帙　明

策反委员会在危难中建立

1939年8月,潜至上海法租界领导国民党方面地下抗日斗争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在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奸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厉”,因此请求中央“速派员来沪主持肃反工作,鼓励民气,坚强阵线。否则阻碍甚多,工作不易开展”。

就在这前后,专门在上海“孤岛”主持这种“肃反工作”的军统局高级骨干、即将与戴笠结成儿女亲家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竟也投降了汪伪,不久还当上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和平救国军”总指挥!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鉴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潜伏于上海租界中的抗日地下机构人员不断被汪伪汉奸拉下水,他严令戴笠尽快扭转局面,并且要实行有力反击,对汪伪汉奸队伍进行策反。

于是,时任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文强临危受命,被派往上海租界担任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兼任戴笠的代表出席刚建立起来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并兼任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

此时的上海租界,尽管属于租界当局管辖,但已成为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中的“孤岛”。日伪宵小之徒仗着军事上的进展,在租界横冲直撞,嚣张已极。租界当局则畏敌如虎,有的甚至为虎作怅,治安状况十分糟糕,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派往租界从事情报、锄奸、策反等抗日地下工作的机构、人员,租界当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视为招灾惹祸的赘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在租界进行抗日活动举步维艰。

就在文强假扮商人辗转赶上海租界路途中,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沪西公共租界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初,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邮、李士群便在这里设立了特工总部。到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举行听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仪式粉墨登场时,“76号”已发展成一个完备的庞大特务机构。他们采取收买、敲诈、绑架、暗杀等各种手段,拉拢和发展汉奸势力,重点打击国民党的地下抗日机构,镇压一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据当时任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的罗君强于1969年病故前写于上海市监狱中的回忆称:76号特工总部主要是“对蒋帮特务中统、军统进行残酷的斗争,当然,对中共方面也不会客气的”。他曾亲闻李士群在一次会议上高呼:“左手消灭蓝衣社!右手打倒CC团!”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的张小通被汪伪特工逮捕后,曾被他们十分残忍地肢解几大块并以硝酸毁尸。因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各种暴行劣迹,其所在地区当时被人们称为“歹土”,“76号”被称为“歹窟”、“魔窟”,汪伪特工则被称为“沪西歹徒”。

文强到达上海后,先到设于法租界的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接头。这里是原忠义救国军交通站负责人萧焕文的家。萧焕文是湖南湘乡人,与忠义救国军代理总指挥周伟龙(前军统局上海区长兼忠义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是同乡。与萧交谈后,文强决定推荐其担任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并致电重庆军统局本部,同时因感到萧不尽可靠,他的住处及行踪均对萧保密,很少发生横的关系。由于这警惕,使他后来免掉了一场劫难。

绑架与策反

文强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跑马厅租了一幢两楼一底房屋,以杜月笙开设的金子交易所为掩护,作为策反委员会办公处,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策反工作刚刚开展,就差点儿因一次意外绑架事件而夭折。

这年年底的一天,文强独自到南京路上去买帽子。不料,刚走出后,他即遭到绑架。

绑架者中的一人是八一三抗战时文强参与组建的抗日别动队何天风支队的参谋主任李燮宇。李燮宇一伙把他带到了沪西百乐门酒店一个房间。进去后,文强才知道主使者是丁锡山。

丁锡山原是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已被判死刑的刑事罪犯,被文强等人提议保释出狱,让他召集江湖上的匪盗团伙戴罪立功加入抗战行列。1938年春夏间,丁锡山曾受日伪南桥维持会长李天民引诱,率队投降日伪,编为浦东保安队。但他很快又设计诱杀了李天民及日军代表,率部反正,编为忠义救国军驻浦东地区的第八支队,他任队长。1939年10月,丁锡山被已降日的原别动队上司何天风骗至上海,在日伪威逼利诱下,他再次率队降日,编为日伪和平反共建国军第十军,丁锡山任中将司令。

文强到上海后,已将丁锡山列为策反对象,尚未来得及与之展开工作。

丁锡山布置手下人绑架文强,原来是为了给他的结拜大哥何行健(号天风)报仇。何天风原在八一三抗战时是别动队第一支队队长,后来做了忠义救国军第二支队队长、淞沪指挥部指挥,后叛变投敌,当上了汪伪反共救国军第二路司令。就在几天前圣诞节凌晨,何天风与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处长的陈第容(陈明楚)一起步出沪西愚园路惠尔登舞厅时,突遭军统局行动人员开枪制裁,这一制裁行动是由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负责的,与文强的策反委员会无关,但因都是军统,丁锡山就把账算到文强头上了。

