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攀峰

为曾经振奋曾经苦闷曾经迷茫曾经激荡的流金岁月封存并纪念

为曾经荣光曾经悲怆曾经暗淡曾经闪亮的创业人物喝彩且珍藏

创业中国60年

□策划 执行/本刊编辑部特约撰稿/吴晓波 吴 比

共和国60年的崛起进程,实际上就是一部创业史!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草根创业史!

放在全球的坐标上,国家就是一个个个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依然脱不了草根个体的定义。承袭下来的,除了值得回忆的曾经显赫的身世,一无所有。人均国民收入几乎敬陪末座,贫穷就像影子一样黏在中国人身上。

国家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对所有家庭成员说:兄弟们,为了将来的好日子,我们得苦一阵子。于是用票证配给制,把整个家族的有限财富集中起来,投入到最薄弱的重工业体系建设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从旧社会中走出来的人民群众,释放出了巨大的潜能,战天斗地,创造了无数奇迹(也包含伪奇迹)。时至今日,铁人王进喜、袁隆平、郭凤莲等这些名字依然闪烁在国家创业史上。

建国之初的30年,经济高度集权,所有的个体创业者几乎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在当今中国内地,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家族传承企业,30年的断层,使其后所有的个体私营创业者都归于草根创业者一类。

一如现代的企业,初创的激情退却之后,需要再次激发全体员工的创业热情。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使国家进入了全民创业期,草根创业者们开始疯狂地涌现,面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也同样摸着石头前行。

即便如此,鲁冠球也迫不及待地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的厂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在邓小平的保护下,雇员到了12人(之前的界定,雇员8人以上为资本主义经济);刘永好兄弟开始养起了鹌鹑;倒玉米的王石成立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陈春先在北京一个叫中关村的地方办起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卢志民,这个刚摘去戴了108天“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帽子的生产队队长建起翻砂铸造厂……

新旧交替的意识流冲突、秩序的重构、伦理道德的徘徊、商业规则的确立……一切都在1978年之后的15年里积蓄着破茧的力量。

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全民创业的夏天终于到来。许多日后闪耀中国的明星企业都在这一年正式登场:华旗资讯、复星集团、新东方学校、波司登羽绒服、太平洋集团、德隆实业、汇源集团……这些崛起的新贵们,在社会舆论与政策环境的双重支持下,他们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改变了社会对财富的整体认知,创意和资本成为最具魅力而富有内涵的词汇。

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涤荡,时间变得流畅,空间变得平坦。世界是平的,中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更是。在我们的身边,出身贫寒的优秀青年成长为创业精英,完成财富的积累已屡见不鲜。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应有之意。

60年的岁月,不断有创业英雄时隐时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从影响格局的政策制定者,到奋勇开拓产业市场的企业家,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最终有的被擦亮,有的被隐藏。

当我们把被尘封的陈年往事或一再被人们乐道的创业史,搬上纸面时,才发觉自己置身于历史汪洋。但信手拈来,每一个角落都能折射出创业的荣光或者悲怆。

他们的成败荣辱,留给我们许多基于历史事实的反思、现实的珍惜,更有对未来的希冀!

1949～1957

走进国家经济

创业史定位:

1949～1957年,在新中国的创业史上,是一个恢复、重建、斗争与融合的年代。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借助各种力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而经济秩序的重建也给了民族资本家们全新的创业机遇,随着公私合营的完成,民族工商业者的创业与国家创业的大潮合二为一。

时代描述:

1950年8月10日,北京。

四川船王卢作孚表情郑重,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署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新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早在1949年,卢作孚一度避居香港观望。站在一个充满了变革气息的未知年代入口,这在当时是相当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选择。卢作孚带走了价值达5000万美元的18艘轮船,他的去留成为一个足以影响一批人的很微妙的焦点。

在那段时间,民生公司的经营陷入了困境,公司亏空达170亿元,连发职工工资都极为困难;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年轻的人民政府以荡漾的革命激情,奇迹般地完成了经济重建的第一步。

1950年初,卢作孚思量再三,决意回到大陆,3月24日,他通过公司驻北京代表何乃仁向周恩来主动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议题。

卢作孚的归国与民生的“公私合营”,在当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建国初期,民族资本集团受到了比较温和的待遇,私营工商业和工业的数量有所增加,利润也有所上升。然而这个阶段也是新政权逐步接收民族工商业,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国家与民族资本的携手与博弈,掀起了新中国的第一次创业浪潮。

创业史记:

这是一个重建的年代。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成为新中国创业史上的第一次胜利。

这是一个回归的年代。国家经济的复兴重新给了创业者以信心,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

这是一个融合的年代。公私合营的完成,让民族工商业者的个人创业,得以作为国家创业的一部分而存在。

历史在这一刻将国家与个人统一。

创世纪

公元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广东省汕头市德兴路86号的门前,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身影闪过,光影倏忽,突然停止了流淌。一片迟开的木棉花瓣坠落,成为定格在历史上却久不为世界所知的黑白画面。

面对一个充满了未知的年代,一些人选择去往香港、台湾地区或是更远的大洋彼岸,而另一些人选择留下来等待一个崭新的中国。其中包括荣毅仁,中国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也包括林希之,一个正在白手起家的28岁年轻人。

新中国的创业,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每一个产业都需要创造。历史给了不同出身、不同命运的人们以相同的机遇。

怀着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感光企业的梦想,1949年5月,林希之在汕头市德兴路86号因陋就简办起“公元实验室”。“公元”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创世纪的特殊气质。实验室里所有的仪器和化学原料都是自制,没有经费,林希之就制作一些西药卖给药房。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终于在这个实验室中悄然研制成功,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光影记忆从此开始。

1952年10月,轰轰烈烈的“三反”和“五反”运动正式宣告结束。在这场标志着中国民营资本“失去的年代”开始的运动中,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就在这时,林希之的公元实验室经过76次试验,制造出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

1953年4月1日,我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最初,这个厂只有15人。后来,他们把汕头市永安街的一段共53间民房全部买下来,在里面曲曲弯弯地安装了1.1米宽的相纸涂布机,60米长的挂杆式干燥道,又安装了钡地纸涂布机、超级压光机、压花机等设备,开始批量生产黑白照相纸,当年产量达到35万盒,填补了中国在相纸生产领域的一项空白。

冲破封锁线

为了重建国家经济,从1949年5月到1950年初,陈毅、陈云与上海的投机商面对面展开了银元、纱布、粮食三次场面激烈的攻防战,上海的物价开始日渐稳定。接下来,针对上海工业的半解体状态,政府又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扶植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

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新中国迅速完成了国家经济的重建,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意外的封锁突然袭来。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

为了打破美国人的封锁,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分别设立了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它们采购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然后由香港的民间商人转运到内地。这给了一批人一个白手起家的意外机遇。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东。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开过杂货店。

早在战事初起的1950年底,霍英东即以一艘风帆船,从香港运输柴油至澳门,卖给“南光公司”。一年之后,他已经拥有总吨位约1000吨的十几艘机帆船。

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霍英东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白天他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为了避开缉查人员的骚扰,每次装船都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就像打仗一样”。每运一船货,霍英东大约可以得到相当于货值20%的运费。

那段历史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牟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

20世纪50年代后期,香港房市、股市“枝繁叶茂”。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通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

复兴的中国梦

穿越封锁线,年轻的共和国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发展国民经济。

1953年3月5日,北京与莫斯科就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达成共识,苏联同意帮助中国建设156个大型工业项目,这就是中国创业史上影响深远、长期被神秘气息笼罩着的“156工程”。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在人们激动的欢呼声中,一个接一个的记录诞生了:“一五”期间,中国人造出了汽车,试制成功了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建成了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在长江上建起了第一座大桥……

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公私合营提供了可能。

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全国范围内的公私合营正式开始。

私营企业家积极配合政府的决策。其中,北方的代表人物是乐松生,他是国内最出名的百年药号同仁堂的总经理,南方的领军者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集团上海申新公司的荣毅仁,他们先后当上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副市长,一时人称“北乐南荣”。

公私合营也给另外一些眼界开阔的创业者以新的机遇。1954年,福建泉州的四家私营批发商准备利用安溪县丰富的水利资源建一家水电站,然后办一家电池厂。虽然这些人都是当地知名的富商,但创办电池厂,无论在资金还是技术上,都有不小的缺口。公私合营让他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创业的可能。四家商号的负责人向政府提出联合办厂的申请。在政府的支持下,1955年底,福建史上第一家生产电池的企业——安溪光明电化厂正式建成,其电池生产一直持续到2003年。

继北京和上海之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本家的个人创业至此融入国家创业的洪流,年轻的新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国家经济时代。

备忘录

●1949年,新中国政府通过银元、纱布、粮食三大战役,稳定了物价,开始恢复生产。

10月20日,新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

上海“火柴大王”刘鸿生从香港返回上海创办实业。

●1950年8月,卢作孚的民生实业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1952年12月,对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

