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伟

“活化石”水杉的发现轰动了国际科学界,被誉为近代世界自然历史研究三大发现之一,对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都具有重要意义。1947年,水杉在庐山植物园引种成功。

走进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的大门,便可看见两旁耸立着一棵棵拔地而起的“宝塔”,这便是被誉为“活化石”的水杉。被誉为“水杉之父”的胡先骕静静地安卧在由他一手创办的庐山植物园中,每天都与他珍爱的众多植物朝夕相伴。

1944年夏,中央林业试验所的王战教授在湖北利川县发现一棵极为茁壮挺拔的树木。他将标本送给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过目,引起极大的关注。胡先骕多次派有关人员去川、鄂交界的山中考察。经过几年的精心研究,胡先骕和郑万钧教授终于在1948年确定:这就是普遍认为已在世界绝迹的珍稀植物水杉。“活化石”水杉的发现轰动了国际科学界,被誉为近代世界自然历史研究三大发现之一,对植物形态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都具有重要意义。1947年,水杉在庐山植物园引种成功。

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陆定一传》中,记载有1956年4月27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说到胡先骕的事。陆定一说胡先骕批评苏联科学家李森科的观点,看来还是对的。毛泽东问胡先骕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吗?时任中宣部部长、主管学部委员评定工作的陆定一说:“不是,没有给。”毛泽东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毛泽东称胡先骕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是恰如其分的。(生物学包含植物、动物、微生物三大类。)正是胡先骕创立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生物系、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

胡先骕,1894年4月生于江西南昌新建县。父亲官至内阁中书,母亲通经史、谙诗词。胡先骕3岁便学《三字经》,5岁学《论语》、《诗经》,7岁识字达万余,能通训诂,辨四声,被家乡人誉为“神童”。 15岁时,胡先骕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19岁时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攻读森林植物学。留学期间,胡先骕与中国同学节衣缩食,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刊物之一——《科学》杂志,还在纽约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科学机构——中国科学社。1916年11月,22岁的胡先骕获农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

中国有几千种植物资源,但当时,中国的植物学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相比之下,美洲、欧洲植物品种不多,但是他们对植物的研究、开发、利用极为重视。胡先骕深感责任重大,决心以庐山为起点,开拓出中国自己的植物事业。

然而,外受列强欺凌、内遭军阀混战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去开拓植物事业。胡先骕空有虚职,不得不于1918年秋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教授。

在南京任教的第二年,胡先骕决定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植物资源的活动,并很快得到国内7所高等学校、24所中学的赞同,商务印书馆也愿予以赞助。他带领师生们辗转于各省山区,在将近一年、行程万里的植物考察与采集中,获得数以万计的蜡叶标本,相继写出《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和《江西、浙江植物标本鉴定名表》等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

1922年南京高师扩建为东南大学,胡先骕受命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生物系并担任系主任。他随即领衔与邹秉文、钱崇澍等专家编著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高等植物学》教材,并成为国内各大学的主要教材。胡先骕还与杨杏佛等人于1922年底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他任植物部主任。

为了更好地开拓中国植物事业,1923年秋胡先骕再度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一年后获植物分类学硕士,第二年获该学科博士学位。他1925年回国,继续在东南大学和生物研究所任职。1928年,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创办中国生物研究水平最高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先骕受聘赴京主持筹建工作,后任调查所代理所长兼植物部主任,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兼职教授。1930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会议上,胡先骕当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委员,使中国在国际植物学界有了一席之地。

胡先骕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创办一座正规植物园,探索、驯化、研究各种植物的生长,破解其中的奥秘。他始终没忘记庐山,那是创办植物园最理想的地方!1932年,胡先骕亲赴南昌,与江西农学院协商,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农学院合办庐山植物园,得到农学院和江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1933年胡先骕发起、创建了中国植物学会,任首届会长兼《中国植物学》杂志总编辑。