文强明白原因后,趁丁锡山不备,夺过其放在桌上的一支手枪逼住丁锡山,并以抗日大义对这伙人进行开导。正在僵持中,房门外闻声走来两个穿着长衫马褂的老人。一个是龚春圃,湖南平江人,曾任吴佩孚手下的盐务统领;另一个是高汉声,湖北人,曾任民国初年国会议员。两人都是上海红帮头领,已被文强举荐为策反委员会委员。他们一看这屋里情景,忙推开堵在门口的几个喽罗,进门问明缘由后,指着丁锡山的鼻子将其臭骂了一通。丁锡山痛哭流涕表示悔过。其他喽罗见状,也纷纷跪下求两位大哥宽恕。

文强将缴到手的那支手枪交给了高汉声,又对丁锡山作了一番劝。最后,高汉声与龚春圃两人护送文强安全离开了百乐门酒店。

文强以后又通过各方渠道对丁锡山继续进行策反。但遗憾的是文强尚未见到成效,就奉命撤离了上海。此后,丁锡山在绍兴率部反正,但因被内部的人出卖,部队遭到日军拦击,丁锡山被汪伪特别军事庭判处无期徒刑,后由旧部周士熊等在苏南地区新四军支持下武装劫狱救出;抗战胜利前后,丁锡山不愿参加反共内战,投奔苏中解放区,并成为中共特别党员,任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化名丁旭文)。在他率部由海路到奉贤县秘密登陆时,不幸被国民党重兵围剿,丁与所部14人壮烈牺牲。

“孤岛”生死搏斗

汪伪当局为了破坏军统局策反委员会,对策反委员会负责人文强展开了一系列捕杀行动。

一次,文强接到一个湖南籍医生的电话,约他去四马路湖南餐馆吃饭。湖南餐馆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喜欢在那里同湖南籍的黄埔同学或同乡会面。可是那天刚好他有另一个重要约会,便打去电话告之不能赴约了。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汪伪特工设下了埋伏,要在那里抓他,幸好他没有去。

又有一次,文强应龚春圃之邀到锦江川菜馆去共进晚餐,龚并报告最近的南京汪伪动态。共餐的还有高汉声和龚春圃的一个侄子。他们坐在二楼特设的一间被女老板董君称作“特别间”的雅座(专供文人雅士、各界名流用餐,国、共两党的抗日地下工作者常以此作为谈话场所),忽听店伙计一声惊呼,只见有人影从窗外闪过,向文强开枪射击,幸好文强有所警觉,在伙计惊呼之时迅速闪身躲到桌下。后来文强才知道,那天店伙计凭着经验判断,那个打黑枪的家伙是日本人,故出声报警。幸好每当“特别间”有特殊客人用餐时,女老板董竹君都要派出店伙计在过道上巡视,加以关照,否则,文强很可能已倒在日本间谍的枪口之下,这位热心而又细心的女老板,为革命和进步事业暗中做了多少工作,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在她晚年所著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中就只字未提此事。

还有一次,文强得到副官报告,说是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来电话约他到英租界沧州饭店见面。他感到有些蹊饶,因为陈恭澍与他会面是在法租界巨籁达路曹汝梁工程师家里,且有固定日期,而那天说不是例行会面日期,地点也不对。但副官说电话里确是陈恭澍的声音,于是,文强如约去了。为防不测,他没有直接到约定的房间里去,而是先请饭店的一个女招待替他去那房间坚问“苏先生到了没有”?女招待进去后,就听屋里的人厉声反问她:“谁叫你来的?武先生怎么没来?”文强一听不对,赶紧逃离了饭店。

1940年11月7日,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叛变,使地下抗日工作人员遭到逮捕和杀害。

文强与钱新民并未发生横的关系,因此策反委员会暂未受影响。但他仍提高警惕,经常变换住处,采取“狡兔三窟”的策略,在英租界跑马厅路,法租界拉都路、霞飞路,英租界静安寺路及静路统一里等地,均安排了秘密住处。他从不进舞场,也不大宴宾客,以免引起注意,对身边工作人员,甚至临时雇佣来做家务的“娘姨”佣人,他都经常以称祖文天样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诗篇中的名句进行民族气节教育。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文强领导的策反委员会仍然千方百计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先后对汪伪政府军委会委员、参军处参军长,和平建国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唐蟒,汪伪军委会委员、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汪伪武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子实、驻苏州的伪军军长徐文达、驻无锡的伪军师长苏晋康、驻浦东的伪军师长丁锄山等进行了策反攻心,冒险同这些人物秘密约谈,晓以利害,申明大义。就连那个曾在八一三抗战中与文强在别动队共事、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汪伪军委会委员、苏皖绥靖总司令初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杨仲华,也因伪军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又回共与文强建立了秘密联系。