老字号全聚德实现公私合营。

●1953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工程”开始,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1954年,荣毅仁将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成为新中国创业史上著名的“红色资本家”。

●1956年,公私合营全面完成。

7月13日,新中国第一批自主研发和制造的“解放牌”汽车下线。

● 1957年,提前完成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8～1965

狂热的“大跃进”

创业史定位:

从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新中国的创业史上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这里的“大跃进”并不单指那场虚妄而狂热的运动,更反映了年轻的新中国在创业中亢奋而浮躁的状态。

时代描述:

在新中国创业史上,1958年是一个虚假的、带有强烈自残倾向的年份,对高成长的迷恋以及致命的自负,使得全国上下都陷入了空前的疯魔。

年轻的新中国依然沉浸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见成效的亢奋和狂热中。1958年,以“赶英超美”为目标,一场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运动开始。全国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炼出的却是一炉炉没有任何用处的“海绵铁”;在广袤的中国农村,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诞生了,一个个虚假的粮食产量“卫星”被人为制造并释放。仅用一年的时间,一切秩序被全部打乱推翻。

“放卫星”带来的高征收,再加上自然灾害的作用,从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陡然跌入空前的萧条和低迷。三年中全国工厂关停近半,农村甚至爆发了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与此同时,苏联突然在1960年召回全部援华专家,与中国彻底决裂。

内外交困,年轻的共和国在她的第十个年头遭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1965年的新中国创业史,也许有些浮躁,有些争议,有些单薄,然而却依然留下了一批只有在那个特殊年代才能产生的成就,而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崭新经济力量萌芽,已经在冻土下开始孕育。

创业史记:

当初生的创业者面对最初的成功,往往容易自负、偏执而迷失方向。对于个人如此,对于国家亦然。那是一个属于标杆与榜样的年代,那个年代中的创业,带着一种特殊的神秘与狂热,如同信仰。

标杆年代

1960年4月29日,四万多人聚集在黑龙江的萨尔图大草原。这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人们站在泥泞不堪的草地上,每个人的脸上都亢奋不已。一条巨大的横幅在空旷的草原上非常醒目——“石油大会战万人誓师大会”。

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最让人振奋的一个时刻,同时,在新中国的创业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中国的东北发现了大油田。因为喷油之日非常接近共和国的十年国庆,这块新发现的油田被命名为“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被发现后,石油工业部当即从各地抽调了7万名石油工人和转业军人会师萨尔图,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会战。工人睡在简陋的帐篷、木板房、牛棚、马厩里,日夜作战。在这支令人敬佩的石油大军中,出现了建国后最著名的工人——“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是玉门油田的一个钻井队队长。在打井的过程中,王进喜的腿被砸伤,他却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钻井队,一连7天7夜没有离开工地。这口井成为大会战后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王进喜打出的第二口井地处高压区,打到七百多米时突然发生了井喷,强大的高压液柱冲出井口,一场大事故眼看就要发生。要压住井喷,当时惟一的办法是往泥浆中加水泥和黄土。由于没有搅拌机,倒进去的水泥都沉在泥浆池底。就在这时,王进喜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入。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钻机,王进喜身上却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数十个血泡。因为工作不要命,王进喜被称为“铁人”。

大庆油田的发现成为中国创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大大增强了中国工业的自主能力。同时,它也涌现了“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典型人物,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成为全中国的国营企业学习的标杆。

计划外机遇

在那场举国的亢奋中,当一些人用清醒的眼光来观察狂热的世界,一个意外的创业机遇就此诞生。而最为珍贵的是,这种清醒的眼光第一次属于中国的草根阶层。

1958年,为了满足大炼钢铁和搞人民公社的需要,各地农村出现了一大批社队企业,它们制造并修理农耕必需的各种农具。这些设备极其简陋、制造水平极其低下的手工作坊日后将成为乡镇企业的最早胚胎。

上海马陆公社是当时创办队社企业的典型案例。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粮食危机,2000万的城镇职工被精简回农村,他们带来了技术和办厂经验,为队社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养分。

马陆人跟着他们学技术,到城里买机器,农机厂、锯木厂、化工厂一家家办起来。到1960年,马陆公社社办厂的产值竟占到农副工总产值的70%。

“公社要专一化搞农业”的指示下达后,马陆的不少厂被关闭、解体、压缩规模。然而作为一个“农民富裕”的典型,马陆公社曾经不断出现在外宾访问的照片上。于是马陆人找到了一个“外宾参观需要”的理由,终于留下了一些社办厂。60年代后期,政策稍松,当地再掀工业发展高潮。

相比马陆公社,当时广东澄海人所创办的社办厂已经更接近后来的乡镇企业,虽然他们的名字在报纸上并没有出现。而今已是一家外贸玩具厂老板的郑忠明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澄海的一些社办厂已经开始生产加工小喇叭、塑料鸭子等玩具,做一件只挣几分钱。随着订单被不断带回,越来越多的社办厂开始加入玩具加工的队伍。改革开放后,掌握了技术和销路的澄海人逐渐建起了一批玩具厂,产品现在销往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神秘的三线

1964年5月,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三线建设,就是把沿海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向西部地区搬迁。此后的17年间,数以千万计的热血男女,怀着为中国国防军工事业奉献青春与生命的热情来到穷乡僻壤,蒲公英般在深山里扎下了根,“献了青春献子孙”。

1965年春,时年37岁的汽车专家陈祖涛受命内赴三线,筹建第二汽车厂。按照当时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即“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陈祖涛将厂址初步选定在湖北郧阳山区的小镇十堰。

近百人的小镇一下子来了近20万名建设大军,吃住成了首要的问题。“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4两油和28斤粮食。由于没有油,只能把盐用水冲了来煮菜。”刚开始时,建设者住的是自搭的芦席棚,还有很多人就住在老乡的猪圈旁,碰到漏雨时,有人干脆睡在老乡预备的棺材里。

在十堰的山沟建大型汽车厂,运输面临重重困难。陈祖涛回忆,最初的物资和设备基本上都从汉江边靠人拉肩扛运过来。工地与码头之间来回要30公里,山路崎岖。

除了建厂外,他们还要建城市。“几十万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必须满足,因此除建工厂外,我们又花大力气来建学校、建商场、建医院、建公园、修马路,甚至建火葬场。”晚年的陈祖涛感慨。

三线建设再次给了弱小的队社企业一次意外的机遇。在国家建设“大三线”的同时,各省也开始复制这种工业转移,建设起自己的“小三线”。这些工程对原料、配件的需求,催生出一批以小五金厂为主的队社企业。

三线建设在新中国创业史上具有多重意义。然而围绕在深山中建设大型工业企业是否科学的问题,后来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二汽的建设经过,展现了三线项目的基本特征。对这一重大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或许它永远不会有共识。

备忘录

●1958年,在大跃进的狂热氛围中,各地掀起大办工业的热潮。

8月1日,第一家“人民公社”,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诞生。

●1960年,代用食品成为生产和生活的热点。

“鞍钢宪法”诞生,它被认为是我国对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

4月,东北发现了大庆油田。

●1961年,为缓解粮食危机,国家对城镇企业中的农村职工进行大精简。16岁的鲁冠球被精简回乡,开起了自行车修理铺。

安徽、广西等地刮起一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但这场包产到户的试验,最后以被禁止而告终。

● 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

1966～1977

草根经济潜滋暗长

创业史定位: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创业史,远非人们想象中一般苍白。这是一个表面贫乏,暗流涌汹的年代,中国民间的草根经济力量,正在经济规律的天然作用下,暗中萌芽、生长,冲击着最后的体制壁垒。

时代描述:

1966年初夏的北京闷热多雨,天空中好像整天压着一层灰色的“棉被”,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赫鲁晓夫”成了运动的主要任务。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这场运动本来准备搞三年,谁料,它竟一直持续了十年,成为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文革造成空前的社会伤害和经济损失。在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57亿元,与日本相当。而到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所主持的引进工程,成为这一阶段国家创业中惟一的一抹亮色,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引进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对外开放的一个前奏;而中国民间的草根经济力量,也在经济规律的天然作用下,暗地里萌芽、生长。

十年文革对中国创业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然而也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

国事飘摇,局势动荡,中国走到了一个无比微妙而重大的十字路口。

创业史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从北京开始,席卷整个中国。而在千里之外的浙江省萧山县金一村童家塘,一个21岁的年轻人正把几年间修自行车、搞粮食加工攒下的全部家底1150元钱盘点好,连同账本、印章全部交给大队,然后领回来一块公社大队农机修配厂的牌子,开始搞起集体工业。资产归公后,他做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起来,开始为钱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务,生产铁路上小轨道的零部件。这样一干就是三年。

在新中国60年的创业史中,这个当时仍显稚嫩的年轻人是一个不得不被提及的人物,因为他的名字叫鲁冠球。

1969年的一天,一位在县城当干部的邻居告诉鲁冠球,中央发了一份文件,说每个大队可以搞一个人民公社农机修配厂。鲁冠球马上打了报告,把工厂改名为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这时他已经有了4000元钱。很多年后,鲁冠球就把自己的创业之年定在了1969年。

