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开始了。1949年10月1日,世界在倾听来自东方声音。这个声音来自于从五千年文明中走来的古老的中国,来自于从一百年屈辱中站起的崭新的中国。开国大典本应是场庆祝新生的狂欢,然而由于形势复杂,旧敌环伺,于是提前三个月举行。60年过去了,记录在影像中的开国大典热烈,依然震撼,其背后的故事依然新鲜,依然动人。

开国大典阅兵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第一次隆重庄严的检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军事盛典。在第一次大阅兵中,武器大多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被戏称为“万国牌武器”。

看点:空军编队带弹受阅

在开国庆典的阅兵仪式上,要说最开心、最提气的一幕就是人民空军的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一位亲历者说:“过去也看到过天上飞的飞机,可那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是来屠杀的,给我们带来的是恐慌、是威胁;而今天看到的是保卫我们的自己的飞机,给我们带来的是高兴、是振奋、是激动!”尤其是当战车师通过天安门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天上地面,浑然一体,构成了极为壮观雄伟的立体阅兵景观,使人感受到一种震撼。

当飞机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如潮掌声。人们挥动着帽子、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嗓子喊哑了,鞋子蹦掉了,人群的欢呼声与飞机的轰鸣声浑然一体:“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但是,看到这壮观的空中编队呼啸而过的时候,谁也不会知晓在“我们自己的空军”的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空军参加检阅仪式,比其他军种难度都大。当时,我军还没有组建起空军部队,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也极为有限,且大多是国民党军队起义而来。面对国民党空军的威胁,中央军委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庆典的顺利进行,指示军委航空局立即调配一批飞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建立一支空中防空力量,担负首都防空任务。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北平军管会航空接管处处长方华告诉办公室秘书邢海帆,周恩来副主席向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处长方华传达了组建一支空军飞行队的指示,飞行队的队长由方华处长兼任。

7月初,方华同邢海帆来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老航校新成立的P-5l型飞机训练队就设在这里。训练队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的是曾经驾驶P-51型飞机起义的杨培光主任,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至于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P-51型飞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维修,经试飞合格,才交付给公主岭P-51型飞机训练队。

方华和邢海帆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快掌握P-51型飞机的飞行技术。方华过去只飞过苏联飞机,对美式P-51型飞机从未飞过,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十二期毕业生,于1948年秋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解放区,后被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他虽然是驾驶P-5l型飞机的老手,但也有一段时间未飞行过了,技术有些生疏,须尽快恢复技术,他还负有帮助方华进行改装训练的任务。

他们二人到达机场的第二天一大早儿就迫不及待地登上飞机,开始训练。邢海帆开始为方华辅导P-5l型飞机座舱实习,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时飞行训练结束了,但空中还有一架飞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方华跨出座舱,走下飞机,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全神贯注地观看最后一架飞机的着陆动作。就在这时,负责训练的一位同志没有注意到滑行道口有人,开动停机线上的一架P-5l型飞机滑向滑行道口。当时邢海帆还站在飞机上未走下来,见状大声惊叫,但轰鸣的发动机声淹没了他的喊声。顷刻之间,他眼睁睁地看着方华被飞机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次意外事故给新中国正在起步的航空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组织决定邢海帆留在公主岭,由他负责P-5l型飞机的飞行训练工作。邢海帆受命于重大事故之后,兢兢业业,竭尽全力。他充分发挥飞行教员、机务人员的集体智慧,将过去所学的知识和积累的训练工作经验灵活运用,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P-5l型飞机训练工作。

根据军委航空局的指示,7月3日,先期检修出来的9架飞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到8月15日,陆续飞来的各种飞机达17架。当天,在烈日下,全副武装的飞行员整齐地排列在威武的战鹰前面。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在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的陪同下检阅了飞行员队伍,并正式宣布军委航空局南苑飞行队成立了。叶剑英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的成立表示祝贺。从现在起,我们有了自己的空中力量。我相信,你们的战绩不久就会出现在毛主席的面前。”

叶剑英的讲话给了飞行队员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飞行队成立后马上担负起北平的空防任务,飞行队队长由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十四期毕业生徐兆文担任。飞行队一边抓紧时间训练,一边担任防空警戒任务,后者主要由飞过P-51型飞机、曾参加过作战的飞行员担任。飞行队初始阶段的工作确实不顺利,开展正常工作没几天,队长徐兆文又受了伤。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决定急电将邢海帆调回北平,由他担负起代理飞行队长职务。邢海帆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沈阳东塔机场,驾驶一架试飞合格的P-5l型飞机飞赴北平。

