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炳禧

近来,美国一些政府高官妄称中国等国家高储蓄率和贸易顺差要对金融危机负责,认为是这些原因制造了美国房地产泡沫膨胀。这是一种逃避责任、混淆视听,这是一种寻找“替罪羊”的做法。

国际金融危机的病根在哪里?中国受到哪些威胁?我们的机遇在哪里?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天受美国金融风波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怎样起着从“定海神针”到“稳定之锚”的作用,也希望能从金融危机中,看到中国经济的走向和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的病根百分之百源于美国

房地产泡沫膨胀与破灭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美国房地产总价值从1999年的12万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22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期间,房价上涨了85%。在房价上涨的引诱下,购房者、借款者、贷款者、投资者及投机者都在为赚钱进行博弈,连收入低和信誉差的人也获得次贷而进入这一“大赌场”。只要房价上涨,人人都是赢家。但2006年第1季度房地产繁荣到了“拐点”,泡沫开始破灭,上述“大赌场”参与者特别是金融机构大都遭受巨额亏损。

过度超前消费是危机的源头祸水美国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有高负债、低储蓄的特征,不但居民过度借债消费,政府也鼓励大规模借贷和超前消费。近些年,他们又将房屋作为自动取钱机(ATM)支持高消费,基于房产不断升值的预期,以房屋作抵押从银行获得大量现金用于消费。美国相当大一部分家庭债台高筑,家庭平均债务占可支配年收入的比例,已从1990年约75%,上升到危机前的近130%。但随着房价下跌,他们不仅不能够通过房屋进行再融资,还出现住房债务大于房产价值的“资不抵债”现象。结果,房主还不起债,债权机构、投资者均受到波及。

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难辞其咎 本世纪初以来,货币政策两次出现“矫枉过正”。在2001—2003年经济衰退和复苏乏力期间,为了刺激经济和就业,美联储(美国央行)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1%。超低利率降低了借贷成本,助长美国家庭借债购买住宅,从而刺激了房地产“繁荣”。然而,当房地产市场和美国经济开始过热时,美联储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加息, 2006年初美国房地产开始降温,房价于2007年初开始下降。房贷市场迅速恶化,许多购房者既无力偿付房贷到期本息,又无法再融资,结果,房贷市场违约拖欠债务事件大增。

金融机构过度“贪婪”,经营策略失当,自食其果 美国投资银行曾有谨慎的风险控制系统,但在一再追逐盈利和市场份额的贪念中被推到一边。用账上资产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对冲基金、机构投资者大量借贷,再将借来的资金贷给私募股权基金,或者购买房贷资产,再打包发行给投资者,将杠杆机制用到了极限。投资银行的杠杆率(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与资产比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2007年的30倍,即银行自有资金每1美元就可获得30美元的贷款。同样,商业银行也大规模从事高回报、高风险业务。在市场繁荣期,借来的钱会帮助实现高收益;但在市场逆转后,大规模的坏账冲销就引起投资者对华尔街丧失信心,危机不可避免。

金融衍生品过多掩盖了巨大风险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创新打造了许许多多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尤其是资产证券化使金融资产的价值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2007年美国金融衍生品总值近30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20倍。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并追求短期获利,导致了资产错配,扩大了风险,也激发越来越多规避监管的行为。许多衍生金融产品复杂且不透明,如次贷产品被打包出售给许多投资者,以至出现问题时不知来自哪一个环节,也不知何时再次发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容易引起恐慌。另外,当这些衍生品的本源——次贷资产出现问题时,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就犹如空中楼阁,势必轰然倒下。

政府监管缺失导致“金融创新”失控 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对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实行放任政策,从而激发了金融创新。同时,美国监管机制落后于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在名目繁多的金融创新活动中无能为力。危机期间,监管机构制定的规则不适应其负责监管的、已迅速变化的金融系统。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处于危机核心的各家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像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政府部门对商业银行的监管那么严密。监管部门针对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行倒闭也没有相应的处置程序。由于信用违约掉期等衍生产品不在交易所内交易,脱离监管部门范围之外,所以美国国际公司(AIG)这样的世界最大保险商不受联邦机构监管。随着监管的放松,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衍生品的“盛宴”当中,其很大部分业务也不受政府监管。

信用评级机构的失职 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主要评级机构过高提升了次贷产品的评级,并极大地促进了次贷市场的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发展,有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但其定价和交易则有赖于准确的市场评价。当市场评级机构这一环出现问题的时候,信任危机也便随之开始了。全球投资者正是出于对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信任,才能够放心大肆购买次贷相关产品,可正是这些评级机构评定的同美国国债相同级别的3A级证券,却在一夜之间成为投资者手中的垃圾。这些评级机构不切实际的评级以及次贷危机爆发后下降评级动作的迟缓,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次贷危机的强度,对这次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体制性腐败”是美国金融监管体系长期存在“系统性薄弱”的政治根源 金融创新事实上隐含着政府监管者的同意和默许,因此,其不公正和腐败更容易发生。正是“体制性腐败”激励了金融巨头的贪婪和对个人利益的追逐。美国金融机构高官“旱涝保收”的薪金制度是华尔街奉行多年的制度。这种高出普通职员收入数百倍的薪金制度不但助长一些人的贪婪和奢靡,也造成了美国两极分化严重等社会问题。