乡镇企业“前生”

在1966～1977年间的中国农村,尤其是江浙及广东沿海一带,像鲁冠球这样的小作坊式队社工厂并不少见。这些为了解决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劳动需求而建立,被默许存在的小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到1976年,数量已达到10万个以上。在改革开放到来的时候,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摇身变为乡镇企业,“意外”地成为了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第一股力量。

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上海马陆公社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者。文化大革命前期,由于“外宾参观需要”,马陆公社再掀工业发展高潮,能吸纳较多劳力的服装厂和五金加工厂大量出现。在那个财富真空的年代里,马陆公社的成功真实刺激了大批队社企业的产生,并为其提供了发展的样本。

在2006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并列排名在第34位的是一位名叫张静章的老人。他的宁波海天集团有一个并不华丽的“前生”——文革中诞生的江南农机厂。

1966年,今天的海天集团董事长张静章拿着100元流动资金以及几台破旧的机器开始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时,海天还只是一个安家在破庙里的小五金厂。他们从废墟堆里挖出石板,拼凑成工作台;从废品堆里捡来废弃的机件,再找人维修一下就是设备;没有男劳力,二十几位女工便是厂里的主力;摘下来的棉花去籽后卖给国家,5个月时间赚了4000元,便是厂里的第一笔收入。1972年的一天,张静章偶然看到有人穿了一双塑料凉鞋,从中受到了启发,从那年起,海天开始生产注塑机,从此一脚踏入塑机生产行业,由一家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今天产量世界第一、规模中国最大的塑机生产基地。

同时成功的还有今天我国最大的空调和小家电生产厂商之一——广东美的集团。

1968年,在新中国的创业史上,并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份。当时的中国,企业绝对不是主角。而美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艰难地诞生和发展。

何享健,美的集团的创始人,当时不过20岁出头。

在看到马陆公社的相关报道后,1968年5月2日,何享健带领23位顺德北滘街道居民,每人集资50元,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共筹得资金近5000元,正式创办了“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由何享健任组长,以“生产自救”的形式开始了最初的创业。当时的生产厂房由生产组组员用竹木和沥青纸搭建而成,生产场地约为20平方米。生产组组建初期,主要生产塑料瓶盖,设备是手工操作的简单机械,材料是回收的尼龙纸、塑料布,当年的美的人就靠这些家当,有一单接一单,艰难度日,直到历史把一个动荡年代中难得的机遇推到了他们面前。

夹缝中的机遇

1973年,经过六年政治运动的折腾,国民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商品供应极度贫乏。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陈云被调回北京,重启“吃穿用计划”,主持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四年内共引进26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成套设备项目,同时对无比涣散和无序的企业管理进行了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创业方面不多的一笔亮色。新建了一批民生产业的重要工业基地,为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不可忽视的基础。

这次国家创业行为为中国民生产业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对配套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给大批手工作坊式的队社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

1973年,“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开始生产药用玻璃瓶(管)、皮球等产品。当时公社给了何享健最大的支持——一张人民公社红印介绍信。何享健拿着这张介绍信,到派战枪声零落的广州各大药厂去讨业务。生产组居然在文革的岁月中,倔强地生长起来了。

1975年,北滘塑料生产组更名为北滘公社塑料金属制品厂,转为公社企业,并增加了农机维修业务。经过8年的发展,工厂已拥有固定资产近4万元,流动资金6万元。对于一个公社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集体经济。

当时,全国的社办厂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公社发展农机不得不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大成果,宣传画上到处有新时代农民驾驶着拖拉机作挥手状的光辉形象。

当何享健得知汽车拖挂车必须安装刹车阀才能上路的信息后,便决定为广东省汽车运输公司配套生产汽车挂车刹车阀。1976年5月4日,原“北滘公社塑料金属制品厂”更名为“顺德县北滘公社汽车配件厂”,主要生产汽车挂车刹车阀,兼营汽车橡胶配件,成为专一的汽车配件生产厂。

在抓纲治国的口号下,农村的机械化确实跃上一个台阶。北滘公社汽车配件厂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红火起来。1977年,北滘公社汽车配件厂当年产值达24.4万元,利润2.6万元,为之后美的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个人创业前奏

队社企业的独特性质,让一些“始作俑者”看到了个人创业的可能。在资产关系上,当时的队社企业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不过,它们的经营活动却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尽管在当时,也许他们还只是无意识地进行着生产经营活动,也许他们的目的不过是吃饱饭或“挣工分”,但借助这一平台,他们确实在奏响最初的创业前奏。

戎纪华,浙江慈溪第一代企业家。不少慈溪的企业家奉其为榜样。

1974年,队里酝酿让一些人去搞副业,贴补生产队收入。戎纪华因少年时曾在无锡一家小百货店里当过学徒,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之一。

几经周折,戎纪华联系到无锡的一个国营电度表厂。当时他手里还没有任何产品,只是跟对方讨论,看对方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合作的可能。几次商谈下来,对方同意让戎纪华的小厂生产电度表里的塑料数码字轮,如果合格便低价购入。

戎纪华拿回来这个“项目”,一年后,这个小零件终于试制成功了。无锡那家电度表厂用不了那么多的小轮子,于是,戎纪华负责跑销售,从1976年开始,他一个人跑不过来,就带了7个人出去跑。这个小轮子被销到全国许多电度表厂。1977年全厂有了8万元利润,1978年利润跃升到20万元,1980年达到100万元。戎纪华成为大家公推和公社任命的厂长。1981年这个社办厂年产值首次超过1500万元,利润458万元,是当年浙江全省社办企业第一名。改革开放后,戎纪华通过企业改制,成为这家股份制现代化仪表生产企业的老板,而他最初带着出去跑销售的7人中,就有6人自己办企业做了老板。

创业的暗流正在政治运动的冰河下悄然涌动。

曹德旺,今天的福耀玻璃董事长,中国的每两辆汽车中,就有一辆安装了他所属公司生产的玻璃。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他开始独立贩卖水果,每天凌晨3点起床,骑3小时自行车到福清市采购水果,然后再回镇上销售,点滴积累后来的创业资本。

郑元忠,改革开放后“柳市八大王”中的“电器大王”。从1973年开始,他先后创办了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胶木电器厂、乐清无线电元件厂等数家队社企业。

蒋梦兰,现在的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75年,时任联丰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和会计的他,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筹资2万元,邀上4个人,“半遮半掩”地办起联丰玻璃钢厂,当年生产出7台冷却塔,销到外地后净赚5万元。

十年文革对中国创业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大大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然而也将计划经济的弊端彻底暴露,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心理和体制空间。文革期间,政治运动依然是社会的主流。无论“美的”还是戎纪华们,他们所做的一切仍仅停留在解决生存需要的层面。然而,前奏毕竟已经隐约响起。无论对于新中国还是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一股激情四射的创业洪流即将到来。

备忘录

●1966年,孙静章用100元流动资金创办了江南农机厂,成为海天集团前身。

●1968年,广东美的集团前身“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创办。

●1969年,鲁冠球把公社大队农机修理厂改名为宁围公社农机修理厂,开始了创业之路。

●1972年,新中国的第二次大规模设备引进开始。

冯根生被宣布任命为杭州中药二厂厂长,这家中药厂正是日后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1973年,“柳市八大王”之一郑元忠创办柳市五金制品厂。

●1974年,张小泉、王麻子剪刀等一批老品牌开始恢复生产。

●1975年,现在的浙江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梦兰办起联丰玻璃钢厂。

●1977年,安徽省农村开始出现生产责任制,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前奏。

1978～1983

摸着石头的变革

创业史定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给久被政治折腾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个体经济开始疯狂地涌现,面对突变的格局和民间力量的暗涌,摸着石头的变革因此充满惊险又一波三折。

时代描述:

1978年到1983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转折年代。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宣告下,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开始在一种懵懂的姿态中萌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利好消息的刺激下,久被压抑的创富愿望开始被催化,一些早起的先觉者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个体工商户的道路。他们踩着还有些生涩的创业节拍,迷茫地积攒着原始资本,虽然大多人都不知道这条路究竟会驶向何方。

所有的人都彷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换轨道的尖利声响,这种激励在民间随后就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在浙江南部的温州、福建潮汕、广东珠三角一带,越来越多的乡土工厂展现出他们超乎寻常的活力。当“笼子外的野鸟”个体经济肆无忌惮地冲击了旧有僵化体制后,左右为难的高层而后又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地力保那些尚在旧体制下低效率运行的国企的利益。

不可逆转的是,计划经济的闸门开始被逐渐撬开,民间的创业力量如涌出地面的小涓流般四处漫游,与之而来的各地小商品市场、流通领域开始兴盛。致富的渴望开始萌芽,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

创业史记:

