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雄

他8 次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但最为人称道的是在环保领域的杰出贡献。1972 年,他成功筹办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将环保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到全球议事日程,随后他参与制定《地球宪章》、创立世界环保日,他是联合国环境署创始人及首任署长,被尊称为“地球工作者”。

莫里斯·斯特朗1929年出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橡树湖畔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村庄,后来定居多伦多,一生为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而奔波。

他8 次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但最为人称道的是在环保领域的杰出贡献。1972 年,他成功筹办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将环保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到全球议事日程,随后他参与制定《地球宪章》、创立世界环保日,他是联合国环境署创始人及首任署长,被尊称为“地球工作者”。如今,这位80高龄的世界环保运动的教父级人物长住北京,深深关注着中国的环保事业。

与中国的环保渊源

莫里斯说,他与中国的渊源,来自于姑姑——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小时候,他与世界联系的纽带是远在中国的姑姑安娜的来信。每次收到她的来信,他都会仔细阅读。因为她的影响,最初对中国的了解与一般西方人不同。他的姑姑曾称赞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在那些信件的潜移默化下,莫里斯人生的某些方面跟姑姑安娜惊人地相似。1972 年筹办联合国第一届“地球峰会”时,深刻体会到周恩来在环保问题上的“超前眼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他却一直认为,中国曾经是非常发达的国家,曾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他认为中国应该叫“再次发展的国家”。

1976 年,时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的莫里斯不顾美国的反对积极促成了中加建交,成为推进中加和平友谊的大功臣。

莫里斯根据对中国环保事业的密切关注,发现在中国相同二氧化碳减排量的花费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1/4 至1/5。“清洁发展机制”的推行,既能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代价达到减排目标,又能让中国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可谓“双赢”。近年来,为了全力推广这项机制,莫里斯选择常住北京,他的身份既是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名誉教授,又是一家国际投资公司的总裁。

在中国,莫里斯在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作了大量协助工作,包括建立清洁发展机制(CDM),他积极参与,与中国官员和专家合作促成了该机制的建立。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他帮助建立了国际科学院理事会,约有90所科学院加入,该组织研究重大国际问题,为政府决策人提供客观、科学的指导。

如今“环境保护”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很少有人知道,正是莫里斯,这位联合国第一届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筹划人,促使中国人把“环境”和“保护”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起来。

他说:“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取得了经验,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付出了环境及健康的代价。中国领导人非常睿智,提出和谐发展,以人为本,中国不仅是谈论科学发展观,中国正在做的事也是在科学指导下推动发展的。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环保,北京的天空很美,这都是环保的功劳。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国顺应世界的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拉动内需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有3500亿元用于环境和生态保护建设,这是个很好的政策。”

1972年我国首次参加世界环保大会后,周恩来总理决定成立一个环保机构。1973年成立国家建委下设的环境保护办公室,后来改为由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同一时间内中国加入联合国环保机构,成为联合国环境保护大军中的一员,2008年,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级为环境保护部。为了加强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于1992年成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温家宝总理出席了2008年环保年会,目前环保联合会的主席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莫里斯称赞中国对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视。

联合国舞台上推出全球环保方略

1970 年11 月到1972 年12 月,莫里斯担任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长。他说,发达国家遭遇美苏冷战,把是否参与联合国大会当作政治砝码相互制衡,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研究环境问题会影响到他们的主要利益——改善贫困状态和加强发展,于是对环境会议反应冷谈。莫里斯天天跟各国政要打交道,一方面游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同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出席会议;一方面出访东德、苏联,传达各种有关会议的信息直到说服他们加入。他曾试图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取得联系,遭到拒绝后,他仍想方设法通过朋友关系拜访并说服了她。

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他的努力下,联合国第一次环境大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成功召开。为了开好这次会议,莫里斯委托哥伦比亚经济学教授芭芭拉·沃德女士和洛克菲勒大学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先生牵头组织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为大会的决策提供一份背景资料。在他的推动下,包括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在内的58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不负众望,按时为大会提交了一份高质量的非官方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这份报告后来与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推出的《增长的极限》并称为“环保史上的经典之作”。

斯德哥尔摩会议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113个国家的1300多名代表聚集在一起,把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公开化;第一次动员各国政府同时关注环境,关注生态。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

1992 年,重返联合国的莫里斯担任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秘书长,成功推动发达国家政府出资60 亿美元,帮助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之后,他在《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又做了大量协助工作。紧接着,他开始思考推出一套将发展中国家包含其中的机制,于是便和中国官员一起促成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通过提供相应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其减排量可算作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

倡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

莫里斯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在环境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率先垂范。

他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地独自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所以各个国家需要合作。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的责任不同。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都不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合作。”他认为,“发达国家不仅制造了现在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同样也制造了气候变化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起因都是发达国家太过于依赖工业化。”“一些工业化国家在历史上把他们以前发展的技术推广给了全世界,制造了这种后遗症,他们应该在防止气候变化上作出更主要的责任,他们应该把科技和资金提供给发展中国家。”

莫里斯强调,气候变化不是单单一国的事,是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所以需要国际合作。

一生与环保事业结缘

莫里斯说:“我们必须和自然和谐相处,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还要担负起特殊的责任,因为我们对自然进程的干涉比地球上曾经出现的任何物种要多得多。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坦白地说我经常逃学,跑到大自然里去玩。由此我对环境产生了兴趣。我还到北极,与爱斯基摩人住在一起,在地球上最严酷的环境中生活。没有柴火,只有野生动物可以吃,住在雪房子里。但是人们仍然很幸福,能够生存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自然虽然可以毁掉他们,但是他们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确实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不能蔑视它,不能破坏它,我们必须尊重自然,与它和平相处,用切实可行的方式相处。”

他一生都在为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而工作着,他说:“我要用毕生的精力改变人们的环境意识,但是现在我致力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

由于莫里斯对环境保护作出的卓越贡献,受到世界各国的敬重和奖励。加拿大授予勋爵士团爵士,瑞典授予皇家北极星勋章,美国授予国家科学院公共福利奖章,巴西授予国家南十字座勋爵士、Tyler(泰勒)环境奖章,联合国环境署授予世界环保金奖,日本授予蓝色星球奖章,此外还获得54个荣誉博士学位。

莫里斯还为世界的环境保护奉献了多部著作:《Where On Earth Are We Going》、《Working For Planet Earth》、《A New Name For Peace》。其作品都真实反映了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化,呼吁人们保护自然、爱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