神秘字条报警

但是,在日伪的破坏打击下,策反委员会又有两处秘密交通站遭到了突袭搜查,会计主任马仁湛和一位上校科长左券也相继失踪。一时间,策反委员会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文强经常早上出门时不知能否平安归来。

一天,译电员程秀华从国泰照相馆取回一封信。该处是策反会的一个转信地点。这封信是一张奇怪的字条,大意是说,江伪76号总部万里浪手下特工已受命捕杀文强,并告知文强手下已有人落网,被逼着招供文强下落,但他们宁死不屈,一位被打断了腿,另一位被活活打死了。现在汉奸们已重金悬赏,要于本年双十节前将策反委员会一网打尽。

字条没有署名,一时无法判断是谁所写,有人怀疑会不会是日伪特工故意制造混乱的恐吓信。文强却认出这是一个名叫金浪涯的青年的笔迹。

原来,金浪涯是八一三抗战时参加别动队的爱国学生,后在忠义救国军总部政工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是个活跃分子,在抗战戏剧演出中担任过导演,因而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文强常有来往。金浪涯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文强十分欣赏,对他的字迹比较熟悉。

字条中提到的万里浪,本是上海一大学生,四川合川人,原名张杰,在军统局上海区第四大队任副队长,1939年11月叛变投敌,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处长,后任伪军委会政治部保卫局局长。

金浪涯的这张字条,不仅使文强知道了失踪的马、左二人的情况,而且得悉了有关汪伪特工总部的下一步阴谋。文强据此对秘密交通站和有关人员安排都做了调整,一切以安全为重。在继续苦斗中,他们都更加增添了信心和勇气。

金浪涯怎么会得知汪伪特工总部要加害于文强?

原来,金浪涯在1940年7月到上海,打算通过在《上海译报》工作的一位朋友张启明(寄寒)投奔新四军。不料,当金浪涯投信到张启明用的邮箱后,即遭到日本宪兵队会同法租界捕房的逮捕。原来,张启明已被通缉,那信箱已被控制,金浪涯成了自投罗网。但因他当时无党无派,刚到上海,也没有什么活动,关了50多天后获得释放,在狱中,金浪涯见到了当年在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政训处同事的曾铁如(又名曾刚),知道他曾受过电刑折磨,但仍坚持抗日立场。

出狱后,金浪涯碰见了原在忠义救国军任军需的韩志强,得知韩志强等人已投靠了汪伪特工总部,在万里浪手下作恶。他便有意与韩志强等人接近,打探情况。韩志强又引来比金浪涯早几天出狱的曾铁如来见面。曾铁如出狱后,日本人逼迫他就范,专门派了汉奸监视其行动,但他对日伪阳奉阴违,虚与委蛇,暗中继续帮助抗日力量,并与文强有联系。经多次与韩志强一伙周旋,金浪涯得悉他们正打算要加害于文强,以向日本人邀功,金浪涯即通过曾铁如设法给文强投书报信。

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叛变

1939年冬至1941底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两年左右时间,策反委员会在上海“孤岛”与日伪进行较量的艰难时期。

由于日伪特务机关的疯狂活动,国民党派驻上海租界的各秘密机关相继遭到破坏,尚在“孤岛”的国民党地下组织,除去军统局中央会计机关外,就只剩下文强领导的军统局策反委员会、陈恭澍领导的军统局上海区和吴开先领导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上海统一委会员于1942年3月遭到破坏,吴开先等被捕)了。

从1941年初开始,汪伪特工总部与日本宪兵队连手,对潜伏在上海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展开“地毯式”大搜捕。汪伪特工总部为破获策反委员会,动员全部特工,以重金悬赏,从50万元增加到150万元,限在1941年双十节前解决文强,或暗杀,或绑架均可。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下午,文强正准备去巨籁达路曹汝粱工程师家。这是一处转信地点,也是他与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定期接头的地点。

文强刚要出门,军统局上海中央会计室女会计员蒋志云突然来,报告了惊人消息:“苏固叛变,一网打尽,外舅下落不明……”

文强大惊!苏固即陈恭澍的化名,外舅指中央会计室主要负责昝肇武,是戴笠的亲信。文强马上想到,陈恭澍的叛变,必将给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工作造成极大破坏。幸好蒋志云来得及时,否则他也落人汪伪特工的罗网之中。他急令副官李锡年将蒋志云立即送到东乡间秘密据点隐蔽起来(以后又为她购好船票安全送离上海返回后方)。随后,文强又派出两个警卫人员,在跑马厅寓所周围巡视警戒,其他人马上连同所有文件一齐转移。因为平时文强已经布置好应变措施,几分钟后,这里便只剩下了一处空房……