复苏的萌动

1978年,鲁冠球的工厂已经有了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这一年的秋天,他在5个人的见证下,“高调”地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的厂牌。

之前的10年,鲁冠球一直在偷偷摸摸中办厂。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统统属于“非法”。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踩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生产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他东钻西闯了几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厂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就做什么。 1978年的到来,这位只有初一文化、但嗅觉异常灵敏的农民嗅到了一丝有别于以往的清新空气,他觉得自己可以不再偷偷摸摸地干活了。

这年不只是企业家们“隐姓埋名”后浮出水面的开端,同样也有改革的模板,江阴市华西村的吴仁宝就被推到了前台。这位集中全村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村支部书记因当年带领全村创造了296.35万元的产值,而成为举国学习的发展经济的榜样。

这年,恢复高考,那些充满抱负而又报国无门的青年们开始跨进大学的殿堂,这奠定了他们日后高起点创业的重要基础。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工人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来他做出了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后来他创办四通公司,成为中关村的风云人物。而在广州的华南工学院,在无线电班第一批学生中,年近40的陈伟荣和两个年龄均只有18岁的黄宏生、李东生成为了同学,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

黄鸣和顾雏军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前者考上中国石油大学,第一节课教授就告诉他:世界石油只够用50年,中国的时间更短。以后这位“中国太阳能产业教父”选择了新能源领域创业;18岁的顾雏军则考入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好学,踏实上进。但20多年后他却以商业诈骗罪锒铛入狱。

一些没有机会和能力改变命运的青年则有些被动而愤懑地选择创业。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李如成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根本无法返回上海。他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1978年9月,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当时他还不到20岁,身份是农民。

官方助推力

复苏的萌动风起云涌,被压抑的创富愿望在政策的指引和诱导下,开始延伸向各个角落。

1979年4月,在广州,一个名叫容志仁的人领取了个体营业执照,他以100元本钱开饮食店做学生餐,如今早已为人们淡忘的容志仁确是当年的街边“创业第一人”;这年国庆节时,在顺德容桂镇,街道办副主任出身的梁庆德创办的“桂洲羽葵工艺厂”挂牌投产,产品是鸡毛掸子、羽毛扇、皮革制品。而后十数年后,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梁庆德华丽转身,创办了格兰仕集团。

一些聪明的早起者都意识到,这个国家开始对他们敞开创富的大门。1979年初,周正毅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浦区开了一家馄饨店。在混沌多于秩序的年代,精明的周正毅不甘偏于馄饨店这“钱途”黯淡的一隅。他浑水摸鱼,踏上了去往日本的飞机,美其名曰“留学”,实则暗渡陈仓,走私商品去日本销售,“带的货物很多,记不清楚,好像是101生发水”;这年,许荣茂来到香港。无钱无背景,他什么行业都做,只要不违法的钱就赚。

这一年的秋天,张果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舍不得住旅馆,蜷缩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他找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软磨硬泡签下了20套雕花樟木箱的出口合同。

国家落实政策,对贵州的罗忠福无疑也是个天大的喜讯。他父辈、祖父辈遗留的几十万元财产连同罗家的“天府别墅”被一起归还,他回城后准备结婚。苦于在遵义买不到养眼的沙发,于是他参考国外电影上的沙发式样,开始试做。没想到一炮走红,订货者蜂拥而至,名声传遍川黔。之后,有想法的他在遵义搞了一个家具展销会,又出人意料地跑到电视台花钱打了一个广告,广告片中的模特儿由他妻子客串。一经播出,家具展销会获得巨大成功,他的第一个十万元就这样信手拈来。

在官方,中国的决策者们也尝试着在南方设立一个有别于过去任何经济形态的“经济特区”。首吃螃蟹的执行者,则是官拜司局级的干部、军人出身的袁庚。

袁庚的所有筹码只有三个,一个允许特区内华侨、港澳商人、某些外国厂商直接投资办厂的政策、国家拿出的3000万元贷款以及一大片杂草丛生、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土地。

区区3000万元的贷款——这点钱几乎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无奈之下,开发者们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这个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想法得到了强烈的反对。顶着压力的蛇口开发区官员们不得不翻遍马列原著找根据,而后他们终于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而后这段话深圳干部人人会背,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将之作为“尚方宝剑”。

通过出租土地收租的方式,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里,深圳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特区之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大风起兮

1980年,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从事个体经济的人数突然猛增到8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1981年,年广九决定雇佣几个人开始炒瓜子。

年广久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炒瓜子的手艺,他自小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

1981年,只会写5个字的年广久在澡堂里泡澡时,听到一群人唧唧喳喳的议论后,他敏感地觉得,党中央是要鼓励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了。这年7月,他在芜湖的十九道门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此前,瓜子一直是国家供销社统购统销的二类商品,他摆了一段时间,居然无人过问。

在经营中,这个浑身透着狡黠的商贩很是懂得迎合紧缺年代人们的消费心理,“别人买一斤瓜子,我还要抓一把送给他。”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买瓜子的队伍最长的时候排过100米。

年广久开始被作为个私经济的典型人物被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生意太好,年广久不得不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一统计,傻子瓜子已经有了12个雇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虽然对个体经济的政策有了一定的松动,但在政治意识领域,长期习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层决策者们对个体经济依旧保持着观望的警惕。年广久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过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于是,“年广久是不是资本家?”、“年广久是不是剥削分子”的流言开始流转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出来讲话了。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争论最终尘埃落定。

在民间,这场争议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1980年,郑秀康终于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连个沙发都放不下。”如今,他的康奈集团已成为中国的“鞋王”之一。

这年,成绩出众的蒋锡培高考意外名落孙山。他跑去太湖边坐了一夜,而后决定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他的目标是一辈子赚够5万元,“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

整肃与暗生

年广久因为邓公的“特殊眷顾”而幸运地“躲过一劫”。但1982年后,因为个体经济发展过于迅猛,主政者也开始对这个有些狂放的群体进行调整和治理。

因为个体从业者不按章法的出牌冲击了国有企业的利益,抢占着基础并不坚实的国企资源,一些挖人、挖技术等手段对国企构成了直接威胁,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犯了众怒”。1982年,国务院两次下发严厉文件,对那些严重破坏经济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整肃和清理。

在温州,柳市镇的8个工商户随后得到了判刑、拘禁等严重处理,并通告全国,轰动一时,史称温州“八大王事件”。到这一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个体经济遭受重创。已经出狱三年多的牟其中又被抓进了监狱,这次他犯的罪是“投机倒把罪”。因为他发现一种由上海工厂生产的“555”牌座钟在市场上很好销,他找到重庆一家半停产的军工企业,请他们以每个25元仿制1万个,然后他再以32元的价格卖给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

被“错杀”的小私营业主中还有个叫严介和的人。之前利用闲暇时间,中学语文教师的他边骑着自行车到周边窑厂联系销售业务,边组织同村的青年收购芦苇编织草帘子,一个月轻松能赚几十块。做大一些后,他又陆续组织一些人编草帘子,自己收购,再卖到窑厂。三四年间,他成了淮安有名的有钱人、万元户。在村民的举报下,严介和又变成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典型,有关部门取缔了他的家庭作坊。

但持续两年的整肃并不能改变被激发的个体工商业者在巨大诱惑面前的蠢蠢欲动,一场民间自发的创业浪潮开始席卷各地。

1983年初,刚过春节,四川新津县农业局刚刚分配进来的大学生陈育新突然提出辞职,日后成为中国首富的刘氏四兄弟办起了平生第一个实业:育新良种场。

在1983年前后,中国的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曾为铁路工人的王石,倒起了玉米,一年下来,他净赚了300万元。与此同时,义乌的公路边自发地聚起了一个小商品的交易基地,日后这里诞生了全球最大的商品采购中心;在温州,一些农民开始制造小五金商品,并摆在自家门口叫卖,此为最早的“前店后厂”雏形。这一年最火的榜样是敢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虽然这个脾气暴烈、小错不断的厂长后来被证明有“被神化”和“树典型”的嫌疑,但在当时,改革已经逐渐开始成为官方和民间不争的共识。

34岁的宗庆后还处于找感觉的阶段,他回杭州城两年,刚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学校的校办工厂当推销员,此后10年间,他一直不温不火地呆在这个位置上。同样在找感觉的还有马云,1983年,在受到女排精神的激励后,第三次参加高考的他终于考上了杭州师专。

这是一个官方与民间都紧张而摸着石头探索的年代,这又是一个创业激情被唤起、民间力量开始喷薄的年代。

备忘录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年底,可口可乐开始在北京设立临时办事机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1979年1月,香港商人霍英东谋划在广州盖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

●1980年,一无所有的乔金岭筹建长葛县第二化工厂,生产石棉瓦和硫酸铜。

7月,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地创办特区的思路渐渐明确下来,后被明确定义为“经济特区”。

10月,北京,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起了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

年底,知识分子出身的陈春先在中关村的一个仓库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中国的硅谷”中关村开始萌芽。