1934年8月20日,中国第一座正规植物园——庐山植物园正式成立,胡先骕任庐山植物园董事会董事长。他常到庐山植物园视察、指导工作,还领衔为庐山植物园发起大规模的募集基金活动,林森、蒋介石等人都名列发起人名单。

1950年,胡先骕继1948年鉴定出了被称为“活化石”的水杉、获“水杉之父”的盛誉后,又第一个提出植物多元分类系统,在国际上产生极大影响,获得“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的盛誉。在胡先骕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上,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朱光华博士对胡先骕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至高的评价:“西方人把林奈作为植物学之父,那么胡先骕则当之无愧是中国植物分类学之父。胡先骕博士1950年提出了至今仍被世界公认的一个多元系统,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耿直率真唯理是求

胡先骕性格耿直率真,始终坚持唯理是求,决不看风使舵,丧失原则,纵致屡遭磨难也无怨无悔。他留学多年,深受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民主、自由之风的熏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唯上”、“唯书”的传统习规极为厌恶,不但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而且以实际行动表示反对,这就使胡先骕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得颇为艰难。

1940年,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筹办国立江西中正大学,向教育部推荐胡先骕任大学校长,得到批准。胡先骕明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大学的艰难,仍欣然领命,决心为战争结束后重建祖国培养急用人才。

1942年初,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掀起“倒孔(祥熙)”学潮,中正大学学生积极声援支持。蒋介石极为不满,要求胡先骕严加管束学生,领头“闹事”的学生一定要开除。胡先骕虽然一向不赞成学生闹事,但也认为事出有因,并非学生无理取闹,不应处理过重。他顶住教育部和省政府的压力,未开除一名学生。

1946年夏,蒋介石、宋美龄重返阔别8年的“夏都”庐山。一天,宋美龄在含鄱口、植物园一带游览,被园内的一棵红枫深深吸引,很想把它移栽到“美庐”。于是,她请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上将帮忙。

此时胡先骕也正在庐山植物园,他一听说有兵丁挖红枫,便夺门而出,大声呵斥来人住手。兵丁们面对怒目相向的胡先骕和职工,不敢造次。

王陵基只好亲自出马,希望胡先骕能给他一点面子。胡先骕说这棵红枫是万里迢迢从意大利高价买来的,植物园里唯独一棵,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因此绝不能移走,这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

王陵基耐着性子说:“你们知识分子最讲究知恩图报,当年蒋委员长十分支持你创办植物园,蒋夫人还带头捐献了3000美金,植物园以后的发展仍然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现在蒋夫人不过是想将一棵树换个地方你都不同意,岂不有违中国文化的传统和读书人的良知?”胡先骕不卑不亢地回答:“知恩应该图报,但要看怎么个报法,决不能牺牲原则。蒋夫人喜欢这棵树,随时都可以来观赏,又何必非要把它移走呢?是她一个人愉悦重要,还是有利于国家的植物事业重要?我是一个科学家,在我心中,科学事业比什么都重要。”

王陵基愤然变色道:“你难道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身为将军,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难道还对一棵树束手无策吗?”胡先骕平静地说道:“对于你所拥有的权力我毫不怀疑,但只要我还活着在这里,谁也休想把这棵树从我眼前移走!”王陵基怔怔地盯着胡先骕好一会儿,铁青着脸离去。

宋美龄闻听此事,虽然心中老大不快,也只有作罢。

1949年北平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派专机“抢运”北平的著名学者、教授南下。胡先骕对国民党统治已深感失望,面对软硬兼施,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名誉诚可贵真理价更高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胡先骕坚持原则、唯理是求的方正人格和耿直率真的性格却一直没变。

1950年,由原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单位合并,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后改为植物研究所)。担任静生调查所所长20多年的胡先骕仅被聘为一般研究人员。他没有怨言,反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中,很快就提出并发表了轰动世界植物学界的《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

