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王 海 本报特约记者 赵文静

新年的第一周，对中国科幻迷来说，意味着两件大事：《阿凡达》犹如天神下凡一般地席卷票房，世界科幻小说界的泰斗艾萨克·阿西莫夫的90岁诞辰。与《阿凡达》的火暴登场相比，阿西莫夫的诞辰就显得颇为冷清。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阿凡达》中的星际旅行、外星文明和机器人，正是阿西莫夫近500部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我们也不能忘记，科幻影视作品在美国，乃至在全世界能够多年以来长盛不衰，科幻类的杂志、小说能够深入人心，阿西莫夫的功劳难以言表。正如美国研究阿西莫夫的专家约翰·詹金斯所说：“简而言之，所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科幻小说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阿西莫夫的影响。”

拥有中译本近百部

1920年1月2日，阿西莫夫出生于俄罗斯，他来自于一个普通的以磨坊为业的犹太家庭。3岁时，他跟随父母移民美国，在纽约的布鲁克林长大，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波士顿大学担任生化学教授。据他的自传《人生舞台》介绍，阿西莫夫一生共出版了470本书。阿西莫夫统计，从自己开始写作之后，40年间，平均每10天售出1件作品，其中后20年，平均每6天售出一件作品；40年间，平均每天发表1000个词，其中后20年里，平均每天发表1700个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阿西莫夫，再恰当不过了。

阿西莫夫的作品，远远不止科幻小说和科普读物，还有历史、文学、幽默、自传等。但他在科幻文学领域的造诣最为人称道，并与儒勒·凡尔纳、亚瑟·克拉克和罗伯特·海因莱因等科幻小说大师齐名。阿西莫夫的文笔朴实无华，想象力却天马行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其科幻小说中最著名的三大系列：基地系列、帝国系列和机器人系列被誉为“科幻圣经”。而他的短篇科幻小说也有非凡的造诣，其中《日暮》曾被美国科幻作家协会评选为1964年前最佳科幻短篇小说。阿西莫夫的科普著作最大的特色是深入浅出，并善用史学手法阐述科学概念，让各种科学名词不再让人望而生畏。

1973年，阿西莫夫的第一个中译本《碳的世界——有机化学漫谈》在中国出版。之后，随着他的更多中译本的面世，阿西莫夫的名字迅速地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知。据研究阿西莫夫的专家卞毓麟介绍，他的作品，恐怕是众多欧美作家中拥有中译本最多的，共有超过100部之多。

阿西莫夫影响影视作品

阿西莫夫以为，自己的最大成就在于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学三法则和科幻巨著基地系列。在基地系列小说中，阿西莫夫成功构架了一个完整的科幻世界，并讨论了文明力量的兴衰，甚至打造出了一门虚构的科学——心理史学，根据大规模人类活动数据，来预测未来历史走向。该系列成功超越了以往的科幻小说中的道德概念，不再把书中的重点放在人类社会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而是更为关注人类社会应该如何改变，以适应新的变化。

而机器人学三法则是广泛见于各类科幻作品当中，几乎任何有机器人的影视作品或者小说，都离不开对这三大法则的探讨。比如大家熟悉的终结者系列、黑客帝国系列，或是威尔·史密斯主演的《我，机器人》以及罗宾·威廉姆斯的《机器管家》等。阿西莫夫一反先前流行的机器人必邪恶的观念，制定了机器人学三法则：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二，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三，机器人应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据美国著名天文学家、世界一流科普大师卡尔·萨根介绍，人工智能的先驱者之一明斯基，最初就是受到了阿西莫夫机器人故事的触动。可以说，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学三法则，还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别让科学远离大众

阿西莫夫能取得如此的成就，跟美国长期以来的优良科幻传统分不开。美国建国仅百余年，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美国文化，实际上植根于现代科学技术和传播媒体。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亨利·詹金斯说：“美国的科幻小说传统，从一开始就和日益在民族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传媒联系在一起。”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诞生了大量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和流派，并且，拥有星云奖和雨果奖这两大科幻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从杂志、书刊到电影、电视和互动游戏，科幻作品均是大放异彩，并诞生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虽然美国各大院校和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出色的科技论文和成果展示，但真正影响美国一代代年轻人的，却是像阿西莫夫这样的科普巨匠。

今年1月2日，《洛杉矶时报》的官方博客刊登了一篇纪念阿西莫夫的文章。作者说，受阿西莫夫影响，童年时的他还以为进入21世纪后，人们可以走访火星，或者拥有自己的机器人仆人，可惜即使到了2010年，连科幻小说中最普通的陆上飞车都还没有实现。然而，谁都不能否认，阿西莫夫在激发读者想象力方面的功劳。

阿西莫夫对普及科学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在《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中说：“如今科学家已经越来越远离非科学家……只有少数与众不同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家，这种错觉使许多年轻人对科学敬而远之。但现代科学不需要对非科学家如此神秘，只要科学家担负起交流的责任，把自己那一行的东西尽可能简明并尽可能多地加以解释，而非科学家也乐于洗耳恭听，那么两者之间的鸿沟或许可以就此消除。”

阿西莫夫之后，谁来担起普及科学的重担？卡尔·萨根在为阿西莫夫撰写的讣文中说：“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同情。……我并不为他（阿西莫夫）担心，而是为我们其余的人担心，我们身边再也没有阿西莫夫来激励年轻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如今，一方面是《阿凡达》的空前火暴，另一方面却是科幻作品的受冷。在回顾2009年科学文化类好书时，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说：“有一位优秀的美女编辑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别在书名中出现‘科学字样，因为读者一见‘科学就会被吓跑。这比史蒂芬·霍金的出版商曾经告诫他‘书中每出现一个方程，书的销量就会减半更为彻底。”

所以，在慨叹《阿凡达》带给世界震撼的电影技术革命、反思国产影视作品跟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想一想，中国如何才能拥有阿西莫夫这样敢想的科幻大师、卡梅隆这样敢做的导演，如何创造一个能够孕育出阿西莫夫和卡梅隆们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