●1981年,作为1977年第一批返城的知青,李晓华开始在北戴河海滨卖冷饮。

作为上海市委重点培养的青年团干部王正华,决定选择成本较低的旅游业,解决街道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

李东生与创业伙伴在还只有一条街道的深圳,创办了TTK磁带公司。

●1982年初,温州八大王事件爆发。这年,国务院两次下令,严查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个体经济遭受重创。

出生广东梅州的梁亮胜带着太太,和所在工厂的其他40多名工人前往香港,住进了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

多次倒腾生意均告失败的左宗申把岳母家一间临街住房空出来,用牛毛毡搭起了一个遮雨小棚,开始修摩托。

●1983年,倒玉米的王石用净赚的300万元,成立了以主营进口专业视频器材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24岁的王文京辞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的工作,到中关村注册了个体形式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

11月,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开始被塑造为改革的典型人物。

1984～1991

中国现代公司奠基

创业史定位:

在中国企业史上,1984年是个伟大的年份。以此为契机开始的八年,自由的精灵被释放,无数创业家作为一股新的势力崛起于国企羽翼之下,崛起于穷乡僻野之中。他们当中少数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将在多年后成为中国企业的标杆人物。

时代描述:

邓小平第一次著名的南巡是1984年。中国的对外开放终于由点及面,形成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民营经济因此波涛汹涌。随后1985年4月13日,私营企业终于被政府正式认可。

经历三年多高速成长,1988年3月,邓小平决定从上海开始破除“价格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由此却引发席卷全国的“抢购风”。当年10月,“物价闯关”宣告失利,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中央启动改革开放后第三次宏观调控。自1981年以来规模和力度最大并且持续三年的、针对私营企业的整顿运动开始。

经济陷入低迷,社会动荡,中国决策者激进的改革思路渐渐退潮。与此同时,1989年2月,邓小平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却吹响了渐变式改革的号角。1990年,中央开启新一轮“海南热”,确立浦东开发政策。在深圳和上海,中国资本市场初现“双市格局”。

尽管1991年的中国还弥漫着“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硝烟,突变前夜已经到来。

创业史记:

一无所有的力量

1984年,广东顺德容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作试验品,凭借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万能表等简单测试仪器,敲打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独自一人冲进大雨中嚎啕大哭。当年10月,顺德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品牌“容声”,潘宁出任厂长——后来这家小厂更名“科龙”。

跟潘宁一样,远在温州柳市的南存辉卖了自家房屋凑起5万元,和几个朋友建起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朋友之中,有他的小学同班同学胡成中。多年后两人一分为二,分别成立正泰和德力西。

这正是中国企业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年。“下海”的冲动瞬间席卷大江南北各个阶层。除了贫困的抗争者,那些生活安逸甚至小有成就的人,也涌入了改革的大潮。在深圳,王石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便是万科的前身;在山东青岛,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多年后这家厂更名“海尔”;在北京一间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联想诞生。柳传志信誓旦旦地对中科院领导说:“将来我们的公司会成为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其实那时候,柳传志心里完全没底。当时的中关村是“两通两海”的天下。驰名一时的金燕静、段永基、张旋龙、求伯君已经悉数登场。不过,重量级人物王志东还徘徊在圈外。1984年,王志东才刚刚考入北京大学无线电系。他的时代还没开始。

喜剧的是,年长他四岁、刚刚毕业的潘石屹,却觉得自己的时代仿佛已经结束。1984年,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颇受器重。直到某天单位新分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带着她领办公桌椅。这位同事百般挑剔,挑了足足一个小时都没确定。潘石屹忍不住劝她凑合着用。没想到她十分认真地回答:“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让潘石屹打了个寒噤,“难道我这一生就要与一套桌椅共度?”

春节一过,他毅然辞职南下。因为没有边境通行证,他只能从铁丝网下面的洞偷爬进深圳特区,当时身上只剩30多块钱。

无疑,创业的激情激励着千千万万像潘石屹这样的青年人。但这一年,并不是所有人都活得好。

后来公认“湖南首富”的梁稳根就哭笑不得。1984年,梁稳根组了个“贩羊组”,买了一大批羊。结果偶然得知羊要跌价,他赶紧给同伴发电报,“羊不要,毛留。”同伴莫名其妙。接报的电报局更认定是特务暗号,当地派出所立刻把他的同伴监控起来,梁稳根赶到澄清才得以脱身。

在四川养鸡的刘永好,更是直接面对生死存亡。有个客户下了10万只小鸡的订单,欣喜的他赶紧借钱买种蛋。没想到,先期2万只小鸡孵出来交货后,客户就跑得无影无踪。眼看剩下的小鸡就要孵出来,而他已经没钱买饲料,又恰逢农忙,小鸡卖不出去。他走投无路,只能跟几个兄弟商量,“究竟是从岷江桥上跳下去,还是隐姓埋名跑去新疆?”

——然而无论多么骚动热烈,或是充满多少暗示和悬念,1984年,民营经济兴起的大幕缓缓拉开。

从“万元户”开始狂欢

1985年春天,“万元户”这个新名词已经深入人心。尹明善、瞿美卿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甚至挤进了“百万元户”的行业。但是个体户始终名不正言不顺,大连人姜维坐上了去北京“找政策”的火车。

五年前,他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了一个“照照看”照相摊,后来正式成为“姜维影术社”。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投资,找他合资经营。但准备签合同时,政府突然通知,不许再提合资的事了。姜维不肯放弃,直杀北京,追问“个体户怎样才能有法人资格”。国家工商局几位司局长回答,“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在消灭私有经济二十多年的当时,围绕这种“变”争论激烈,胡耀邦力挺姜维。最后,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成立了。他也由此成为1957年之后,正式领取执照的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

私营经济闸门一开,迅速演变成一场狂欢。这种狂欢尤以海南为中心。后来创办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大学毕业时,就在一位海南籍同学的毕业留言簿上写下:“海南太令人向往,总有一天,我会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

向往的何止郭广昌。吴一坚和景柱孤身闯海南,多年后,前者成为“陕西首富”,后者当上“海南首富”。处在畸形扩张期的海南房地产,更是让冯仑和潘石屹留下彼此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几乎全民陷入癫狂的时候,远离城市,乡镇企业却低调地寻找着自己的成长路径。

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把自己应得的25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鲁冠球因此被视作“共同富裕的典型”。

这显然很符合地方政府的期望。既然国企靠不住,不妨仰仗这些有能力“先富起来”的人。“低调懂事”的乡镇企业由此获得空前的政策扶持。这种扶持,集中体现在了“经济联合体”的出现。国企把自己的一些业务以承包或联营的方式转包给乡镇企业,以此形成联盟——这种行为在前些年还被明令禁止,现在却格外流行。

1986年,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苏增福的农机厂厂长北上找到沈阳双喜压力锅厂。该厂1964年生产出中国第一口压力锅,此后一直是国内最大的专业工厂。双方联营后,苏增福杀入压力锅行业,以双喜牌名义销售,凭借民营公司的灵活,很快销量竟大大超过沈阳厂。

后来的故事顺理成章。苏增福甩掉双喜自创“苏泊尔”,成就全国炊具用品龙头企业。他笑言:“我这跑龙套的一不小心跑出了个名角儿。”

此消彼长——这或许就是当时国企与私营企业最残酷的生存现实。

蝶变

持续近四年的狂欢中,无数人寻找着他们的下一个路口。越来越多青年人到外国公司谋职,或出国留学。这里面有日后我们耳熟能详的一连串名字:吴士宏、吴鹰、张朝阳、唐骏……他们默默积累着自己的原始“资本”。

企业也在寻找新起点。结束野蛮的原始积累后,创业家们开始破茧成蝶。如果说之前的创业是下意识,现在,他们开始思考企业的命运和归属。

1987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把土地作为商品的交易在深圳落槌。听说此事的王石,做出了他今生可能最伟大的决定——转型做房地产。而在北京,柳传志率领联想从代理销售IBM转向开发个人计算机。

这种蝶变还不仅仅是方向,更是资本。

1988年,王文京创办用友软件,他领到的是一本“身份低贱”的个体执照。他很幸运。除了个体户,以前所有新创办公司在性质上都算是“国有”或“集体所有”,那一代几乎所有企业家都将因此遭受产权归属的困扰。

王石谋求股改上市,“曲线救国”;柳传志和鲁冠球则选择了只做不说——时间将证明这些人很明智。相反,中关村最大民营科技公司四通的万润南,却把自己逼上了风口浪尖。当时有人对四通的所有制性质提出疑问,万润南公然在媒体上撰文声称,“四通在没有国家投资、没要人员编制,没要特殊政策的前提下发展起来,四通的财产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任何私人所有,它属于四通企业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分割。因此,四通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舆论大哗,展开了一场激烈对立的讨论。

