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冬梅

1940年的冬天，冰心同丈夫带着三个儿女辗转来到重庆。到重庆以前，冰心带着孩子们一直住在云南呈贡山的“默庐”之中，而丈夫吴文藻则留在昆明继续人类学的讲座。没想到就在1940年，冰心一直深爱与崇敬的父亲谢葆璋去世了，这使得冰心陷入了极度的悲哀之中；与此同时，冰心又意外收到宋美龄的邀请，她以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友的名义，向冰心表示关切和钦慕之情，并说，现在全国都在抗战，你躲在昆明的呈贡，不能参加抗日的工作，欢迎你到重庆来，参加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以便直接的投入抗战活动……冰心的心海被激起了阵阵波涛：身为中国人，就应该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才能告慰自己亡父的在天之灵。再加上1940年底，吴文藻的社会人类学讲座，受到了干扰，课程无法继续下去。在重庆工作的清华同学顾毓琇、浦薛凤等，都来信动员他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担任研究工作。于是，冰心和吴文藻决定离开云南，到重庆去。这就是冰心全家到达重庆的因由。

当飞机到达重庆上空的时候，冰心倚窗下望，看见林立的颓垣破壁，上上下下的夹立在马路两旁。她的心不禁一颤，几乎以为是重游了罗马的废墟。“战时的首都，支持了三年的抗战，而又被敌机残忍的狂炸过的。”这是敌人残暴与国人英勇的最好的纪录。飞机着地之后，踏过沙滩上的大石子，迎头遇见了来接他们的友人。听老朋友介绍：高高低低的山城，气候阴冷雾多，难得见到太阳。虽处后方，但频繁的敌机轰炸，使得这座历史名城已经破烂不堪，到处是灾难的痕迹。然而，作为抗战时的陪都，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诗人、戏剧家等文艺工作者，已成为全国抗战文艺的中心。朋友们说看不见太阳，说话的态度却仍是幽默，而不是悲伤。冰心感到这里有一种心理上的太阳，光明灿烂是别处所不及的。想到又能与那些交情深厚的朋友们团聚，以文艺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冰心历经忧患的心就充满了信念和希望。

由于战时住房非常紧张，一时之间实在无法找到合适的房子，冰心一家只好暂时寄住在顾毓琇的“嘉庐”之中。抗日战争爆发后，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派、无党派、宗教界和社会上著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妇女谈话。大家建议把“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扩大改组为联合抗日的妇女工作机构。改组后的妇女委员会仍由宋美龄任指导长；宋的英文秘书张蔼真任总干事；史良任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吴贻芳任执行委员；刘清扬任训练组组长；沈兹九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因沈兹九要赴新加坡，在华侨中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文化事业组组长的职务就由冰心接替。冰心接替沈兹九出任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的职务，也接下了在沈兹九手上便开始了的一个专项任务:“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这是一个以宋美龄个人名义设的奖项,但征文则由妇女指导委员会来做,责任单位自然是文化事业组了。1940年的抗战处在十分艰难的境地,宋美龄组织这次征文,却并不是为了抗战这个直接的目标,而是为了引导女性青年投入写作,她在《告参与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文艺竞赛诸君》中开宗明义:“我们这一次举行文艺竞赛,目的在藉此鼓励女界青年热心于写作。”接着便是阐述它的意义:“我们中国受过教育的妇女,在全国女同胞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实是太小了,而能够运用优美的文字,表态胸中的思想,更是不多。我们国家正迈步进入于现代国家的舞台,在一切方面要获得与世并立国同等的地位,因之就必须提高我们国内的文化,普及国民知识,使人人有发表意见的能力。对于教育国民,发扬舆论,没有比文字这个工作更重要的。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中,无线电和有声电影对于现代民众生活诚然有很大的影响力量,然而并没有夺去报纸杂志与书籍的地位。实际上有了这些新发明以后,报纸和杂志的推行,更具普遍而广泛了。”这些观念拿到现在也不落后,冰心当时接替这一工作也不显勉强。这次征文,参加者有552人,征文360本,初审后保留120本,分论文卷与文艺卷,评委都是重量级的人物。论文卷由陈衡哲、吴贻芳、钱用和、陈布雷和罗家伦评阅,文艺卷由郭沫若、杨振声、朱光潜、苏雪林和冰心评阅,冰心作为著名作家、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自然投入得更多,最后由她来做全面的评述。《评阅述感》即是为此而作。冰心说她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只帮了4个月的忙便搬到郊外去了,也就是上了歌乐山。“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于1941年7月揭晓,之后,才有冰心的这篇文章,可见她在离开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后,依然坚持将这件事情做完。冰心在文章中,主要讲参赛作品的缺点:在题材方面,“最大的缺点是太偏重英雄主义”。在生活层面上,“爱写理想事物,不求经验”,就是只靠想象,不重经验。而在技巧上“就是缺少剪裁。”论文与文艺作品共同的缺点是:一是不会运用标点符号,二是别字太多。如果放在今天,这样的评述是会得罪很多人的,但冰心真诚以待,不说假话空话大话和套话。