9月1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本来,阅兵指挥部报给中央的阅兵方案中没有安排空军参加。但是在8月中旬,飞行中队组建后,通过半个多月的试飞、训练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空作战能力。8月下旬的一天,聂荣臻在听取关于北平安全形势的汇报时,突然向在座的空军代表提出:“你们能不能够组织一个飞行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肯定地答复:“可以组织一个小队,小一点的,大队也组不起来。”这样,就增加了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的精彩阅兵内容。

9月上旬,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南苑机场观看完飞行表演后,朱总司令用期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后来,在已有9架P-51战斗机参阅的基础上,又有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3架刚修复的运输机、1架通讯机和2架教练机加入了受阅飞行队。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这几乎是当时人民空军的全部家底。

开国大典那天,为了显示人民空军的力量,第一批9架P-51型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之后,兜了一个大圈,跟在教练机后面又飞过天安门一次,给人感觉是共有26架飞机。而在场的外国记者也没能看出个中奥秘,他们随即在发出的报道中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另一个令人瞠目的事实是,在当时受阅飞机当中,有4架P-51型战斗机竟然全副武装,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没有先例,也是绝对禁止的。事隔多年,时任飞行队领队的邢海帆道出个中缘由:“开国大典是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特殊情况下举行的,敌情十分复杂,如果敌机来袭,我们再落地装弹,那就晚了。”

解疑:毛泽东为何决定鸣礼炮28响

在隆重的开国典礼上,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这一仪式让人无比振奋和激动。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仰视国旗。与此同时,炮群齐鸣28响,隆隆的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广场上空滚滚而过,在天宇间回响激荡,将开国庆典庄严的气氛进一步推向了高潮。

自从中央政府决定新中国成立时要举行一个盛大典礼后,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庆典筹备委员会就决定,在这次隆重的庆典上一定要鸣放礼炮。随后制定的鸣放礼炮方案确定使用100门礼炮,后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毛泽东汇报阅兵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鸣放礼炮的方案作了一些修改。

聂荣臻汇报结束后,回到阅兵指挥部召集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原定的100门礼炮要改成54门,其意是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方面的人士;礼炮鸣放28响,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艰苦奋斗了整整28年。

礼炮方案确定后,阅兵指挥部首先开始组建礼炮队。1949年8月1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把“八一”军旗授给了礼炮队,鼓励他们一定要在开国庆典上放好“第一炮”。礼炮选定的是山炮,这种炮和野炮、榴弹炮相比,炮体较小。礼炮从华北6个纵队的山炮营和军区直属炮兵部队选调,军区要求必须从战功部队选调。炮手的挑选也很严格,当时有个统计,选来的炮手在战争中立功受奖的占30%,礼炮队员们都十分自豪。

然而,时隔不久,在政协一届会议上,一位代表提出质疑:“在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这就是最高的礼仪了。我们开国大典上为什么要鸣放28响呢?”当时现场没有人回应。会议休息时,毛泽东见到负责开国大典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健,话题很快就进入到开国庆典的礼炮鸣放问题上了。毛泽东问:“你说,放28响礼炮有没有道理呢?”反应敏捷的唐永健一下就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马上说:“主席,我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毛泽东微笑着默许了。很快,简明扼要的28响说明报告递上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刚刚28年。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这不是极有道理吗?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为了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礼炮队与其他的受阅方队一样,展开了精益求精的训练。礼炮队的训练在先农坛公园进行,时间只有3个月。每门礼炮有3个炮手,这和战场上不一样,打仗是6个炮手,鸣放礼炮3个就够了。炮手训练主要就3个动作:装填,发射,退弹壳。动作虽然简单,但这3个动作要求却很高,要求在3秒钟内完成,稍有不慎,54门炮同时响出一声的要求就难以达到,出现杂音就会破坏整体效果。那时的训练没有精密仪器保障,全靠手工操作,指挥员每一次到训练场检查验收,看是不是整齐等速,看操炮时间卡得准不准,所用的就是一块秒表。礼炮炮手们在酷暑中每天练习动作上千次,不少战士的手都磨破了。但是为了那庄严的一刻,再大的艰苦和困难战士们都能克服。

10月1日凌晨1时,礼炮部队从先农坛出发。战士们都换上了新军装,头戴钢盔,足登长筒马靴,乘坐美制卡车,载着礼炮进至天安门广场东南礼炮阵地。礼炮队的108门山炮分为两组:一组装填弹药,一组发射,轮流作业,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人们习惯上的说法仍然是“54门礼炮”。这108门礼炮在前门附近一字摆开,背倚天安门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

