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朝

我与家泠先生相识，既偶然又属必然，说是偶然，我与他第次见面，是因为友人的介绍。说是必然，则因为早在此之前，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关注美术界的人和事，沪上的艺术家中，家泠先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更何况他是一位浙籍画家，我们的相识应是迟早的事。

后来的几件事情则使我更为瞩目家泠先生的创作。一是因为新建的浙江美术馆即将开馆，为迎接开馆之庆，决定引进西班牙米罗画展，馆长嘱我为米罗画册写些文字，我于是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不料找到家泠先生对米罗的一些评论，很有些见地，我认为他与米罗的心是相通的。二是不久前我去井冈山干部学院受训，赴校途中经上海转机，忙里偷闲到家泠先生的府上拜访，从他的半岛美术馆到他的陶瓷工作室直至他的几个瓦斯窑看了个遍，不由得感慨于他的创作力之旺盛，更惊异于他大脑中似乎无穷尽的奇思妙想，钦佩之心油然而生。三是交谈之中，方知家泠先生与我都是杭州第一中学(现称“杭高”)的校友，当然他是我的前辈学长。我的母校今年正好建校110周年。一个多世纪以来，桃李缤纷，贤人辈出，仅中外院士就有46人之多，当年鲁迅、李叔同等皆为“杭高”的教师，而丰子凯、潘天寿则是“杭高”的学生。家泠先生当年就是仰慕母校的盛名，特别是有过李叔同这样的美术名师而报考“杭高”的。无独有偶，当年的方增先先生从乡下到杭州求学，报考的首选也是“杭高”，只是后来阴错阳差进了美院。母校有家泠先生这样的弟子，也是很令我们这些后学自豪的。

作为海派艺术家中独树帜的领军人物之一，家泠先生如今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大家，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崭露头角的画家中，家泠先生却不算大器早成之人，究其原因，形势使然。家泠先生天赋聪慧，功底扎实，从小喜欢画画，在“杭高”时就受到良好的美术教育，1958年考进浙江美术学院师从潘天寿先生，毕业后即去上海高校任教，其间便有佳作问世。然而他出道虽早，却不幸遭遇“文革”，蹉跎岁月。十年动乱既是国家民族的浩劫，也是文化人的灾难。但家泠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即使在动乱之中，他也未停止对艺术的潜心研究和孜孜以求，20世纪70年代就投身陆俨少先生门下学艺。而一旦阴霾散去，大地回春，艺术家的才情和积累便喷涌而出，发不可收拾，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之春，也是家泠先生创造艺术辉煌的新起点。

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审视家泠先生近三十年的创作，你不能不感受到时代风云在他作品中留下的印记是如此之深。换言之，我认为家泠先生的艺术实践是“笔墨当随时代”最好的诠释。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泠先生已是海派画家中的佼佼者，他的人物和山水自成一家，正处于声名日隆的阶段。然而，改革的时代大潮如此强烈地>中击着画家的心扉，而国门打开之后的世界又是如此多彩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大上海所处的前沿地位，使艺术家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西风东渐的震撼和启迪。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睿智而敏感的艺术家都不可能置身度外而无动于衷，而家泠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先行者，他是最早感悟到时代脉搏的艺术家。于是他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非常冷静而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未来的方向——毅然放下了自己以往驾轻就熟的题材和被人普遍看好的画风，转而在花鸟画上开始全新的攻坚和变法。

如果说，以1983年《堆金》入选“上海——横滨友好城市展”和《粉红色的桃花》在美国三城市展出标志着家泠先生的变革硕果初现的话，那么1984年《开放的荷花》在第六届全国美展获佳作奖及此后一批荷花题材作品的问世，则显示出他已开始在新的道路上创造了新的气派和风貌。这种对于传统中国花鸟画的创新和改造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时间八方关注，诸家蜂起，议论纷纷，见仁见智。然而事实是，这一阶段家泠先生的受邀画展在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频频展出，广受观众好评和收藏家的青睐。1987年，西方世界首部全面介绍新中国建国以来美术创作的专著，柯珠恩所著的《新中国绘画》一书由美国ABRAMS出版，该书专文介绍了陈家泠与他的创作，并将他的荷花图印在封面上。

“创造”的成功并没有减缓或是阻碍家泠先生求新求变的探索，他在花鸟画上的探索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构图、色彩、技法的追求，还是意境、气韵的表现，乃至于题材的选择与材料的讲究，都到了精细苛刻、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百般探索和尝试的基础上，出神八化地利用了中国水墨画独有的材料和工具的特质，在处理纸张与笔墨的关系上匠心独运，又吸收了西洋水彩画的技法，在画面的构成和色彩的运用上别出心裁，从而渲染出变幻无穷、多姿多彩的景象，营造了清新、淡雅、空灵、简约的画风，创造了前人没有过的特殊效果和境界。