在广东生产万宝冰箱的邓韶深成为争议的第一个著名牺牲者。1983年,邓韶深承包了一个只有100人的亏损小厂,随后迅速崛起。他的万宝冰箱一度占有全国冰箱40%市场,小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到1988年,万宝冰箱产能规模超过100万台,年总产值10多亿元,名列中国电子电器100强之首。而此时,海尔才达到20万台的规模。

尽管个人造就如斯辉煌,万宝仍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邓韶深四处奔波,试图跳过现有产权所有人,谋求更高行政部门支持。1988年初,国家体改委也的确将万宝电器列为全国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四大试点集团之一。谁知,他很快遭遇致命狙击。

上级部门将24家亏损的中小工厂一股脑塞给邓韶深;上级指派下来的党委书记又与邓韶深不和,两人对企业发展战略各持己见……矛盾不断激化,直到1988年“物价闯关”失败,家电商品陷入滞销,该党委书记仍听从上级命令继续生产。万宝货品积压,资金链迅速断裂,短时间竟出现将近8亿元的呆坏帐。

1989年,日渐无序的狂欢结束了。国家宏观调控开始,私营企业被重点整治,风声鹤唳。是年秋,邓韶深终于心灰意冷,不辞而别远赴加拿大。就这样,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一个家电巨子——万宝电器一蹶不振。同年,万润南远赴国外,四通自此式微。那年以他们为代表的企业家,定性都是“出逃”。

突然间,看上去这已不是适合下海的季节。冯仑和潘石屹幸运地全身而退,避开那一轮“海南热”的衰退。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李书福开过照相馆、生产过冰箱配件,也制造过冰箱,挣了数千万元。他也热血沸腾地来到了海南,最后却因为炒房被套,亏得血本无归。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商业失败。

黎明前的骚动

此时,偏偏还有人逆流而上。

郑永刚接手杉杉,第一件事就是在厂里拉起一条横幅,上书“创中国西服第一品牌”。工人们看到横幅都笑了,几乎没人相信这个伟大目标能够实现;李宁加盟健力宝,不到8个月,一栋5000平方米的厂房竣工。屋顶上,巨大的广告牌十分醒目——“李宁牌”;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史玉柱,回到安徽统计局。他本该按照命运的安排,从年轻的处级一步一步往上升。然而创业冲动已不可抑制。史玉柱写了辞职信,将自己抛向东飘西荡的未来。他对朋友说,“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囊中羞涩的他来到深圳,只能和李书福一起“混”在深圳大学学生宿舍。四个月后,他赚了一百万。再隔一年,巨人公司成立,迅速成为位居四通之后的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公司。

那些有远见、有能力的人和企业也在脱颖而出:海星的荣海东山再起;创维的黄宏生苦尽甘来,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第三代彩电,获得一笔2万台的订单;唐骏发明了大头贴和卡拉OK积分器,还做起了娱乐行业;海尔洗衣机崛起;联想横扫全国……

时局艰难中经济仍一路向前,政治上,民营企业却始终处于劣势。1991年,刘永好兄弟提出把企业“送给国家”。他们已经不堪压力。转机出现在7月。民营经济的思想政治工作,被“托付”给了全国及各地工商联。民营经济终于有了“政治归属”。

乍暖还寒,仿佛预示黎明前深重的黑暗即将过去。1991年后半年,企业家们不再纠结惶恐。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资本运作、兼并重组和走出国门。

心怀天下的牟其中上演“罐头换飞机”,一夜成名;仰融入主金杯汽车,策划中国海外上市第一股;宗庆后“小鱼吃大鱼”,横跨所有制兼并全国第四大罐头企业;联想率先“走向世界”……

1991年已接近尾声,站在承前启后的时代浪潮中,企业家们正翘首以待。

备忘录

●1984年,张瑞敏来到日后的海尔;王石创办万科前身;珠江冰箱厂成立,其后更名“科龙”;“健力宝”横空出世;南存辉创办“求精”开关厂;楼忠福当众刀劈公章,成功夺取公司大权;在中关村,柳传志、金燕静、段永基、张旋龙、求伯君悉数登场;刘永好几乎倾家荡产。

●1985年,张茵只身闯香港;黄光裕北上北京;王中军“下海”创办杂志;吴士宏应聘IBM,吴鹰留学美国,唐骏来到日本。

●1986年,在乌鲁木齐,唐万新创办一家彩印店;“中国股票第一人”袁宝璟沿街叫卖股票;王振滔往返福建、温州卖皮鞋;梁稳根的三一重工正式成立;张朝阳留学美国。

●1987年,太阳神跃然而出;宗庆后办起娃哈哈儿童食品厂;郑坚江牛棚起步,创建奥克斯;深圳,任正非响应国家“百万裁军”号召,告别部队,创办华为;王石转向涉足地产业;北京,柳传志带领联想迈向个人计算机;何鲁敏、黄鸣和郭立文从事“科技”产业。

●1988年,王文京创办用友软件,鲁冠球运作企业产权界定,万科股改上市;吴一坚与景柱孤身闯海南;日后的石油大王龚家龙也在海南起步;冯仑投奔牟其中,潘石屹投奔冯仑;李书福炒楼被套,血本无归。

●1989年,“傻子瓜子”年广久二次入狱;四通万润南、万宝邓韶深等人掀起企业家外逃小高潮。与此同时,张跃、孙广信逆流而上;李东生主持TCL电话机雄居全国同行业第一;黄宏生在香港成立创维;史玉柱南下深圳筹办巨人。

●1990年,孙宏斌进监狱;李宁接过亚运圣火,他的李宁服装展现在数亿人眼前;张近东涉足空调买卖,年少即身价千万;徐少春、李途纯同时南下特区;南存辉和胡成中一分为二,各自成立正泰和德力西。

●1991年,牟其中“罐头换飞机”一夜成名;仰融入主金杯汽车,策划中国海外上市第一股;宗庆后横跨所有制兼并全国第四大罐头企业;联想试图“走向世界”。

1992～1998

躁动的青春

创业史定位: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开启了一个激情澎湃的青春创业期。从躁动不安,再到理性中的回归,创业者们逐渐走向了成熟。

时代描述: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歌中描述的,是87岁的邓小平,在1992年1～2月,南方巡视时陆续作出的“南方讲话”。市场经济,这位迟到的佳人,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亲领的“天鹅之舞”中,终于告别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走到了众人面前。

在这阵春风的沐浴下,一群“92派”,怀揣着对财富的梦想,掀起了一阵席卷全社会的“下海潮”。据统计,仅仅1992年,辞官下海的有12万人,不辞官同时涉足经商的有1000万人,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科研人员经商。

“下海潮”的激情与火热,铸造了一个只相信实力,不相信眼泪的时代。加之1992年之后市场复苏、升温,直至过热,狂躁的需求更是让创业者们如痴如醉,渐入疯狂。一些超乎理性,超乎常规的商业事件接连出炉,奇迹与崩盘轮番上演,第一个“崩溃之年”——1997年,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彷徨与不安。

所幸,1994年颁布的《公司法》,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导的“国退民进”,以及千万创业者们自发的反思、改革与蜕变,让这股创业浪潮深度调整,在随后焕发活力,一浪胜过一浪——创业者们最终在激情中学会了理性,在疯狂中学会了淡定,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学会了如何长远地行进。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创业青春期,痛并成长着。

创业史记: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人们的问候语多了几分“财气”,《人民日报》甚至也刊发了题为“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

的确忙起来了。在海南,房地产投资热每年都可吸引全国10万“淘金族”前往。这其中就包括冯仑、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组成的“万通六兄弟”。

冯仑之前曾给牟其中做顾问,月薪250元。到了海南,他倒卖批文,炒作土地,自称“过着江湖游侠般的日子”。当时,海南很多楼盘一拿到批文,就登广告,地基尚未浇灌,价格就已驴打滚似地翻了几倍。

不过,蜜月终有结束。一天,冯仑提着一箱橘子去规划局“走后门”,看到一份内部材料写着,海南报建面积已达到50平方米/人,足足是北京的7倍!冯仑大吃一惊,与“兄弟们”带着尚冒着热气的第一桶金逃回北京。

——果不其然,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900万元一亩的地,隔天就只值90万元。

这便是1992～1998年的典型场景:机会随处可见,却也跌宕起伏,暗藏沟壑,创业者需要在理性与胆识二者之间妥善权衡。

陈东升,算是一个中性权衡者。他不懂拍卖流程,却敢于凭借香港录像带上的片段,成立嘉德拍卖公司。这位曾经的宏观经济研究员说,创新就是率先模仿。

也是陈东升,率先提出“92派”的概念,涵盖所有“南巡”前后前仆后继的创业者。这是一个受教育程度更高、机会捕捉更灵敏的群体;同时,“92派”面对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狂热市场,阵阵热浪逼迫下,理性渐渐弱势于偏执机会的胆识。

在重庆,一位53岁的老者尹明善,突然告诉家人要做摩托车。需知,这位力帆创始人曾因“资本主义倾向”劳教20年,平反后也只是一个出版商。

在新疆,做过农场、饲料生意,却屡战屡败的个体户唐万新,不惜倾家荡产雇佣了5000人,以出去玩一趟为名,于1992年8月杀到深圳抢购新股抽签表,竟然捞了几千万。后来在资本市场上掀起万丈波澜的“德隆系”由此奠基。

……

最能点燃人们心中创业热火的,恐怕是当时的绥芬河市长赵明非。1992年5月的一天,他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一瓶蜂王浆——摆地摊了!这位颇有个性的市长希望通过此举,激励全体公务员利用业余时间“下海”。

全民躁动

这场“下海潮”,很快演变为饮血茹毛般的“全民狂欢”。

1993年12月,初显营销天赋的何伯权,出现在广州中国大酒店,在警察与媒体的簇拥下,他豪掷1000万元接过了用红绸盖着的、来自金牌教头马俊仁的“生命核能”秘方。之后,“生命核能”省级独家代理权的拍卖所得,就超过1700万元!

