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青　陈　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全国人民商定国是、制定国策的重要场合。陈云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他的一些重要思考和提议。是通过全国人大这一重要国家机构上升为国家政策的。

在一届全国人大一、二次会议上就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进行发言

粮食统购统销是我国政府自1953年起实行的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与供应的强制管制措施，持续时间长达32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陈云作为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统购统销政策的首倡者和组织领导者。1954年9月5日、6日、7日、9日。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毛泽东住所开会，讨论刘少奇将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9月23日，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题为《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发言，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进行了解释说明。发言详细阐述了国家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原因、效果、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陈云在发言中指出：上述消费品的产量在解放后都是上升的，出口量比抗战前超过的也不多，之所以供不应求，根本原因是其增长速度赶不上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投机商人囤积居奇。造成抢购涨价，只能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国家掌握各种货源是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的，也是使全体农民避免受私商和富农剥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但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措施。只要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应该看到，计划供应并不是供应量的减少，它是消费水平提高中的节制；并不表示国家经济状况的后退。而是显示国家经济状况的前进。

1955年7月21日，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对“三定”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他指出：要根本改善我国的粮食状况，当然必须增加粮食的产量。同时。合理地解决供应问题，又能反过来促进生产。面对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进行统购统销确有困难，主要是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为此。必须逐步改进工作。和农民订立协定。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办法，就是这种协定的基础。发言还具体说明了“三定”办法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要努力做好对农民的工业品的供应，使之和“三定”更好结合。

陈云关于对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解释和说明，得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认可和支持，统购统销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处理与农民关系的一项重大决策，存续了30多年，对新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讨论修改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要文件的过程中，提出“反冒进”的重要思想

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推进，在党内和政府中产生了一种冒进的思潮。给当时经济工作造成了冲击。陈云作为经济工作第一线的主要领导人，和周恩来等一起。反对和抵制这种冒进思潮对经济工作的冲击。

1956年6月15日至30日，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议程中没有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主要报告是《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在为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作准备时，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建议，6月4日，刘少奇召集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参加的会议，讨论《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提出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财政开支。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认为既然预算数字不可靠就应该削减，在经济建设中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会后，周恩来和陈云负责对1956年国家预算数字进行削减。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6月4日会议的决定，基本通过决算和预算报告初稿。6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草案，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并决定由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代表国务院作这个报告。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陈云继续阐述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他说：预算打冒了或打少了都不好。“根本问题是预算来的。预算不平衡，现金也不能平衡。”现金不平衡就要发钞票。钞票发多了，消费品不够，物价就要上涨。“物价涨百分之五，等于把增加的工资涨光，猪肉、鸡、鸡蛋会紧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陈云和周恩来自2月以来反复表明的反冒进的主张，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陈云还对几年来的统购包销作出全面的评价，并提出要克服工作中的弊病。他说：“6年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对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它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生产的方法。这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办法。在定息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应该考虑采取新的更加完善的办法。”

1958年“大跃进”的发动。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运行的轨迹。各种权力更多地集中到各级政府和党委手中，一些重大政策和决策的提出和实施，多以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务院文件的形式出现。全国人大的部分权力也转移到党委和政府手中。所以，从二届全国人大到五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内，陈云很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中国经济问题作出重大提议。尽管他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要文件的过程中，实际上提出了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思想和主张

“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各项政治经济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陈云作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与了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的主要工作，身体力行。推动了中国由两年徘徊时期走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

1978年2月18日至23日。陈云出席了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即将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报告和规划不顾中国国情，坚持经济工作的急躁冒进。《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对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2月19日，陈云在东北组会上发言，指出：(一)要把农业放在必要位置上。对农、