欣赏家泠先生的画作，你会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鲜明而剔透的色彩，使你能触摸到它的摩登和时尚，简约而抽象的构图，让你不由得生出无数的遐想。然而同时，画面上透出的那种淡淡的禅意和超凡脱俗般的清丽，又使你顿感仙风道骨般的飘逸和安宁，领悟到中国传统哲理的深邃和博大。

说到底，艺术家离不开生活，艺术终究是时代的产物。家泠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艺术家的敏锐、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驱动下，勇敢地充当了时代大潮的弄潮儿。他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是大都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艺术折射，是人们对传统的敬仰和对未来向往的反映。家泠先生用他的艺术营造了一种境界和氛围，在当下现代化的喧嚣和浮躁中，给人们奉献了宁静和慰藉。如果说，有些蜚声画坛的名家大作代表的是昨日的辉煌，那么，我敢说，家泠先生的艺术是属于当下和明天的。我们只要把他的作品放到新世纪全球化和大变革的背景上来认识，就更能感受他对中国绘画艺术开拓创新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其实，与家泠先生相交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变革与创新，似乎是他天生的禀赋和性格。他是一个在艺术上永不安分守己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艺术上不老实，调皮”。他的中国人物画的底子很是厚实，曾受到陆俨少的夸奖，然而他却转身去攻山水与书法，继而又改花乌。由于花鸟的创作给了他最大的创新空间，他于是在花鸟画这块园地里驻足，积数十年耕耘，求百般变化，终于弄出这一番姹紫嫣红来。正如他所说“要说传统，我是最着力继承的，我的作品骨子里就是中国的、民族的、传统的；但要说变革，我也是不遗余力的，在艺术语言和外在形式上，我吸收很多外来的东西。如果味恪守传统，那就是‘食古不化，如果只求变化，那也会‘数典忘祖。”用平山郁夫的话来说，那就是：“他在全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基础上，又将形式和技法重新进行了大胆的革命，并使之达到了完美的境界。“

家泠先生对艺术的追求，还不止于绘画。他生性好动，爱好广泛，且永不满足。他在艺术实践中，深感笔墨的可控与不可控之间的微妙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奇异效果，于是，他不仅在花乌画创作中百

般感悟控制与放开之问关系，并由此创造了“走、守、漏、透”的陈氏水墨“四法”，而且居然在花甲之年又向着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开始了异常艰辛的跋涉，为的是借窑火的可控与不可控来创造窑变之美。

20世纪90年代，家泠先生在申城历史上创办了第个艺术之窑“申窑”。获得成功之后，又在上海半岛中心创办了“泠窑”，他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同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合二为一，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财力，进行了无数的实验和探索，利用变化莫测的“窑变”，终于形成了他独有的烧制技艺和绘瓷风格，创作出一大批令人叹为观止的彩绘瓷精品。在半岛美术馆里，我深深地被这些妙不可言的作品所倾倒。你无法判断是家泠先生的山水花鸟画在新的瓷质载体上增添了无穷的魅力，还是中国古老的釉下彩绘瓷借助艺术家之手增添了新的生命。只觉得满目生辉，身心愉悦。那些充满创意的器形，赏心悦目的色彩，以及瓷与木材巧夺天工的结合，处处折射出艺术家充沛过人的艺术造诣和创作活力，使人不得不感佩于这位年逾古稀的艺术家。正是由于家泠先生的努力，把景德镇的瓷器制作带到上海，以超凡的艺术功力对其进行了创新改进，使之与大都市相融合，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与他的作品都将载八中国当代陶瓷史的篇章。

