妇女参政有着骄人的成绩,但存在着一对矛盾体:即党与政府的高要求与事实上的不尽如人意状况的对立。[3](P35)我们的调查也有相同的结论。在女性参政比例上升的数字背后,我们不仅遗憾地发现女性参政的质量仍然不高,更严重的是,无论基层男干部还是普通的村民、甚至女村官本人,对女性参政都多持反对或漠然的态度。当一个群体自身都不信任自我能力的时候,怎么能去主动争取自身权利,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社区管理呢?由政策强制的参政比例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农村妇女参政的状况和水平,农村女性的参政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1]保障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权利——访民政部副部长姜力[DB/O L].http://w w w.gov.cn/gzdt/2009-04/09/content-1281176.htm.

[2]何琼.近十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妇女参政研究综述[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10).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董力婕

10.3969/j.issn.1007-3698.2010.06.013

C913.68

A

1007-3698(2010)06-0081-05

2010-10-12

蒋爱群,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性别与发展;曲艳慧,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王晓明,女,中国妇女外文期刊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