盛大的典礼开始了。虽然礼炮队完成任务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分零五秒,但这两分零五秒却关乎军威和国威,礼炮队的战士们个个集中精力倾听指令。当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国旗时,军乐队奏起了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指挥员下达了鸣礼炮的命令。只听着前门上空1响、2响、3响、4响、5响……一直到隆隆的第28响,每一响都像一门炮那样整齐,但又凝聚着54门炮齐射的声音,那是传遍全世界的炮声。在这两分零五秒的时间里国旗飘升,国歌高奏,礼炮齐鸣,浑然一体。建国之后,在开国庆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被销毁,只有两门被收藏,现已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文物。

幕后:蒋介石放弃空袭天安门

1949年10月1日。清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蒋介石在广州的居所。蒋介石的官邸死一般寂静。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正在思考的蒋介石。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已经打过几次电话了,但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此前的每一次,周至柔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

“校长,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周至柔焦急地向蒋介石说出了最后的底线。蒋介石猛地站起身,对着话筒说:“任务取消。”周至柔大惑不解:“校长,请再考虑考虑,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保证完成任务。”“任务取消。”蒋介石又一次更加坚定地重复一句,然后放下电话筒,慢慢地坐回沙发,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

在今天看来,蒋介石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取消了空袭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计划。这个计划蒋介石与周至柔密谋了很久,也精心准备了很长时间。蒋介石为什么在最后关头取消这一计划呢?因为他最终明白:即使他把天安门地区摧毁,破坏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得到的只能是中国人民的愤恨和美国人对他的蔑视。而且天安门广场与故宫相连,如果把故宫炸了,会招致整个中华民族的指责和唾弃,成为千古罪人。所以,蒋介石最终放弃了破坏计划。

此前,蒋介石还是寄希望于美国政府对他的继续支持和对新中国政府的遏制,蒋介石急切地等待着一个消息。通过总机,他接通了美国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夫人宋美龄熟悉的声音,蒋介石心中一阵兴奋。当宋美龄讲到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而不承认北京政权时,蒋介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连声说:“好!好!好!”实际上,蒋介石深知美国方面的这种支持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可到了这等狼狈境地的他只能将这一消息作为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安慰剂。为了争取美国更多的援助,上一年年底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但迎接她的尽是一些美国的二流官员,深感失落的宋美龄在发回国内的第一封电报上直言:“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宋美龄此次访美目的有三:其一是让美国方面明确表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其二是争取一大批物质援助,其三是请一位高级军事家赴华考察中国局势,人选是麦克阿瑟将军。那么,这三个目标如愿以偿了吗?答案是:争取到的一点援助经费早已被蒋夫人一年的游说花费一空,只是经过中央银行转手后又重新流回美国;请麦克阿瑟将军赴华考察的意见被否决;所幸宋美龄没有无功而返,她最终说动了美国政府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达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因此,蒋介石还是比较欣慰的,尽管这个结果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1949年10月1日上午,心情烦乱的蒋介石来到院中,下野已经8个多月的他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低头不语,阴沉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收音机里刚刚传出共产党广播的新闻,里面将他称为“蒋贼介石”,这使他非常生气,但他更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对付共产党,而是要尽快复职就任总统,依靠广州或台湾东山再起。可是此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就是不交权,直到次年他以“胃疾剧重”为由赴美就医,蒋介石才得以继续担任“中华民国总统”。

10月1日下午,蒋介石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着中共的新闻,每当听到他的许多老部下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的消息时,蒋介石就愤然站起,破口大骂:“娘希匹,一群混蛋,老蒋待你们不薄,一群卖身求荣的王八蛋!”除此之外,蒋介石没有说过其他的话。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说,蒋介石的失败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事实上,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已成为大势所趋。

夜深了。然而此刻的蒋介石仍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烦躁地反复调换着收音机频率。这时,收音机里报道了一则北京破获一起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的消息:“阴谋在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活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木剑青,于20日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该犯为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化名王建坤,于9月2日来京……经北京市公安局连日侦审,特务匪犯木剑青已初步供出该案为国民党中统局有计划之捣乱活动……”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一股无名火直蹿上脑门,他不由得大发雷霆:“一群废物!”

对于蒋介石来说,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漫长、最难过、最刻骨铭心的一天吧。

揭秘:新中国开国第一宴

1949年10月1日的夜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外贵宾,这次宴会后来被称为“开国第一宴”。

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随后进行阅兵和群众游行,全部活动约在下午5时结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中共中央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工人、农民、解放军代表共600多人齐聚北京饭店宴会厅,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欢庆祝贺。

对北京饭店来说,举办如此隆重的大型中餐国宴是头一回。国宴的准备工作庞杂而繁重,由当时的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亲自统领操办。余心清是新中国留用的礼宾专家,他对北京饮食业了如指掌,哪家饭馆是什么风味,有哪些招牌菜,有哪几位名厨,他都能娓娓道来。

