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放大。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改变命运的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耶鲁大学发表了题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的演讲,用智慧、幽默的语言表达了对中美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愿望

广告市场的萎缩,会让弱势媒体面临出局。因此可以预言:2009年将成为中国媒体淘汰式竞争的开端。局部看是灭顶之灾,全局看是件好事。

中国媒体结构性的矛盾有望突破。结构性矛盾主要是行政化机构与市场化竞争之间的矛盾。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报业都缺乏市场退出机制,优胜劣汰不彻底。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做大做强的目标下,在行业政策的引导下,报业通过市场化的整合来淡化行政化结构,目前是最佳时机。

如何在技术层面应对金融危机,也是必须思考的问题。首先,对金融危机的报道,要从现象报道深化到经济学理论分析的专业报道,尤其要重视对企业信心的提振。媒体不要人云亦云地制造恐慌气氛。理性的客观报道,比感性的猜测报道更有说服力。其次,要通过活动策划把媒体嵌入人们的生活链条中。媒体要通过更多的活动、更多的创意、更多的合作,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再次,广告要提供精细化服务,引导企业释放广告。最后,员工培训要加大力度。

——《新闻与写作》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丁亚韬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文章探讨金融危机对中国媒体的影响以及媒体在技术层面的应对措施

中国电影大片制作迄今业已有了“七年之痒”,在与好莱坞博弈的第一个回合告捷之后,可以说,我们首先解决了中国电影产业转危为安的生存问题;当下我们与好莱坞的博弈,不妨说已进入到了更为关键的第二个回合,其核心命题就是尽快向现代化大电影产业升级,不断提升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及其国际传播实力。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令人颇为无奈的“文化悖论”,我们与好莱坞大片模式渐渐呈现出某种趋同性,只注重视觉奇观的营造或提供快餐式的通俗剧消费,却往往忽略了对民族文化原点及文化传统的深入发掘,在创新能力以及审美精神的提升上显得差强人意。

作为文化的国际传播,历来可有两种选择:一是以妥协之态去“迎合而趋同”,踩着好莱坞的脚印而委曲求全、迂回求胜;一是以尊严之态去“求异而标新”,与西方展开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在“和而不同”中弘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藉此真正拓展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传播的新空间。而有些大片,显然短视地选择了前者。

跨界而与世界对话,拓展文化的国际传播,其间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电影如何坚守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在银幕上塑造出经得住历史和审美双重考验的中国艺术形象?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的大片制作在人文自觉上得到提升,走出一条不同于好莱坞大片的新路,这就需要我们群策群力、花大力气,将大片锻铸为更具东方神韵和风骨、更具多元风格和样式特色的民族电影品牌。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强调中国电影要与西方平等而有尊严地对话

现在的孩子很喜欢打游戏,你叫他们别玩了去看书,他们肯定不高兴。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国学知识做到游戏中去。《三字经》里面有知识点可以让孩子吸收,让他们考试。比如,他们学到一定程度就能中个秀才,然后再中举人、进士,甚至最后高中状元。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中途退出考试,自己开班授课,或者去当县令,帮助治理国家,这样都很好,关键是,能把知识点放在里面,让孩子一点一点吸收。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构想了一些推广传统文化的方法,比如将《三字经》打造成网络游戏

除了在影像里、旧画报里,在宾馆酒楼的迎宾处还翩翩飘动着被想象异化的古色古香的衣角,我们的民族服装早已在日常生活中被疏远,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西式服装。除了服饰之外,我们一直孜孜以求想要向世界展示的中华文化,又有多少已经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记忆中的文化标本?

——北京大学博士生王思思参加国外大学的活动,被要求穿上本国传统服装、展示民族文化,她思来想去,却不知穿什么好,回国后发表了以上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