此次到沪上与家泠先生相见，还有一个新的发现，那就是近来他又开始在艺术领域“移情别恋”。在半岛美术馆，我看到站立着批仿真模特儿，身上居然穿着缂丝、云锦制作的精致无比的各式旗袍，婀娜的身姿，美妙的曲线，价值连城的面料，加上或手绘或织造或刺绣的花乌图案，忍不住让人拍案叫绝。原来，家泠先生正尝试着在中国的高档丝绸织物上尝试用手绘或刺绣或织造的办法进行绘画创作，他的想法是，就象征性而言，没有比瓷器和丝绸更能代表中国了，它们是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标志，但同样也是绘画艺术的载体，两者完全可以融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意境和作品，这样的作品，最具中国特色和传统意韵，但同时又完全可以融人全新的东西，赋予它时代的生命。他认为，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紫砂、篆刻都是如此，普通的器物或是方石头，只要注入了文化的内涵便有了生命，便可以传世。我又一次被家泠先生的妙想所折服。须知缂丝，又称刻丝，这是中国特有的种丝织工艺品，最早产生于宋代，其织造难度极大，耗工费时，古有“寸金寸丝”之谓，当代掌握织造技术的人才都十分稀缺。而云锦，又称南京云锦，因其绚丽多姿、美如云霞而得名，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锦之首，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锦存古代纺织物中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南京云锦自元代以来皆为皇家御用，称得上是“中华一绝”。其制作技艺今年刚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绘画材料的选择上，家泠先生生从来都是慧眼独具，现在他又盯上了中国丝绸中的极品材料，难以想象他将会有些什么样惊世骇俗的举动和作品司世，但有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对他的创作充满信心。

家泠先生的学养深厚，敏于思考，他以深刻的思考把握着自己的笔墨，使之与别的艺术家比较，更显出几分人文的底蕴和哲理的厚重，故而我认为他是个有思想的艺术家。但凡艺术家都是“有想法”的人，没有想法也成不了艺术家，然而“有想法”和“有思想”是大为不同的，两者有层次之分、深浅之分、高下之分。家泠先生对艺术创作常有“高论”发表，不少是鞭辟入里、极有见地的，更有些是自成家、独辟蹊径的。如在创作理念上，顺势而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和美论”：在求新求变上，尊重规律科学把握继承和创新的“灵变论”，在创作意境上，强调决定中国画之美是韵味而不是技巧的“气韵论”，在创作灵感上，把握“与上帝合作”，既靠人为又靠天助的“灵气论”，在技法上，精心处理控制与不控制的相互关系即“无为而为”的“技巧论”，在色彩上，以淡为上，淡到极致是功力的“淡墨论”在构图上，以画气用虚为重，以实代虚，以虚代实的“虚实论”，在工具上，充分利用生宣纸的特质而表现“水变”特效的“宣纸论”。这些画论的背后，无不散发着艺术家身上具有的老庄哲学的恬静、高洁和深邃，闪耀着辩证法的光彩，显现出他慎思、内修、自省的品格特征。

家泠先生就是这么个人，他深刻但却透明，为人真挚诚恳，为数不多的几次交往，我们便成了忘年的朋友。他的聪慧，他的灵敏，他的幽默和豁达，他的充满思辨哲理的谈话，都显现出大家风范。尤其当谈到艺术和创新时，他便会两眼放光，妙语连珠。在他的身上，洋溢着与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符合的精力、智慧和艺术冲动。我感觉，无论在浙籍画家还是海派画家乃至于在中国画坛上，他都是个难得的艺术大家，他的所作所为和艺术成就，最为典型的代表了在我们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进程中，中国艺术家的不懈追求和勇敢探索。与此同时，家泠先生又是个在操守和艺德上有口皆碑的人。德艺双馨，从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名师大家的要求，也是无数文人虽才智过人但却终身无法企及的崇高目标，家泠先生说得好“我的作品就像我的子女一样，是我全部精神的产物，它是有生命的，会遗传的。要想保证子女健康，父母首先得健康，因此要求画家人品、画品都要好，因为这些都会体现在作品中。”像家泠先生那样，即使撇开他的艺术成就，单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付之行动，就足以让人尊敬的了。

家泠先生离开浙江40多年了，然而他的家乡情结始终未泯。近年来也许是步入古稀，他对于故乡的情愫可谓日甚日。不知为什么，目前我所见到的全部相关资料，一律称他出生于浙江永康，然而他亲口告诉我，他是杭州人。1937年生于临安(属杭州市辖)，因正逢抗战，故而“逃难”至永康。他生于杭州，求学于杭州，学画于杭州，成长于杭州，如今高堂老母仍居住杭州，因此对于杭州，他别有番怀念在心头。我邀他到新建成的浙江美术馆来办个展览，他慎重地答应了，并表示，这次展览应是作为故乡的儿子和中国美院的学子向家乡人民和母校的次汇报，同时也是对母亲的一份感恩，他一定会拿出最好的作品。至于展览之后，这些作品“若浙江美术馆能看中则可随意收藏。”

收笔之时，窗外正逢今年的寒潮降临，雨雪霏霏，我读着家泠先生的来信，心头却涌起阵暖意，不由得想到明年的仲夏时节，杨柳依依，荷花盛开，家泠先生的艺术展必定是一番动人的光景。

家泠先生，浙江美术馆的大门向您敞开，家乡人民在等待着艺术家儿子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