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7月11日清晨4时30分,北京医院,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4个半小时后,在301医院,98岁的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风雨百年,铸造的是品格;大浪淘沙,沉淀的是真金。”再多的言语,也无法表达对两位老人的敬意,仅以这一方小天地,静静地寄托对逝者的哀思。

季羡林、任继愈:那个时代培养的大师

关键词:那个时代 大师

98岁的季老季羡林、93岁任老任继愈,在2009年7月11日同一天辞世。

“人生不满百”,一语成谶。季羡林先生尽管久居医院,但对高寿者来说,他的身体算是较好的,精神状态更是不错。逝世的头一天还他在挥毫题字,用毛笔题写了“臧克家故居”等,是因心脏病突发,突然离开人世的。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之路坎坷起伏,而他的人生之境丰富多彩。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旁边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季先生留给公众的,更多的不是沉重的记忆而是诸多的美谈。最典型的当属“副校长季羡林为新生看行李”。毕业于北大的名记唐师曾,称季羡林先生为老师,他的描述最生动:整整20年前,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学兄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由于初进京城,人地生疏,战战惶惶。一个人肩扛手荷,好不容易找到设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东奔西走,待忙过一切,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灵魂出窍。一路狂奔着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光头老者仍立路旁,手捧书本,悉心照看地上懒洋洋的行李。学兄对老者千恩万谢……次日开学典礼,只见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也端坐主席台上。学兄找人一问,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学兄再次差点吓死过去。

人品学品俱佳,思才文才双馨。网友悼诗说:“季节变换人无常,羡慕大师学识庞。林中顿减千秋树,世界都在喊彷徨!”季羡林先生精通12种语言,其中包括偏僻得吓死人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尽管他在《病榻杂记》中一辞“国学大师”,二辞“泰斗”、三辞“国宝”,但资深教授的名头是辞不了的,还有一串“家”的头衔: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任继愈先生的名头没有这么多,但这几个也是分量沉甸甸的:著名学者、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前馆长、现名誉馆长。一国之“国家图书馆”,得是一个国家的饱学之士,方能出任馆长。解放前,梁启超、蔡元培都担任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也只能是派上一个副馆长当当。这有点像担任国家大辞书《辞海》的主编,得有真才实学真水平,而不是你官儿大去挂个主编的名就受到公众承认的。

任继愈先生在生前非常勤奋,多年以来坚持每日凌晨4点钟就起床工作,住院治疗前还在编纂《中华大典》,以及续编《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的编纂已完成了一多半。此外还有“佛教思想史”和“哲学史”等著作的编纂工作还未完成。任先生为人处世低调,不图虚名,宁愿多做实际工作。他生前交代过几件事:第一,不出全集;第二,不过生日;第三,过世后不用进行很隆重的告别仪式。之所以不愿做这几件事,是因为任继愈认为,人做这些事就会让别人说违心的话,比如过生日时,别人会说“长命百岁”,这其实是不可能的。“长命百岁不可能”,这与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所言的“人生不满百”多么相似!这才是人生真正的通透与洒脱。

低调的任继愈先生,不像季老那样有大量的通俗篇章问世。季羡林正是因为写作了大量随笔散文化的文章,为公众所熟悉的。尤其可贵的是一本《牛棚杂忆》,是反思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与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一样,具有不一般的思想性与深刻性。著名杂文家邵燕祥先生说:“季羡林先生从‘文革以后,就一直很坚定地反思‘文革,他的《牛棚杂忆》,由于比较直率地写出了‘文革的遭遇和他的心路历程,最真实、最生动的就是他讲自己一度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当他准备到校园北面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遇上学校暴徒来敲门。这改变了他的计划和命运。他得出的结论非常好:对恶人不要软弱。暴徒的到场反倒使他抗拒暴力,维护自己宝贵的生命。试想,如果他在1968、1969年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无从写出那么多的学术专著并做那么多的贡献了。”

季老留在《艺术人生》最后的微笑

关键词:国之魂魄民之肝胆

季先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学者,一个对文化有着独特贡献的世纪老人,他生活朴素、思想质朴,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我语不惊人,貌不压众,不过是普普通通,不修边幅,常常被人误认为是学校的老工人。”就是这样一个老人,说其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也是毫不为过的。我们曾经几次走进季老在301医院的病房,和老人握手的时候觉得那是一双瘦骨嶙峋但充满力量的手,饱含着一种朴素的诚意,想想他的功德和学养,采访是有压力的,但是眼前的季老就是一个朴素但亲和的老人,老人的话很慢,也不多,乍一听似乎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是细细地品味却是一番新的味道。记得在2006年底,我们采访季老,请他为年轻人留言,他想想说:“要进步,要高兴”,只言片语,一生的感悟。最近,我也在北大进修艺术硕士,当我在未名湖畔散步的时候,时常想起在北大流传甚广的典故,一个在篮球场悄悄为入学新生看管行李的老人,一个骑着自行车在北大出行的老者,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想,那应该就是北大的一道最独特的风景,也是人生的一段佳话。

我也时常想起季老的那些话: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

季老匆忙地离开,让我们静静地目送。

悼任继愈先生文

关键词:浩荡为学高尚做人

今年6月中旬,我随王丽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任继愈先生。如今先生逝去了,我才体会到匆匆一见成永别的人间悲怆。生命的恍惚和脆弱,在这种特殊时刻犹显真切。我去时已知老人癌症复发,可能时日无多,便挑了一个鲜艳的花篮送上,希望能带给老人一点喜意。老人见了果然很开心,半靠在病床上,让我们赶快坐下。

当任先生听说王丽写了篇文章叫《找回“家、国”的支点》时,他提高嗓门说:“‘家、国的支点就是文化,应该落在文化上。”接着他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我不知道别人来探望时,老人是否常说出这样的箴言,但这句话,在我听来就像是老人的临终遗言。

我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得很少。1980年代只读过他的《老子新译》,另外就是在一些古籍普及本中,常读到他写的序,熟知任先生的名字。任先生曾是熊十力的弟子,对儒释道都有研究,国学功底可谓深厚。然而,他与熊十力先生不同的是,他后来并未坚持自己的儒学思想,而是认同和接受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这和当年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关;另一方面,是他受了贺麟和冯友兰先生的影响。任先生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任先生后来自述道,1956年他给熊十力先生写信说:“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我‘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此后他们两人虽有书信往来,但再也不探讨学问了。

任先生早年虽声名远播,1987年却开始埋首于古籍整理,可看作是对前期学术生涯的一种反思。他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校和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均属庞大的文化工程,没有他的推动,这么大的学术工程是极难启动的。最让我感念的,是他对《国学基本教材》出版的帮助。2007年王丽女士找到我,说有一套台湾的“四书”教材编得非常好,希望能放在我编的“纸生态书系”中出版。一见面,王丽女士就告知我任继愈先生很关心这套书的出版,曾多次表示:“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愿意凑一份钱,我们自己来出。”台湾教育很长时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任先生对这套教材的认可,也表明他对儒家进入学校教育的赞同。后来这套教材和教师手册,分别在新华出版社和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任先生也一改不再作序的习惯,分别为这两套书写了序言推荐。至今想起,仍然感激先生。

两位文化老人在同一天走了,我猜测,也许是想对眼下这个平庸自大、学阀学混丛生的学术界有所启示。如果两位老人的走,并不能使今天的学术界有一些反省,那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