美国政府对危机认识不足、处理不力 2007年上半年,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抵押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却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美联储仍简单地认定这仅仅是个案问题,并非一场危机。同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才作出反应,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但认为这仅是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机构问题,形势可控。直到2008年贝尔斯登倒闭、房利美和房地美危机、雷曼破产以及美林被收购等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才充分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并陆续出台救援方案和措施以求应对。但在应对过程中,美国政府干预措施失当,又导致危机的深化和扩展。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两房”提供救助资金,被国会指责为破坏了美国金融自由化秩序,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因为贪婪而陷入破产危机的金融投机者。在这种舆论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放弃了雷曼。随着雷曼的倒下,几乎所有主要金融机构都陷入困境,危机很快向全球蔓延。自危机初露端倪到集中爆发,美国政府的救援举动实在是有些跟不上节奏。这种对危机认识的不足和干预措施的滞后也放纵了危机的爆发和影响范围的扩大。

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制是金融危机频发的“温床”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主导的体系,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和的65%,这是国际贸易定价、支付及证券交易的主要手段,美国正是利用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这一体系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使美国危机迅速转变为全球危机。美国许多学者认同金融危机与中国无关。在今年2月中旬美国国会举行一场听证会上,应邀出席的美国学者认为,不应该指责别国。连听证会主持人美国国会议员韦塞尔会后也坦承,中国在这场危机和衰退的起源上没有责任。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瑞哈特表示,当情况很糟糕时,有人总是通过指责别人推卸责任,这已成为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另外,从时间上看,中国贸易顺差扩大并没有引起美国利率下降,中国贸易顺差在2005年至2007年激增,但此时美国利率已提高而非下降。如果认可关于金融危机原因的错误观点,就无法追究容忍上述行为的金融部门的责任,也无法采取彻底的防止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措施。

中国在危机中果断应对,扮演了“建设者”角色、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中国金融行业购买美国次贷产品有限,所受到的直接影响不太大,但由于中国已经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扩展并引发西方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已日益感受到危机的负面影响。温家宝总理今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我们正面临严峻挑战。挑战主要有:

首先,外部需求明显收缩,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

其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第三,就业形势日趋紧张,城镇失业人员增多。

第四,国内外资本市场风险和外汇风险增大。

第五,我国金融业也面临潜在的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情况下也获得难得的机遇,充分利用,既可缓冲近期冲击,更能获得长期利益。

其一,适当扮演稳定角色,有助于中国获得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综合利益。

其二,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助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健发展。

其三,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并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其四,有实力的我国企业抓住时机向海外发展,有助于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和独特的稳定作用。在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采取人民币稳定等举措,为抗击亚洲金融危机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赞赏。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也同样被视为一支重要的稳定力量,前泰国总理猜差称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是全球经济“稳定之锚”。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大都认为,中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中国增持美国国债就是对美国“救市”的最大支持。

第一,在世界经济衰退中,中国的火车头作用凸显。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之一,前几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0%。今年美、日、欧经济均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IMF据此认为,在美、日、欧三大“火车头”均“熄火”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增长将完全依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拉动。另据联合国估计,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达到50%,这是二战以来史无前例的。因此,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特别出台4万亿元的两年期庞大经济刺激计划,以扩大内需,保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

第二,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外汇储备发挥了稳定器作用。中国外汇储备已从10年前的1400亿美元增至目前约2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不仅增强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也使中国帮助世界特别是美国稳定了金融形势。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不仅没有抛售美元资产,反而增购美国国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7270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第一大债权国。在美欧信贷市场普遍紧缩,美欧“救市”和刺激经济需要大量资金之际,在日本等国家减持美元资产情况下,中国继续适当使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做出重大贡献。

第三,中国向一些受金融危机冲击较重的新兴经济国家或穷国也施以援手,提供资金支持。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国家遭遇国际金融危机、西方经济衰退和石油价格暴跌等“三重”打击,经济严重下滑,能源公司因资金匮乏而影响其长期开采和生产计划。今年2月,中国与俄罗斯签订协议,中国将向俄罗斯两家石油公司和一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提供总计25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两家公司则以石油为抵押,以供油偿还贷款;同时,中石化宣布已于近日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原油进口合同,中国将向巴西方面融资50亿至100亿美元。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签署贷款协议换取石油资源的稳定供应,不仅是石油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双赢选择,也有助于全球能源供应和油价的长期稳定。此外,在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投资者大量撤出非洲时,中国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据估计,今年对非援助规模将比2006年增加一倍。明年,中国还将提前向中非发展基金追加注资20亿美元。

第四,中国再次在亚洲地区扮演稳定角色。由于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许多亚洲经济体的最大出口市场,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继续扩大进口,有助于稳定亚洲国家出口和经济增长。今年10月,中国将与韩国和东盟达成协议,建立一笔800亿美元的应对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基金。12月,中国还将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就应对金融危机对本地区影响加强政策协调,并提出了货币互换等政策举措。

第五,中国扩大开放,以实际行动反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最近,美欧国家出现新一波保护主义浪潮,如在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中包含“购买美国货”等条款,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而中国则实施进一步开放政策。今年2月下旬,商务部长陈德铭率“采购团”赴欧洲四国,共签下20亿美元的合同。最近,陈德铭表示,按照WTO分类,中国已开放了100多个类别,这种开放度是在完成入世时的承诺,也超过了中国的承诺,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下一步,中国还将进一步开放服务业。

第六,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20国集团的金融峰会上,中国不仅提出了多项合理务实的改革建议,还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扮演协调角色。可以预见我国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立场和主张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