冰心离开妇女指导委员会,她自己说是因为健康的原因,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可能又不仅仅是健康的原因。“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前身为“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后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成了联合妇女抗日的机构,宋美龄为指导长,她的英文秘书张蔼真为总干事,史良任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吴贻芳任执行委员,刘清扬为训练组长,沈兹九为文化事业组长,后来冰心接替了这个职务。从人员组成看,大多为爱国民主人士,但内部还是相当复杂,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有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等等,冰心来得晚,各方力量都在争取她,一会儿张蔼真请吃饭,一会儿是史良告诉她饭局里含有什么用心,一会儿有人派医生给她看病,一会儿又有人来提醒她看病是为了监视你等,弄得冰心不知所措,她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在一起工作又相互怀疑各自拉拢的阵势？她不想利用别人,也不想被别人利用,党派的争斗与人际关系的复杂,使她感觉不能适应,便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独处去了。

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为了摆脱复杂的政治环境，冰心辞去了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的职务，在友人的帮助下，花六千元购买了坐落在歌乐山腰的一幢土房子，准备全家迁过去住，而吴文藻由于在国防委员会参事室上班，仍然寄住在朋友顾毓琇的“嘉庐”里，每到星期六才回到歌乐山的家。这幢房子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潜庐”。

潜庐，建在歌乐山上林家庙5号。名字虽风雅，其实不过是一所向东的土砌房子，里面黢黑潮湿，大小只有六间屋子，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张千辛万苦从北平带过来的弹簧床。外面看去四四方方的，毫无风趣可言！然而让冰心感到愉悦的是：“屋子四围那几十棵松树，三年来拔高了四五尺，把房子完全遮起，无冬无夏，都是浓阴逼人。房子左右，有云顶兔子二山当窗对峙，无论从哪一处外望，都有峰峦起伏之胜。房子东面松树下便是山坡，有小小的一块空地，站在那里看下去，便如同在飞机里下视一般，嘉陵江蜿蜒如带，沙磁区各学校建筑，都排列在眼前。隔江是重庆，重庆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庆又常常阴雨，淡雾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对向来喜爱空阔高远环境的冰心来说，此山野小居正符合她不怕寂寞、不怕静独的个性，“潜庐不曾挂牌，也不曾悬匾，只有主人同客人提过这名字，客人写信来的时候，只要把主人名字写对了，房子的名字，也似乎起了效用。四川歌乐山的潜庐和云南三台山的默庐一样，都是主人静伏的意思。”

冰心安排了卧室、客室，特地挤出一间用作书房，里面排放两张书桌，一张给丈夫吴文藻，一张留给自己。剩下的只放得下几个竹子制成的书架，堆满了书籍报章，桌上放着笔墨纸砚。书房有一扇小窗，只见“窗外一片浓阴，当松树抽枝的时候，桌上落下一层黄粉，山中浓雾，云气飞涌入帘，这些光景，都颇有点诗意。夜中一灯如豆，也有过亲戚的情话，朋友的清谈，有时雨声从窗外透入，月色从窗外浸来，都可以为日后追忆留恋的资料。尤其在当编辑的朋友，苦苦索稿的时候，自己一赌气拉过椅子坐下，提笔构思，这面窗子便横在眼前，排除不掉。……我向来所坚持的‘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写作条件，已不能存在了。忙病相连，忙中病中所偶得的一点文思，都在过眼云烟中消逝，人生几何？还是靠逼迫来乱写吧，于是乎名吾窗曰‘力构小窗，也是老牛破车，在鞭策下勉强前进的意思！”在这扇向东的小窗之下，冰心坚持写信、读书、创作，这就是当年冰心在大后方出版的著作后记中注明的“写于歌乐山‘力构小窗”的由来。在抗日的烽火战乱之中，在日寇飞机不断的空袭轰炸中，山中小居“潜庐”实在是难得的防避空袭的好住处。但冰心并没有把“潜庐”视为“世外桃源”，而是不辞辛劳，山上山下劳苦奔波，全身心投入陪都“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妇女界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去。并且克服战时生活艰难，在歌乐山山间小居，满怀爱国激情，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全民抗战英雄业绩的传世佳作。