这一事变发生在10月29日夜至次日晨,军统局上海区地下机关被汪伪特工总部破获,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等主要干部悉数被捕。陈恭澍很快就叛变投敌。陈恭澍原是与文强同期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曾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投向了国民党,成为戴笠在北方从事情报、行动工作的“四大金刚”之一。当时上海区是军统局外勤单位最大的一个,在两年时间里进行了100多起暗杀汉奸的活动,汪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大队队长赵刚毅、机要室副主任钱人龙,与日本勾结的上海帮会头目俞叶封、汪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等,都死于他们之手,另有数十名日本现役军官也被他们暗杀。此外,他们还配合国民党军事行动进行了破坏日军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等行动。一时间,上海滩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

陈恭澍叛变后,国民党在上海的抗日地下机关所剩无几,文强领导的策反委员会便成了汪伪特工总部的最大心病。陈恭澍为捉拿文强邀功请赏,想尽办法,还亲自带着汪伪特务到曹汝梁工程师家,将其全家老小捕去,严刑逼供,追问文强下落,但因曹汝梁根本不知文强身份,故毫无结果。曹汝梁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得自由。

定计挫敌谋

在获知曹汝梁全家被捕后,文强又得知另一交通站包缠虹家也被搜查,包家女儿被捕。此处地点陈恭澍并不知道,但其手下的直属交通员蒲淑英,即萧老头萧焕文之女,曾送过一次重庆发来的电报到该处转交文强。文强据此判断,萧淑英也叛变了。

在陈恭澍被捕叛变约半月后的一天,文强忽然收到已被汪伪逮捕3个月的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处长萧焕文投于一处无内部组织关系的转信地点的信,称他已被汪伪释放,有紧急情况面告,约文强在锦江茶室会面。萧老头在信中还向文强表白被捕后只是假投降,忠心报国之心并未改变,并且提出要继续以前工作,要求文强补发给他这段时的活动经费5万元。文强与参谋长沈忠毅和副官李锡年商量,沈、李都力劝文强不要赴约。但文强认为不去见面,就无法知道萧焕文的真实情况,遂决定如约前去。为了确保安全,他们做了周密的部署。

锦江茶室是董竹君在开设锦江川菜馆之后增设的一处分店,位于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在约定时间,文强的副官李锡年先到了茶室,见萧焕文一人坐在约定位置的茶桌边等候,附近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人物。李锡年将其挟持出门上了小汽车。一上车萧焕文就被蒙上了眼睛。汽车飞驶而去,中途转了几个弯,换了两次车牌照,才到达法祖界吕班路东方药物研究所。这是文强的又一处秘密据点。

萧焕文见到文强,顿时如瘫痪一般,不由自主跪倒在地。文强软中带硬,连劝带逼,桌上摆着准备好的5万元钱,说明是要补发给萧焕文的3个月活动经费,但要他交代日伪阴谋,否则即将他就地制裁。萧换文只得将他如何向日伪献计,放出他来“招鸾引凤”捉拿文强的阴谋全部招供,并谈到陈恭澍也参与策划了这一阴谋。萧焕文说完痛哭流涕,一再叩头请求恕罪,赌咒发誓要重新做人。

在这之后不久,文强又得到一张神秘字条,他一直以为这又是金浪涯写来的,但是最近据金浪涯回忆,他并未写过这张字条。这字条究竟是何人所写,已成为难解之谜。这张字条报告:汪伪特工部派出已叛变的萧焕文及其长女萧淑英,前往安徽广德忠义救国军总部,图谋利用萧淑英与忠义救国军代理总指挥周伟龙的旧情,策动投敌。文强得报后,急电通知了重庆军统局本部,重庆派人在萧氏女二人刚入境时就将其扣押起来。

大约就在处理萧焕文事件前后,文强曾约金浪涯与曾铁如两人见过一面,议定诱捕韩志强、张兴雄等汉奸的办法。后来金浪涯与曾铁如佯称随韩志强回韩的金华老家去玩,将韩志强、张兴雄及韩的姘妇等3个汪伪特工诱至金华。到达后,金浪涯即按照文强的吩咐打电话通知了军统局浙江站站长童襄,童襄当即派人将韩志强等逮捕。

鉴于陈恭澍叛变后策反委员会特别是文强面临的险境,戴笠电令文强撤出“孤岛”回重庆。

文强离开上海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上海各租界,沈忠毅与策反委员会落入日伪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