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向

五个人的艺术节

创立于2007年的“艺术长沙”，曾以包下火车车厢，将北京艺术界人士“打包”运送到长沙，引起当代艺术界的关注。和2007年开出的“艺术专列”样，2009年的“艺术长沙”依然以包机的形式，延续了它在使用交通工具上的“造势”特点，从北京空运170多位艺术家、策展人、画廊老板、艺术记者等，其中，不乏当代艺术界身价最高的艺术家和当红的艺术批评人。作为一个存二线城市举办的当代艺术展，收藏家谭国斌近似于以“网打尽”的方式邀请嘉宾，不能不叫人唱叹这位收藏家的人脉之广和资本之雄厚。

这次展览的参展艺术家是隋建国、岳敏君、曾浩、他们小组和杨福音。展览部分和798、莫干山举行的当代艺术展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在美术馆种树，抠掉历史场景中的人物，充满物欲的都市图景，这实际上都应验了当代艺术的怪异、荒诞的视觉奇观。尽管刻意回避笑脸符号的岳敏君，所展出的《场景》部分，也实际上依然还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标准化演习。

熟悉的作品和美女、红酒和批评家的应景式出场，使得“艺术长沙“成为一次交际学实践，批评家们面对再熟悉不过的艺术家和作品，也似乎没有什么言说的欲望，孙振华先生在篇短文中，将其总结为“湘味当代艺术”，“如同湘人，热情、好客、富于娱乐精神，硬是把艺术长沙弄得像办了场皆大欢喜的红喜事”。

五位艺术家的组合，因为缺乏必要的联系，也显得怪异、直白。杨福音的水墨和“他们”小组的欲望画面同在—个空间展出，足以看出艺术家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不容忍“的底线。除了“艺术长沙”这个统率性的名称，作为策划人的谭国斌，并没有怎么去解释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从湖南媒体的报道中，只能粗略地了解到他们或多或少地和湖南有乡缘关系。在谈到为什么会选择杨福音的水墨时，谭国斌也只是含糊地说，“这是有先例的，在上一届同样有国画家李津入选”。

策划人、出资人还是慈善家?

和当今活跃的策划人不同，与谭国斌的交谈显得不太容易，他也似乎对展览没有多大的朝释兴趣，在湖南美术出版社印行的五本精装画册中，也不见谭国斌的文章。谭国斌对“出资人”身份的在意，甚至超过了“策划人”这个几乎成为时髦的、年轻的美术理论爱好者趋之若鹜的名号。

作为湖南著名的收藏家，谭国斌在位于长沙市中心拥有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私人博物馆，和方力钧等人保持着不错的私交，据其透露，在收藏的艺术品中，当代艺术作品占的比例是1／3。他在2007年艺术长沙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举办“艺术长沙”的原因是为了弘扬当代艺术“现在的人讲到湖南，要么就是超女，要么就是洗脚，我搞这个展览，是想提高湖南人的文化品位。”作为一个收藏家举办的展览，公益性的可能有多大，其实是值得怀疑的。

耗费600万巨资，其背后的诉求是什么?是真的如活动期间的研讨会主题“当代艺术在湖南进行的可能性”?其实，与会的嘉宾甚至也不会相信、甚至是没有多大兴致去探讨这个话题，这也直接导致天的研讨会，半天时间就仓促结束。应付性的发言，早已让不少人已经对当代艺术研讨会失去兴致和期待，艺术长沙的研讨会压缩时间的原因，据说是“嘉宾有其他事情”，这多少有点幽默意味。当然，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的“艺术长沙”，对观众的刺激和挑逗效果是不能否认的，由它所引发的外围展以及当地媒体对当代艺术的讨论，最起码也能成为前不久对“两湖当代艺术空心化”的辩词。只是这样一种“空降超人式”的方法，是否能激活这座以凶悍、革命著称的城市的当代艺术生态，它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少，这还是需要存疑的。

尴尬的艺术批评

在个资本运作的“艺术长沙”活动中，不少嘉宾对背后资本的隐秘用意，不失揣测之心。在包机、五星级酒店、五粮液、阿玛尼、艺术明星所营造的金黄色魅影下，艺术批评家在其中的身份是尴尬的。如果将谭国斌举办“艺术长沙”的行为，比作他为长沙引入了一家LV旗舰店，那么，在这样的“引进”过程中，批评家发言的效用是什么?即使批评家的表述是多么的学术，多么的晦涩，也摆脱不了最终沦为叫卖之声的“终途”。如果批评家们又收受了主办方所提供的研讨费，他们的发言也只会使其丧失掉批评家最为基本的独立和尊严，使其成为利益的“共谋”。

在批评领域，艺术市场的红火导致艺术批评成为变异最厉害、写作动机最值得怀疑的领域。艺术家徐冰在谈到艺术批评时，就认为不会读作品的批评家们，往往以晦涩的用语让文章不知所云。以自由艺术家身份走进学院的徐冰认识到，市场体制比学院体制更残酷，使艺术家的创作更为不自由。存当前的利益格局中，批评家和收藏家、画廊老板、拍卖行的言欢局面，也似乎并不是太危险和丢人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能够吊销批评家的执照，即使批评家面临信任危机，他们也不会有失业之虞，收藏家和画廊老板是他们友好的主雇。

“公益展”还是“资本秀”?

将“艺术长沙”称之为一个公益性的当代艺术展，多少有点虚假腔调，它实际上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资本秀”。作为今年发生在二线城市的又一个山寨版双年展(上一个应该是成都双年展)，二线城市对艺术的饥渴症在经济迅速发展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导致政府、收藏家也都顺应了这一种集体需求，双年展能够提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年展的举办行为本身，这实际上暗中促长了当代艺术家的经验复制和更为惊人的视觉奇观的生产，而顺应“艺术生产”的是“批评生产”，他们所提供的附属品是惊人话语和离奇修辞，总之，金钱所营造的景观比艺术作品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对艺术的严肃态度不及对资本的献媚具有当下的时髦气质。

就像艺术批评家尹吉男在《独自叩门》一书中指出的“从表面上，艺术品的确把大家联系在一起，艺术家、评论家、艺术品商人都很礼貌地处在必须相互正视的现时条件制约中。但同时又是金钱把大家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地运作在艺术市场中。我不得不说，金钱才是当今中国最走红的前卫艺术家……”艺术长沙、成都双年展等个人资本介入的大型展览，在当前的艺术市场格局中，更能透露出其中复杂的利益需求。

最后还需指出的，作为大型艺术秀比较重要白勺传播环节，如今众多“专业”的、散兵游勇的当代艺术媒体，实际上通过报道进行着商业利益的交换，自动消解了媒体的职责，导致如“艺术长沙”最终成为一个皆大欢喜的盛宴，让人感觉“艺术长沙”以及它邀请的艺术家、艺术批评家们，都能“轻易”地写进明天的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