当时的北京饭店虽说是京城第一饭店,但以往为适应洋人口味,多经营西餐,以法式大餐最为有名。1947年国共军事调停谈判时期,中共代表团常驻北京,为照顾中共代表团的饮食习惯,饭店经理从泰丰楼饭庄请来几位厨师专为中共代表做中餐,而现在要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中餐宴会确实不是一件易事。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饮食文化,从哪里入手操办国宴呢?余心清和当时北京饭店经理多次商议后决定,先引淮扬菜系入北京饭店,因淮扬菜口味适中,菜肴面点皆全,南北方人都易于接受。于是,余心清先从京城有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调来了朱殿荣、王杜昆、杨启荣、王斌、孙久富等几位身怀绝技的名厨。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上百人的中餐宴会,几位名厨师就曾一显身手,烹制的菜肴广受代表好评,也算为筹备开国大宴做了一次预演。

举办一场大型国宴,如同演奏一部大型交响乐,需要一位宴会总指挥。担任“开国第一宴”宴会总管的就是北京饭店的郑连富,他曾荣获新中国第一位“宴会设计师”专业称号,可称餐饮业中的国宝级人物。能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执掌“开国第一宴”,郑连富的内心是兴奋伴着压力,他对宴会的餐桌如何摆,上菜的路线如何走,主宾进出的通道留多宽,哪道菜何时上,如何美化餐厅等等都做了极其周到细致的安排。

在郑连富的精心安排下,600多人的宴席,几十张餐桌摆放得疏密得当,主桌的位置既显突出,又和其他来宾席相互呼应,方便主宾与来宾的交流;宴会上菜的路线、服务程序也考虑得合理周到。为了办好开国盛宴,北京饭店上下总动员,做了大量精心准备。为保证卫生安全,所有宴会原料都经过了严格检疫,肉取哪个部位,菜用哪个地方都有严格的规定。执掌“开国第一宴”的总厨师长是朱殿荣,做了几十年的菜,能为“开国第一宴”当一回烹饪“总理”,朱殿荣心里乐呵呵的。

10月1日晚上6点整,在欢快的迎宾乐曲伴奏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外贵宾们步入宴会大厅,与在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以及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汇聚一堂。顿时,整个大厅欢声笑语,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在场的饭店老服务员十分感慨,过去能光顾这一宴会大厅的大都是洋人、达官显贵和豪商巨贾,而今天前来参加宴会的,除了军政首长、外国宾客,还有许多朴实的农民、战士、工人,服务员们感到分外亲切,他们真切感受到了新中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宴会正式开始,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接下来,全场共同为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举杯祝酒。随即,宴会大厅的气氛进入高潮,代表们也纷纷相互举杯庆贺。只见朱总司令迈着稳健的大步朝飞行员走来,他从服务员手中接过酒杯,举杯向飞行员们致意,祝贺他们当天成功完成接受检阅和保卫开国大典的双重重任。朱总司令格外高兴地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共同亲历了历史性的一幕。我们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军队,今后就翻开新的篇章了。”他还幽默地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只有一个军种,我就当一个军的总司令。现在不同了,我们有了陆、海、空三军。从今开始,我就是三军的总司令了!”在场的飞行员和嘉宾们听后,都发出畅快的笑声。

开始上菜了,服务员们有条不紊地来回穿梭,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很快摆上了宴席。开国第一宴的菜谱是余心清亲自策划,杨绍德具体落实的,既考虑了赴宴嘉宾的口味,也考虑了时令原料的采购以及厨师们的特长。这个可以载入历史的“开国第一宴”的菜谱是:

冷菜四种:五香鱼、油淋鸡、炝黄瓜、肴肉。

头道菜:燕菜汤。

热菜八种: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鲜蘑菜心、红扒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

点心四种:咸点有菜肉烧卖、春卷;甜点有豆沙包、千层油糕。

当宾客们对着精美菜点津津乐道时,余心清和北京饭店的经理们却在担心着,不知作为宴会几道主菜的“压轴戏”能不能叫响,这也直接关系到“开国第一宴”是否成功。只见总厨师长朱殿荣抄起一口大锅,一旁等着上菜的服务员一见,吃了一惊,怎么用这么大的锅?能炒好吗?服务员哪里知道,大锅烹炒正是朱殿荣为适应大型宴会需要练就的绝活。

待朱师傅用一口大锅烹出的几十盘菜同时上桌时,宾客们脸上露出了赞誉的神情。服务员特意走到几位有美食家之誉的民主人士桌前,听他们议菜:“好!味道极佳,可谓上品。”“依我之见,这道菜可称为‘神品。”又一位补充道。“开国第一宴”的几道主菜大获成功,这也让几位心情紧张的幕后策划者稍松了一口气。这次开国盛宴之后,朱殿荣师傅的“大锅绝活”也声名远扬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大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