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汝捷

“相国书画至不易求”

河北南皮这个运河边的小县城，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冒出了个状元宰相、个探花宰相：两人还是同族兄弟。他俩便是道光二十七年状元张之万(1811～1897)和同治二年探花张之洞(1837～1909)。清代以授内阁大学士为拜相。张之万曾被授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张之洞亦于去世前二年(1906)被授协办大学士，旋擢体仁阁大学士。据知兄弟先后为宰相的情形在清代仅此一例。

现在张之洞的知名度似乎远超张之万。谈起张之万，人们会说，他是“张之洞的族兄”，而谈到张之洞，却很少有人会说，他是”张之万的族弟”。究其原因，当然是冈为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兴办近代重工业、操练新军、推行新式教育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实绩。

不过在书画收藏领域，又别是一番景象。张之洞不请绘事，没有作品进入绘画市场i张之万则是晚清山水画大家。我在《读稿忆旧》(见《收藏·拍卖》2004年2期)文中曾忆及当年瞿蜕园先生的评价“晚清擅长山水的画家，在状元、一品大员中，以张之万为最出色：名土中，顾道穆是造诣最深的人之一。”实际上张氏生前，画名即与另一山水大家戴熙(1801—1860)相齐，而有“南戴北张”之称。可能因其状元宰相的特殊身份，又因其并不卖画，故而作品更为人们所珍视。况周颐《眉庐丛话》就曾谈及当年“相国书画至不易求”的情形，并说了一件张之万主动赠字画给一小吏的轶事。原来，张之万爱听京剧。户部有个叫魏耀庭的小吏，是个票友，擅演花旦，自身虽已年近不惑，而登场演《鸿鸾禧》等剧，犹活泼嫣然如十四五岁娇娃。张之万对其演技甚为倾倒，曾送过一把亲笔书绘的精致折扇给他。扇的面为蝇头小楷，另一面为青绿山水，“并工致绝伦”。

拙稿《书画配套1+1>2》(见《收藏·拍卖》2005年7期)中，曾谈到我岳父的祖父张仁芬雅好收藏。而在迭经战乱、迁徒、浩劫之后，幸存的字画中，有本张之万的山水册页，亦堪称“工致绝伦”。那是由12幅水墨小品组成的套画，画在泥金宣纸上。泥金的工艺绝佳，虽经百余年而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册页装潢也备极讲究，封面、封底均于锦缎四围配有做工精细的红木压框，足见当初收藏者对作品是多么珍爱。

12幅画各取山川一角为景，或板桥烟柳，或流水人家，或近峰突起，或远岭横空：或竹林掩映，或怪石嶙岣；或芦丛泛舟，或暮色归鸦种种景色，平淡而又幽远，自然而富天趣，令人不由想起画家题于他处的两句诗“自然有个如他处，不必披图问有无。”作品未署年月，而由其用笔的苍润，皴法的老到，兼擅娄东、虞山诸家之胜，可以判定其必作于画家技法、风格最成熟时期。

张之万字子青。册页各幅或钤朱文“子青”、“之万”印，或钤白文“张之万”印，未用闲章。末幅上款为“寿民仁兄大人雅正”，下款为：“子青张之万”。旧时朋辈之间都互相称字而不呼名道姓，而与张之万同时期而字寿民的，我只知道有二人一为汤绶名(1802～1846)，一为施文铨(1811～1861)。前者系山水画大家汤贻汾长子，自身亦工铁笔，擅画墨梅、桃花、山水、后者撰有《静学庐遗文》一卷，但他们都不可能是这里提到的“寿民”。因为依清代习惯，惟有四品以上的官才能被尊称“大人”，而汤绶名生前袭云骑尉，官盐城守备，只是正五品的官，施文铨则仅受聘当过直隶布政使的记室和两所书院的掌教，并非有品秩的官，所以都不可能被称为“大人”。那么，“寿民仁兄大人”究竟是谁呢?这恐十自得俟将来细究张之万的生平交往才能知悉了。

题签者“拙翁”