家庭安顿好后，冰心立即参加了中华文艺界抗战协会，并于1941年3月15日，在协会成立三周年改选时，与郭沫若、老舍、茅盾、田汉、巴金等25人一同当选为重庆的理事。只要文艺界和妇女界有集会，她总是在晨曦时，途经三百梯古道盘绕下山，赶到城里，从不嫌苦嫌累。偶尔空闲下来，孩子们都上学去了，独自面对空寂的山林，冰心才会获得心境上的片刻宁静。在刚刚到达重庆不久的这一年的除夕，冰心写了一首名叫《鸽子》的小诗，发表在《妇女新运》第87期上，诗中真实的表现了当时日本飞机对重庆进行疯狂大轰炸的情形。“娘，你听什么响？/别嚷，莫惊慌，/你们耳朵病聋了，/这是猎枪。/娘，你头上怎有这些土？/你脸色比吃药还苦。/我还来不及应声，/一阵沉重的机声，/又压进了我的耳鼓。/娘，这又是什么？/你莫做声，/这是一阵带响的鸽子，/让我来听听。……/咬紧了牙齿我回到屋中，/相迎的小脸笑得飞红，/娘，你看见了那群鸽子？/有几个带着响弓？/巨大的眼泪忽然滚到我的脸上，/乖乖，我的孩子，/我看见了五十四只鸽子，/可惜我没有枪！”

是的，冰心手中只有笔，没有枪。战争岁月除了清贫就是苦难，为了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冰心开始为刘英士主编的《星期评论》撰稿，并取了一个“男士”作笔名，从男士角度谈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谈她们在散离流亡的抗战时所作的奉献。于是，在重庆《星期评论》的第8期上，就登出了《关于女人》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最尊敬体贴她们》。拿到这篇文章的稿费时，恰好已到年关，冰心就带着全家人，到重庆市上‘三六九点心店吃的1940年的年夜饭。从1942年1月至12月，直到《星期评论》停刊之前，冰心一共写了九篇《关于女人》的文章，它们的题目是：《我最尊敬体贴她们》、《我的择偶条件》、《我的母亲》、《我的教师》、《叫我老头子的弟妇》、《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我的奶娘》、《我的同班》。其中用各种笔墨刻画了不同性格、不同职业与身份的妇女形象，把她们的命运同国家命运、同抗战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探索她们既不宏大、也不卑微的生命的意义。《关于女人》的九篇作品发表后，受到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山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叶圣陶就以翰先为笔名，在《国文杂志》上把《关于女人》中的一篇《我的同班》作为范文，对其进行了评讲。《星期评论》停刊之后，《关于女人》也就没有再往下写。《文坛消息家》披露了《关于女人》的作者便是大家熟悉的冰心女士。1943年春，天地出版社想要出版《关于女人》的单行本，冰心记录这段往事时说：“今年春天，‘天地出版社托我的一个女学生来说，要刊行《关于女人》，我便把在《星期评论》上已经印行的九段，交给他们。春夏之交，病了一场，本书的上半本，排好已经三月，不能出版，‘天地社催稿的函件，雪片般的飞来，我只好以新愈之身，继续工作。山上客人不少，这三个星期之中，我在鸿儒谈笑，白丁往来之间，断断续续的又写了三万字，勉强结束。”这样写出的三万字就是《关于女人》后面七篇：《我的同学》、《我的朋友的太太》、《我的学生》、《我的房东》、《我的邻居》、《张嫂》、《我的朋友的母亲》。冰心于8月30日的午夜写了后记，9月间书就出版了。正因为《关于女人》别致隽永，所以此书一出版，就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很快成为一本畅销书，一版，再版，连续的出，连冰心自己也说：“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 Best-Seller in Chingking（重庆最畅销的书）”

