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

水资源引发的纠纷随处可见,一个通行的逻辑是,由于水资源类似公共池塘资源,所以很难通过私了的方式来解决,唯一合理的方式就是国有化。国家拥有水资源几乎是众多国家和地区通行的做法。这一逻辑的理论基础来自学者哈丁著名的“公地的悲剧”一文。理解哈丁的思想很简单。记得小时候我们村前面有一条河,河面不宽,但挺深,当时还没有什么工业,河水没有被污染,能够清澈见底。河中很多鱼儿自由自在的游着,每次下河游泳,看着鱼儿眼馋,想抓上一两条,基本上不可能。不过还是非常开心,和鱼儿玩耍,这大概是我迄今难以忘怀的记忆之一。

但这些记忆也不全是美好的。看到成群结队的鱼儿,大人们总是有办法捞。有的人用网,有的人用电瓶去电,还有的人干脆弄来炸药炸。后两者的杀伤力都非常之巨大,无论采取电的办法还是采取炸的办法,都是大小鱼通吃。这些人走过的河流,基本上让那一带的鱼绝迹。

结果可想而知。当村子附近的鱼被捞光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些人就开始溯流而上,沿着河流一节节的去消灭鱼类,乃至于后来河中已很少见到大鱼,只有很小的一些在孤独地游着。写到这,我得强调一点,即使没有后来的工业污染,我们村前的那条小河也很少见到鱼了。这是为什么呢?当然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只知道这些捕鱼的人可恨。后来读了哈丁的文章,才明白我们那条小河陷入了公地的悲剧。

由于河流是国家的,河流中的小鱼自然就属于国家的,国家没有精力照顾这些小鱼,这些小鱼事实上也就成了无家可归一族。大家所有等于无人所有,河流及其小鱼就成了公共池塘资源。大家可以随意捕捞,而根本无需考虑水和鱼类的可再生问题。结果,经济学可以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过度开发资源,直至资源趋于耗竭。事实上,我现在回家,已经看不到清澈见底的小河,更看不到河中畅游的小鱼。放眼望去,不过是碧绿的水草和青苔,以及阵阵恶臭。

哈丁想证明,公共池塘资源会因为人们的自由开采而耗竭,所以需要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比如政府。但我们村前的小河生动地证明,即使河流为政府所有,也不能有效克服公地的悲剧。因为政府治理河流的成本太高,从而最终会放弃对河流的治理。这个时候怎么办?让我们把视线转到法国美丽的卢瓦尔河,那里是法国的旅游胜地之一。但曾几何时,这个美得令人炫目的河流也一度陷入危机当中。由于河流上修建了几处大坝,使得河流的生态发生改变,以至于很多自然景观和动植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于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当地的志愿者和当地渔业协会以保护大西洋鲑为切入点,发起了一项拆除阿列河(Allier River)18米高水电大坝的运动。阿列河是卢瓦尔河最大的支流,由于该河上的大坝阻碍了大西洋鲑洄游,导致当地鲑鱼濒临灭绝。在这些NGO组织的持续努力下,最终法国政府没有延续大坝2007年到期后的运行许可证,大坝得以拆除。并且这些NGO组织正继续努力游说政府拆除卢瓦尔河及其支流上的其他水电大坝。

为什么卢瓦尔河的保护如此成功?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的努力,而是得益于NGO组织。这些NGO组织联合起来,寻找到了一条不损害法国政府长远利益的制度变革途径,才最终诱使法国政府同意其主张。注意,此处出现公私合作情形,而只有这种情形出现,很多公共池塘资源才得以有效利用和保护。就卢瓦尔河的保护来说,志愿者们并不强调卢瓦尔河的环境保护多么重要,也不强调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他(她)们选择了保护大西洋鲑鱼作为行动口号,这就获得了沿河渔民的一致支持。

也就是说,志愿者们的责任是明确渔民群体的利益,从而激励渔民和自己一致行动。这就满足了奥尔森所设想的克服集体行动中搭便车动机的激励条件。同样,志愿者们设计了沿河的风电项目和其他新能源项目,这些项目所提供的电量足以替代原先的水电,这就使得当地的用电需求不会受到影响,而且更环保。这个举措满足了政府的利益诉求。因此,除了水电投资方外,政府、渔民和志愿者们取得了目标上的一致,才能够达成卢瓦尔河保护之最终目的。

由此可见,公共池塘资源处于各方的利益博弈之中,但这种博弈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即达到最差的结果,其原因主要有奥尔森所讲的搭便车现象等。如何克服这种困境?很显然无需市场和政府两分法,通过某些NGO组织同样能够实现好的结果。如果进一步看,转到水资源的话题,能否也采取类似的思路,不通过政府,让各方自己参与解决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位充满智慧的女性学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开始研究美国南加州的水资源管理问题,并且设计了一整套有效的制度,解决了海水对当地地下水的侵蚀可能产生的纠纷。其后她一直致力于研究公共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两类:一类是警察;一类是公共池塘资源。在埃莉诺看来,要么市场要么政府的两分法思维是错误的,根本无法解决复杂的公共事务。人们必须走第三条道路,那就是自主治理。

其实埃莉诺所讲的东西非常简单。我最后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大家就能很容易明白:中国传统的社会中,乡村从来都不是依靠政府治理的,而是依靠乡绅、宗族和大家庭来治理,形成了有序的基层社会。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中国的乡土社会,虽然朴实,却也蕴含深意。这就是自主治理。埃莉诺把这些现象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总结出一整套关于公共治理的系统理论,由此引发了全球政府变革浪潮,而这一变革的核心就是,在公共领域当中,更多的依靠自主治理,依靠居民参与,更多的发展第三部门(NGO),更多的开展公私合作,才能够提升社会资本,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