轻、重的次序，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没有这样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农业搞上去要费相当劲儿的认识，不一定一致。报上讲到要建设工业省，却很少听到要建设工业农业省。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多，耕地少，耕地中还要有一部分种植经济作物。美国人口少，土地多。气候好。苏联的土地也比我们多。我们前几年每年要进口四五百万吨粮食，今年还要进口700万吨，因此首要目标应是减少一些进口。即使今后产量达到8000亿斤，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水平比起国外来说也还是低的。要把农业搞好，除开展学大寨运动外，还应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农业投资等。(二)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今年钢将达到年产3000万吨，如果质量好，是很顶用的。其他工业也是如此。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三)今后几年，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首先把120个大项目搞好。(四)技术力量的来源既要靠改进各级学校的教育。又要靠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五)要设法改善副食品、肉类供应，不要等农业增产以后再解决。可在短期内进口饲料，出口些好肉；要增产豆制品；可建些大船到深海捕鱼，并在船上加工。2月21日，陈云在东北组讨论《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的会上发言说：宪法有些条文修改得很好。例如，规定“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过去，我们推选劳动模范到一些胜地去疗养，效果很好，实际上是对“干不干，一个样”做法的有力批判，能起到鼓励人民群众为国家多作贡献的作用。又如，将“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改为“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这更有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陈云的讲话，实际上提出了经济调整和政策调整的主张，这对于“文革”结束后处于徘徊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指明了一条不同于“左”的指导思想的新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开始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了一个好头，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在讨论修改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了改进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市场以及教育和科技等事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

1981年11月25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府工作报告稿时，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有必要作一个经济方针政策的讲话”。同时，陈云对报告稿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主张有两个方面要“加一点”，有一个方面要“减一点”。

所谓两个方面要“加一点”，都是很有远见又很及时的：

一是指把技术改造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一起“统统列入国家计划”。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如果不这样做，各部、各省会向技术改造、技术措施方面争投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建设中，重基本建设。轻更新改造投资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导致生产技术落后，设备老化，产品不能及时更新换代。

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但长期以来却得不到很好解决的问题。陈云在1956年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路，这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总体构想。由于不久即发生了长期的“左”的错误。这些改革设想在实践中并没有能够真正付诸实施。实际上是被搁置一边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往往忽视甚至贬低市场的作用，从而窒息了社会经济的活力。但是。陈云对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的思索却一直在继续。进入新时期以来，陈云就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据李先念1979年2月22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

此后不久，1979年3月8日，陈云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讲话提纲中，联系到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实际，专门就计划与市场问题作了深刻的总结：“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都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种根基于社会主义实践上的分析是切中时弊的，有着很重的历史分量。在这次发言中。陈云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要有点说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的关系是主要方面和从属方面的关系，计划经济起主要作用，市场调节还是从属于计划。把重点突出一下。”

二是指“今后20年我们要大大加强教育和科学的事业”，因此可以加一条，搞好“常规教育”和组织“科学技术的攻关”。陈云解释说：“要想一想，为什么日本1929年不到300万吨钢当帝国主义，而且被打败了以后，恢复得很快，技术很先进?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明治维新以后，搞了很多知识分子。人的脑筋是打不掉的，是原子弹炸不掉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攻关的时候了。”“我们可不可以攻关?有没有已经过了关的例子?有。原子弹、火箭、卫星回收到地面上来，技术水平都是很高的。这说明，只要我们在这一方面集中力量攻一下关，那一方面集中力量攻一下关，那么，许多关都可能突破。攻关跟正常的教育统一起来。一方面提高整个国民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科学攻关。攻关到了时候。这就有可能，应该有自信心，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行。”

所谓在一个方面“减一点”，是指政府工作报告稿中有一段话，陈云主张去掉，否则会引起“人家猜测”。这句话是：“现在，许多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又同市场供求关系严重脱节。价格体系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很多改革措施都难以奏效。”

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时，肯定了陈云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意见，指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对于带全局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要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不同企业的经济活动，要给以不同程度的决策权，同时扩大职工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来管理经济。”

陈云通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或者在大会报告形成阶段对报告提修改意见和建议等形式，影响和引领着中国经济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