冰心的著作，此前大多由北新书局出版。在抗战以前，北新书局每月给她寄《冰心全集》的稿费，抗战以后，就没有了。巴金对她来重庆后的困窘处境有所了解，对她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十分关心。1940年12月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欢迎来渝作家茶会”。周恩来代表中共出席，茅盾、老舍、郭沫若、田汉、艾青等70余人出席。冰心和巴金也参加了这次茶会。大约就是在这一天，巴金同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对于这件事巴金是这样记叙的：“有一天我同冰心谈起了她的著作，说是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她说：‘这事就托给你去办吧。我答道：‘好，让我给你重编一下。” 就这样，巴金接受下来她的委托。他找来了北新书局于1932-1933年出版的《冰心全集》，在征得冰心的同意之后，改用《冰心著作集》这个总名，编成了《冰心著作集之一———冰心小说集》、《冰心著作集之二———冰心散文集》、《冰心著作集之三———冰心诗歌集》三册。除了诗集没有增补外，小说集增加了《冬儿姑娘》、《西风》等数篇，散文集增加了《游记》和《新年试笔》两篇。而冰心1940年初撰写的《默庐试笔》及译作《先知》，因原稿散失，一时又无法找到发表《默庐试笔》的香港《大公报》和1931年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的《先知》，巴金只好暂时付之阙如。编好之后，巴金在1941年1月写了一篇后记。然后，他给冰心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冰心著作集》编辑的情况，建议将集子交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并顺便询问她对于版税的要求。1942年12月，巴金对《冰心著作集·后记》进行重写。在这篇后记里，他谈到了当年冰心作品曾经带给自己的温暖和安慰。他这样写道：“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固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对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这《冰心著作集》当作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希望曾经温慰过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这册书，也能够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的温暖吧。”1943年7-9月，开明书店陆续出版了《冰心著作集》散文集、小说集、诗歌集。

天地出版社于1943年出版的《关于女人》，错误很多，又一再拖延再版的时间。当年国内各报都称“《关于女人》销路极畅” ，然而天地出版社却声称初版五千册除了雨渍鼠咬之外还有一二百本没有售出。冰心很不满，因为她发现在重庆、桂林、昆明……甚至于曲江、西安……的坊间，都有《关于女人》出售，天地出版社大量印书出售，却又不给版税。巴金在得知冰心一家那时的贫困后，1944年，他主动帮助她将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并请冰心进行了增订，交给了上海开明书店。1945年11月，署名“冰心”的《关于女人》增订本由开明书店出版。从那时起，一直到后来冰心远在日本期间，开明书店每次再版时都给在北平的谢家寄去稿费。

除去《关于女人》之外，冰心还在重庆创作了好几篇题材很不相同的散文与诗歌。以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为题材而作的诗《鸽子》；还有描写她在重庆的新居与生活点滴的《力构小窗随笔》；为纪念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时的同学，抗战时期死在重庆的女农学家沈骊英女士而创作的散文《悼沈骊英女士》；回忆性的散文《我的童年》；为吴文藻的朋友罗莘田教授的一本“自云南昆明至四川东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游记”《蜀道难》所作的《〈蜀道难〉序》；还有在1945年8月9日夜完成的为悼念她的同乡兼同窗的老友王世瑛而作的散文《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而在所有这些作品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恐怕还是1942年12月2日至1944年12月1日在潜庐之中的力构小窗下，断断续续写作而成的《再寄小读者》的四篇通讯。与1923年的《寄小读者》的第一篇通讯相比，中间已经间隔了十九年半的时光，这四篇通讯却同样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强烈反响。凡是读到此作品的人，无不被她无限丰富的爱心所打动。从当年那个刚刚大学毕业，即将出国留学的女孩，到如今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母亲，她依然活得那样“童真”，爱心不改。《再寄小读者·通讯二》向小朋友谈了友谊的重要性以及交友的艺术；《再寄小读者·通讯三》里通篇都是对于自己母亲以及母爱的歌颂；而在《再寄小读者·通讯四》中冰心则探索了人生的意义。其中的一些精辟见解，对于今天的小朋友甚至是年轻人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冰心有句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她的女儿吴青就说过，妈妈喜欢的人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都充满了爱，妈妈总为她有这么多好朋友而感到快慰。