这充分暴露了当时中国市场的非理性疯狂,消费者层次的参差不齐,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一个由胆识驱赶理性,躁动不安成为标志的创业青春期,已经完全呈现在众人面前。

首先登场的,就是1994年狂热的保健品行业。

沈阳的姜伟,不盖厂房,不置房产,凭借一款“飞龙延生护宝液”便驰名大江南北;济南的吴炳新、吴思伟父子,30万元注册的三株,以一款“昂立一号”迅速崛起;怀汉新执掌的广州太阳神,1993年销售额就达到13亿元……

据统计,当时保健品行业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00亿元,可谓遍地黄金。

这个机会,很快便“俘获”了“改革开放先锋”、IT界明星企业巨人公司创始人史玉柱。1994年,他宣布启动巨人公司二次创业,宣布推出“脑黄金”等保健品,开启多元化之路。

当时的背景是,西方国家取消了向中国出口计算机的禁令,惠普、IBM等国际电脑大鳄大举入侵,中国电脑界面临一场残酷的洗牌。

在联想,“市场派”柳传志与“技术派”倪光南由此在“企业前途问题”上掀起一场内战,两位亲密无间的创业战友,沦为恨不得将对方关进监狱的死敌。

史玉柱的胆量明显超脱了“柳倪”,同时也将那个时代的躁动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位固执己见的“全国偶像”,建立了一个“军事化”的营销网络,他亲自挂帅,成立了三大战役总指挥部,下设八大方面军,旗下30多家独立分公司改编为军、师,整个营销队伍超过万人。

当残酷的事实降临,则是一个偶像时代的终结。1996年10月,在保健品业务耗费大量资金的史玉柱,无力持续70层的巨人大厦的修建,资金链断裂,巨人公司迅速陨落——史玉柱的第三次创业,直到2000年才见曙光。

随后,整个保健品行业在市场严管、经济放缓的1997年集体堕落:怀汉新出走太阳神,三株分崩瓦解,姜伟则深陷巨额负债、应收货款沉疴的重重包围。

然而,这还远未结束,时代的躁动很快便感染了央视“标王”。

1995年11月8日,一位个头中等,一脸憨厚的中年人姬长孔,在梅地亚中心成了疯狂之夜的主角——6666万!秦池摘下“标王”,而上一年的“标王”孔府宴酒获胜筹码只有3079万元。1996年11月8日,姬长孔令12亿中国人都醉了:3.212118亿元——姬长孔用他的手机号码,蝉联“标王”!

这位狂傲的山东新贵,已经完全沉醉在自己一手打造的辉煌之中。在镁光灯的照耀下,他得意满满地说: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

然而,创下年销售额9.8亿元的秦池本来面目如何?这家尚处于新创业阶段的酒厂,罐装线是手工作业,瓶盖是用榔头敲进去的;秦池山东本部的产能只有3000吨,其余来自四川的勾兑酒……当这些爆炸性内幕在1997年被一一捅破,狂躁的姬长孔惟一的补救措施,是派人到报社做公关,表示愿意以数百万元“收购”这组报道……

1998年11月8日,处境已经落魄不堪的姬长孔再次来到梅地亚中心,却因为没有邀请函,被保安拒之门外。他徘徊片刻,最后一闪而过,郁郁而归。

秦池的结局是悲怆的。2000年,为了偿还区区300万元货款,秦池商标被法院勒令拍卖还债。然而,全国竟无一人竞拍。

重装上阵

如此之多的黯然忧伤,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阴霾,1997年被称为第一个“崩溃之年”。

幸运的是,中国的创业者们踩着一面面败将之旗,终于开始反思自身的“疯狂举动”,一场商业史上的理性回归由此启航。

1997年6月,张树新成立的国内第一家网络公司瀛海威迷失了方向。然而,一个26岁的青年丁磊,在坐着3名员工、7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开启了网络公司成功之路的探索:网易揭开了中国互联网成功的秘诀——免费!

紧随其后,王志东建立新浪,张朝阳建立搜狐,中国的“崩溃之年”竟奇迹般地逆转为“互联网元年”。

1998年,在推出几款“地瓜洗衣机”、“洗龙虾洗衣机”,被一阵嘲笑鞭笞之后,难得糊涂的张瑞敏终于提出了海尔做品牌领袖、技术领袖的全球创业发展战略。

那位海南“淘金者”潘石屹,也终成正果。1998年11月,潘石屹开发的“小型办公、家居办公”风格的SOHO现代城,赶上了“房地产松闸”的政策时机,一天可卖17套,进账3000万元,好日子来了。

后来被誉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有了自己的公司。头一年赚20万元,即捐3万元资助一位重病孩子。

此时,创业者的天空已经更加明朗。1998年3月19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一句肺腑之言久久回响: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朱镕基主导下,国企内部强势推行“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全球胶卷业老大美国柯达公司更是对中国胶卷业实施全行业收购——第一次“国退民进”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饱受躁动青春期洗礼的创业者们,已经理清繁杂的头绪,重装上阵,一个全新的创业篇章即将拉开帷幕。

备忘录

●1992年,尹明善投资20万元成立力帆公司,7年后成为重庆“摩帮”领军人。

5月,“92派”造词人陈东升辞职下海,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拍卖公司嘉德拍卖公司。

5月,冯仑南下海南炒卖地皮,掘到万通第一桶金。

●1993年,俞敏洪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1998年引入团队管理。

12月,何伯权豪掷1000万元收购马俊仁“生命核能”秘方,三株吴氏父子、飞龙姜伟、巨人史玉柱纷纷投身狂热的保健品行业。

●1994年,联想“柳倪之争”爆发,中国制造业前进方向待决。

●1995年5月,张树新成立国内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却在1997年迷失了方向。

7月,胡志标创立爱多电器,爱多VCD风靡全国,却在1997年以2.1亿元拿下“标王”后步秦池后尘迅速堕落。

11月,秦池首次摘下央视“标王”,姬长孔开始了他短暂的疯狂表演。

●1996年,海尔张瑞敏一手炮制的“地瓜洗衣机”彰显着中国制造业在创业路途上的尴尬。

谭长安在成都一个街边小店创办“谭鱼头”,6年后成为四川第一餐饮品牌。

●1997年,第一个“崩溃之年”。秦池崩盘,三株倒下,太阳神失和,亚细亚病危,巨人坍塌。

3月,被誉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进入医疗器械行业,有了自己的公司。

6月,丁磊成立网易,王志东、张朝阳随后分别成立了新浪、搜狐,“互联网元年”正式登场。

●1998年,在朱镕基主导下,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业实施全行业收购。同时,“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在国有企业全面贯彻,第一次“国退民进”走上历史舞台。

11月,潘石屹SOHO现代城大卖,SOHO成功起步。

1999～2005

穿越彩虹门

创业史定位:

WTO如同一道彩虹门,大门初开,甘甜与酸涩齐齐涌向中国的创业者。纵观1999～2005年的创业史,互联网“大落”,网络创业者们遭遇寒流;制造业“大起”,众多草根企业家让“Made in China”活力四射。

时代描述: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与之同时,始于1998年前后的“中国制造”浪潮在2002年活力四射,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终于向全世界发威。

也是从这年开始,一个真实的笑话开始以各种版本流传起来:很多人出国旅游买回一大堆纪念品和时髦的商品,回到家里后扒开商标一看,都是“Made in China”。

一份题为《中国科技发展报告》的综合报告勾勒了“中国制造”的轮廓:初步估计,我国已有上百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自1990年起,中国大陆吸收投资2300亿美元,占亚洲总额的45%,其中制造业是最重要的投资领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中国制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崛起。

“纵观1999～2005年的创业史,国有大型企业能够更好体现制造业规模化生产的优势,但上升空间有限;而小型企业中,新兴的民营制造企业发展迅速,是“中国制造”崛起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今后发展的主要动力。”

当然,如果少了网络,这一阶段的创业史将会失色一半。自1999年以来,阿里巴巴、盛大、携程、当当等相继创办,无数的草根英雄开始在互联网大潮中找寻梦想。只可惜好景不长,2001年互联网泡沫大面积破裂,网易被停止交易、马云收缩全球战略,新浪王志东出局。

寒流一直持续了两年多,以网易的咸鱼翻身为标志,2003年互联网方才迎来了春天,一些在日后将主宰中国网络经济的重要力量也在这一阶段雏形乍现。

创业史记:

互联网“大落”

“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2001年,当任正非在他的《华为的冬天》里写出这样的句子时,华为的销售额已飙升至220亿元,盈利高居全国电子百强之首。

之所以在企业高速成长期发出这样的警报,原因在于,任正非清楚地预感到了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对电信市场的连累。

那么,此刻的互联网创业者们,究竟落寞到怎样一个地步呢?