1953年,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院校联合请他写一部《植物分类学》作为教材,胡先骕欣然应允。但是在写“植物分类学的原理”这一章时,他对当时极为走红的苏联农科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李森科提出的植物学“新理论”、“新见解”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李森科是依靠“政治力量”来支持、推行其“伪科学”、“反科学”的理论的,对此“我国的生物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植物分类学》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审定时,曾有人对此节内容持有疑虑和顾虑,胡先骕说他本人完全可以对此负责。出版社考虑到胡先骕在植物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和国际威望,于1955年3月出版了这本专著,未料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国内一些赞同李森科观点的科研人员认为,胡先骕不该在大学教材中武断地下什么“伪科学”、“反科学”的结论;一些相关领导也认为在中苏关系极为密切的时候,不应毫不留情地批判苏联权威人士;在华工作的苏联有关专家更是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这些意见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认为他对李森科的批判极为不妥,公开声讨其所谓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行。随后,《植物分类学》一书停止销售,尚未售出的存书全部销毁。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面前,胡先骕却没有丝毫地退让,他拒绝检讨,说对自己的弱点可以检讨,但在科学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坚持真理,决不能丧失原则,更不能以个人的荣辱名利做交易。高教出版社与他商量,大学急等教材用,可否将《植物分类学》一书中有关李森科的内容加以删改,再重新出版,胡先骕断然拒绝。

幸好,苏联国内也很快开展了对李森科“伪科学”的批判。中国生物学界对胡先骕的批判、声讨随即降温,最终不了了之。

博学多才 文理双全

自从1954年撰写《植物分类学》惹祸之后,胡先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发表论文、论著遇到不少困难。但他一如既往,潜心于植物研究,陆续写出200余万字的《经济植物手册》。1957年《中国植物志》编写工作开始启动,他虽然只挂了个编委委员,但仍然担负起实际总负责的重任,联络全国植物学界的专家、学者,高质量地完成这一任务,实现了中国几代植物学家的愿望。他自己还亲任桦木科与榛科的组织、撰写工作。

胡先骕不仅在植物学方面成就杰出,文学造诣也颇深。1919年前后,胡适等人掀起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胡先骕不赞成这位老同学的观点,撰写了《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等长篇论文,把胡适自以为得意的中国第一本白话文新诗集《尝试集》贬得一钱不值。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两胡之争”,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就是由此而知道了“胡先骕”这个名字。

几十年来胡先骕从没有停止过古体诗词的写作。自1948年鉴定和命名“水杉”后,他一直很想用古体诗词来宣传这一重大发现。终于在1961年,他完成了古体长诗《水杉歌》,自觉“典实自琢,尚不刺目”,便寄给北京某权威文学刊物,以待发表。刊物主编本是著名诗人,又是胡先骕的老朋友,很欣赏此诗,但虑及其他原因,未予签发。一个月后,胡先骕还未接到录用通知,按捺不住,拄着拐杖,直接去该刊物询问,刊物主编不敢相见。胡先骕极不服气,又将此诗直接寄给诗友陈毅,陈毅读后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细读后说:胡先骕的古体诗还是写得不错的。陈毅这才在胡诗前写了一段“读后记”:“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立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余其事,值得讽诵。”并将胡诗和自己写的“读后记”一起寄给《人民日报》,于1962年2月17日全文刊载。胡先骕看了甚感欣慰,也算是出了心头的一口闷气。

“文革”初期,胡先骕受到严重的迫害、摧残,极大的困惑、焦虑和悲愤毁损了他的身体,1968年7月16日猝死北京,享年74岁。

名园盛会仰止万方

历史的阴云终于逝去,中国又进入了正常的轨道。1979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为胡先骕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胡先骕的一生,推倒了一切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几百名有关领导、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向胡先骕先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1984年7月10日,在庐山植物园创建50周年纪念日里,胡先骕的家人遵照胡先骕临终遗言,将他的骨灰送回庐山植物园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