潜庐，清幽却从不寂寞。当年的梁实秋、老舍、臧克家、叶君健、郭沫若、巴金、茅盾、史良、刘清扬等都是潜庐的常客，吴文藻的清华同学也常上山来共度周末。其中数老舍来的最勤，与冰心一家的情谊可谓深重。每次还在柴门外，老舍老远便会甩去一句浓浓京味的问话：“泡了好茶没有？客人来了！”，听到老舍豪放的笑声，冰心赶紧迎了出来，沏上一壶好茶，他们就无拘无束地谈“文协”的工作，谈作家们的近况。会心的畅谈，不仅给山居的冰心带来许多新的信息，而且使她感到极大的愉悦。老舍还是最受冰心的儿女们欢迎的客人，每次老舍从重庆上山来，孩子们就像一窝蜂似的围上来，亲热地喊“舒伯伯”。老舍很喜欢孩子，只要他来，就会空出时间与孩子们玩，有时手里还托一包花生米或者瓜子儿过去，给稀罕零食的孩子们一个惊喜。给他们说故事、讲笑话成了老舍必不可少的功课，他的幽默常常逗得孩子们心花怒放，笑声不断。孩子们的天真活泼也给老舍增添了不少欢乐。“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且共儿童争饼饵，暂忘兵火贵桑麻。酒多即醉临窗卧，诗短偏邀逐句夸。欲去还留伤小别，阶前指点月钩斜。”这首诗是当年老舍赠给文藻、冰心两位先生的，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在重庆时期的深厚友谊。1942年春，吴文藻得了很严重的肺炎，冰心一直陪伴他在中央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吴文藻基本告愈后，冰心已经心力交瘁。为了节省住院费，她又忙着把病人搬回山上去，在家里疗养。重病之后，吴文藻身体极度虚弱，必须补充些营养，才能逐渐复原。这又难坏了冰心，多亏一位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作为病后的补品，值此贫病时日，可谓雪中送炭。1943年8月，冰心因劳疾吐血，卧床不起，郭沫若约了一帮文艺界的朋友登山造访，关心之余，他们也谈到了战事和文艺界的情况，房间里比平时又热闹了几分。几天之后，郭沫若托老舍送给冰心一张条幅，上面用龙飞凤舞的劲笔书写着一首五律：“怪道新词少，病依江上楼。 碧帘锁烟霭，红烛映清流。 婉婉唱随乐，殷殷家国忧。 微怜松石瘦，贞静立山头。”读着郭沫若的赠诗，冰心心头涌起一股暖流。其中“殷殷家国忧”和“贞静立山头”两句，尤其让冰心倍受鼓励。

1944年，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5年春，一些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发表了《对时局宣言》。郭沫若起草了《文化界时局进言》，提出中国的时局该改弦易辙，召开各党各派公正人士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六条实现民主的要求。郭沫若的《文化界时局进言》起草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和干部分头征求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意见并征集签名，以充分显示文化界的力量。当力扬和臧克家带着这篇战斗檄文到歌乐山上时，冰心正卧病在床，她看过进言后，便毫不犹豫地签了名。1945年2月22日，全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在《新华日报》（重庆版）、《新蜀报》等报刊公开发表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和全体参加签名的人名单，共有三百一十二人，里面有著名的诗人、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名导演、名演员以及新闻、出版、教育各界的著名人士。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重庆，发表这样的宣言，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蒋介石暴跳如雷，责令张道藩、潘公展等国民党文化头目，率众四处追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文化界时局进言》发表的当天，就上了歌乐山，问冰心说：“名字是你签的吗？”“是！”冰心干脆的回答。“你看到进言没有？你是否同意那个进言？”“这有什么不得了的！今天大家都在争取民主，中国没有民主就国无宁日。”冰心几句严正的答话，呛得这位善于宣传的副部长一时语塞，只得怏怏而去。

1945年8月，终于传来了战争结束的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迅速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重庆，整个山城沸腾了，狂喜的人们涌上街头，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在夜空中回荡着。冰心在歌乐山头上，望着满天的繁星，满地的繁灯，却静静地沉默着。她在沉思八年的颠沛流离，深忧长愁，沉思中国人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时刻想念着第二故乡北京的冰心，终于在1946年的7月返回了北京。

半个世纪之后，当耄耋老人冰心每每陷入往事时，总会回忆起生活了六年的重庆时光。“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山下远远的那个小城市——沙坪坝。这城市如今一定不‘小了吧？”

[责任编辑 欧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