上述册页有一隶书题签，写的是

张文选山水册

拙翁为怀清斋主题

“文达”为张之万的谥号；“怀清斋“系张仁芬的室名。这里想特别记述一笔的则是题签者“拙翁”。盖庐山的处景点与他密切相关，而他的生平事迹现已乏人知晓。无论登录庐山网站，还是浏览与庐山相关的书籍，都会发现有关拙翁的介绍语焉不详，甚至他的本名也已罕为人知。而事实上他当过这一带的父母官，晚年长期隐居庐山。他是功底深厚的书法家，也是握有若干珍品的收藏家。他与张仁芬素善。1929年张仁芬携长孙(即我岳父)登庐山，在拙翁家住了三个月。两位银髯飘拂的老人，每日把臂游览山景，一派悠然世外的风致。他们曾在山泉危石之上盘膝而坐，留下张合影。照片中位于左侧、蓄着部白色大胡须的老者便是于出翁。该照经放大后一直挂在岳父家中。现在要谈庐山老照片，这帧80年前的留影想必是极珍贵的了。(见图)

拙翁与庐山究竟有怎样的关联呢?事情得追溯到干余年前的唐宪宗朝。那时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曾存庐山筑草堂。元和十二年(817)四月九日，他同16位友人从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项，登香炉峰，宿大林寺”(《游大林寺序》)。时值初夏，山下已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山上却因气候原因，桃花正在怒放。当诗人来到大林寺旁，不觉被山桃烂漫的景象所陶醉，随即吟成七绝一首，这便是著名的《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从此，庐山便多了处自然景现、一桩人文掌故，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并不知道此事会留有遗迹，直至上世纪30年代初，一块苔藓斑驳的巨石才偶然被挖掘出来，上面赫然刻有“花径”二字。拙翁司讯赶去，经考证后断为白居易手迹。兴奋之余，他着手募资，于该地建成花径亭、景白亭和石碑坊。他将上述刻石置于花径亭内，又请时居庐山的老诗人陈三立(1852—1937)撰写《景白亭记》篇。他还开始征集有关花径和景白亭的留题，于1936年出版了线装本《花径景白亭群贤留题第一集》。正是由于拙翁的努力，白司马花径名闻遐迩，成为庐山游人必至的重要景点。

在花径碑坊的门额上，刻有楷书“花径”二字，方形石柱上，则刻有一副隶书四言联，句为——

花开山寺；咏留诗人。

门额落款“拙翁题”，而由右侧所题“癸酉冬初”，可以知道碑坊立于1933年。四言联亦出于拙翁手笔。那时尚无放大技术，石上的擘窠大字均按手书刻成，由此足以看出书家的大字功力。有趣的是，若将“花开山寺”的“山”与前述册页签条上“山水册“的“山”放在起，则大小虽殊，却可由间架与用笔一眼看出为同一人所书。

岳父与我谈过不少拙翁日事。他本名李凤高，字钜廷，晚号拙翁，武汉东西湖人，曾任晚清驻日公使馆随员。当范熙壬主编的中国第种翻译杂志《新译界》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日本创刊时，他是捐助人之一。归国后他做过彭泽县知事，后辞职归隐庐山。想到陶潜当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去彭泽令的故事，又想到庐山距渊明栗里故宅甚近，他便刻了一方闲章，句为“辞彭泽宰，近栗里居。”景慕兼白况的心理于此流露无遗。

拙翁于书法各体皆精，尤擅大小篆和隶、楷。他对《散氏盘》金文下过很大功夫，于小篆也自视甚高。小篆创自秦朝李斯，唐代李阳冰曾自负地说：“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而拙翁则添一“冰”(指李阳冰)字，刻了方“斯冰后直至小生”的闲章。这固然是文人意趣，而没有相当水平，也不敢妄自标榜，只可惜现已很难寻觅他的篆书手迹了。他少时受业大书家张裕钊(1823～1894)门下，曾对我岳父谈过张氏的一些特殊用笔方法。譬如永字八法中的“努”和“耀”，张是先写竖，濡毫后再写钩，分两笔完成。而后世习者未亲睹张氏挥毫，往往竖钩连写，便永远写不出原书效果。拙翁崇尚碑学，对《郑文公碑》下力尤深。从门额“花径”二字可以看出其深厚的魏碑功力。

因是长住庐山，所以拙翁居处，备有一套完整的《四部丛刊》，一些短期登山避暑的学人常来他家借书。譬如曾任中山大学国文系主任的古直(18851959)教授便曾多次登门造访。在古氏诗集中有《赠李叟》诗，记录了这段交往。

拙翁迁居庐山是在1925年。上山前他将自己珍藏的若干精品转让给了好友张仁芬。《张文达山水册》是其中之一：最珍贵的则是文天祥的四水归元砚。此外还有未断本《曹全碑》、元拓和明拓《圣教序》、何绍基临《西狭颂》、赵之谦篆书《读书承志》横幅等，凡此均留待以后另文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