以2003年的中国首富丁磊为例,8月31日,网易宣布对上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修正,净亏损从之前公布的1730万美元上升至2040万美元。4天后,纳斯达克以财务报表存在疑点为由宣布网易股票被停止交易。

丁磊后来回忆说,“其实那段时间很迷茫,连卖掉网易的心都有过。不卖的原因也不是说我不卖,而是我们财务审计出了问题,人家不肯买了。”他向好朋友、广东步步高集团的段永平请教出售网易的问题,段永平反问他,“你卖了公司干吗?”丁磊说,“我卖了公司有钱再开一家公司。”段永平笑了,“你现在不就在做一家公司,为什么不做好呢?”丁磊如梦初醒。

决心重新来过的丁磊尝试让网易转型,他宣布投资开发网络游戏《大话西游》,同时与移动电信商大力开发短信业务。丁磊的冒险证明他是中国互联网产业中直觉最好的企业家之一。网易在2001年又亏掉了2亿元,不过,能快速带来现金流的网络游戏和短信业务最终还是拯救了这个30岁的年轻人。

危机中决定不转型的则是马云。虽然电子商务的盈利模式尚不清晰,但马云铁了心要在该领域一条道走到黑。这年冬天,他飞赴日本向投资人之一的软银公司孙正义汇报公司情况。作为投资了全球一百多家互联网公司的传奇人物,此刻的孙正义资产已经缩水95%。

那天,听完前来汇报的各国CEO们的发言后,孙正义幽幽地说,“今天前来汇报的CEO,所说的话都与我当年投资他们时说的不一样了,只有马云还在说当年说过的话。”

回到杭州后,马云对外界宣布,明年阿里巴巴将赚钱,媒体问:“盈利目标是多少?”他爽快地答:“1块钱。”

制造业“大起”

相比互联网产业的“大落”,此刻的中国制造业却突然有了一种“大起”的感觉。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与之相伴的是,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

加入WTO,一些不对民营资本开放的领域开始“城门初开”。2001年11月9日,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六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一款名为“吉利JL6360”的陌生车型榜上有名。来自浙江的草根企业家李书福,意外地拿到了第一张民企造车许可证。

在汽车史上,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吉利的出现意味着民企造车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它被解读成中国加入WTO后的重大产业开放新闻。不过,这一天距跨国资本被允许进入中国汽车业,已整整23年。

李书福是浙江台州人,1982年,高中毕业的李书福向父亲要了120元买了一架照相机,在台州街头巷尾为人拍照赚钱。这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豪赌基因的人。他曾回忆说,“小时候我赌过钱,比方说赢了1块钱,全放下,变4块了,有些人赢了1块钱,就收回5毛,他赢的钱明显比我少得多。但我这种弄法,可能最后一分也不剩。”就如同他描述的,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李书福每次都把赚到的钱“全放下”,赌到一个行业里。他拍照赚了点钱,一年后就去开了一家照相馆,再多赚了点钱,一年后就去办了一个冰箱配件厂,又赚到钱了,两年后他索性办起一家名叫北极花的冰箱厂。冰箱厂毕竟还是很赚钱的,他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千万富翁。

1993年,李书福又回到台州继续“放下”,他决心要造摩托车。李书福一点也没有做摩托车的经验,不过,他天生就是绕开红灯走的天才。没有技术,就四处挖人,没有图纸,就拆了别人的车子依葫芦画瓢。吉利摩托车卖得很好,让李书福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是1997年,这个不安分的台州人突发奇想,宣布要造汽车。

李书福当时拥有资金1亿元左右,他大了胆子对外宣称“投入5亿元”,可是,即便是5亿元这个“大数字”,在汽车界听来也是可笑的。与李书福同省的另一个著名民营企业家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当时也有造车梦想,在萧山家中,他常年把一张汽车风景画挂在醒目的墙壁上,日日视之,夜夜思之。当听说名不见经传的李书福要造汽车时,他大吃一惊,然后很老实地说,“造车一要政府许可支持,二要上百亿元的资金,万向还没有准备好。”

民营企业造车最大的障碍还是政府许可,李书福依然寻求“变通”。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汽车许可证来自四川德阳的一家监狱。该监狱下属有一家汽车厂,李书福注资取得了70%的股权,然后取了一个跟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美国波音完全类似的厂名——四川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厂名叫波音,车型像夏利,车价仅如一辆高档丰田摩托车。1998年8月8日,李书福的第一款汽车“吉利豪情”正式下线。

走出去,是一个必然选择

“加入WTO以后,对中国企业来讲,走出去,实现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狱!”2004年12月8日凌晨,整夜未眠的柳传志忧心忡忡地说出这句话。几个小时后,联想集团在五洲大酒店发布新闻:用17.5亿美元收购IBM的PC业务。全球IT业震惊。

在过去的几年里,联想经历了分拆交棒、进军互联网以及回归PC的曲折历程。此刻,联想PC业务也处在滑坡的危地,其国内市场占有率从2001年的30%下滑到24%。重回PC,联想必须寻找到新的出击点。这时候,IBM突然找到联想,声称愿意出售它的PC业务。

而对联想来说,并购可以一下子从全球第九大PC厂商跃升到第三名,仅次于戴尔和惠普,年收入规模由30亿美元膨胀到120亿美元,从而进入“世界500强”企业。

尽管遭到所有股东的全票反对——这是柳传志在2007年9月才对外透露的,柳传志最终还是决定不放过这次机会。联想与IBM达成的购并协议是这样的:IBM出售全球范围的笔记本、台式机业务和Think系列品牌,联想支付的交易价格为17.5亿美元,其中含6.5亿美元现金、6亿股票以及5亿美元的债务。在新闻发布会上,柳传志说,“不冒险怎么办,不冒险在中国窝在这个地方也是不行的,不突破就只有萎缩。”

联想的购并成为2004年最后一条,也是最重大的关于中国制造的新闻。国内外舆论一时沸腾,表现得十分两面。一方面,很多人振奋于联想的国际化雄心;另一方面同样也有人对联想“蛇吞象”的豪迈之举心存质疑。

有一次,柳传志去北京大学的MBA总裁班授课。他做课堂测试,问:“有多少人看好这次购并?”全班93个总裁同学只有3个人举手,其中两位还是来自联想集团的经理人。两年后,柳传志回想说,“我当时心里真是一凉。”

不过,对于这位经历过无数风浪的企业家来说,他也许更愿用历史的眼光来直面今日的风险。在购并新闻公布一周后的12月15日,联想举办20周年纪念大会。柳传志的一席演讲让联想的创业史充满民族激情——

“1985年初,我第一次参加IBM的PC代理商会议,端坐在最后一排,怀着科技人员刚刚下海的心情,紧张而兴奋,这是一个新事业的开始。20年后,2004年底,我代表联想集团,在收购IBM全球PC业务的文件上签字,感受到全中国乃至世界目光的注视,同样让我感到紧张和兴奋。这是联想两代人梦想的实现,同时又是一个新的事业的开始。”

放眼1999～2005年的创业史,还有什么语言比这段表述更能证明中国制造的进步和力量?

备忘录

●1999年3月,马云和他的团队在杭州以50万元创业,当时总共18个人,包括马云和他太太,办公室就在杭州城郊马云的家里。

7月,被伊利突然免职的牛根生在呼和浩特创办蒙牛。

11月,陈天桥向人借了50万元创办上海盛大网络。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的陈天桥从小是个乖孩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型国企陆家嘴集团,三年时间当上了董事长秘书。

●2000年,纳斯达克的科技股泡沫遭遇群体性破灭。在中国,震惊一时的远华大案告破。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年,互联网的冬天来临,新浪网的缔造者王志东出局。

●2002年,中国开始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2002年5月,中国汽车业的传奇人物仰融赴美不归。

●2003年,SARS袭击中国。互联网开始回暖。5月,分众传媒成立,江南春用两年的时间,把两万台播放器挂进了全国45个城市的电梯厅。

●2004年,堪称创业史中的“崩溃之年”,铁本爆发戴国芳事件,德隆坍塌,刘永行的电解铝项目被叫停……

●2005年,中国企业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制裁,TCL收购汤姆逊,国美苏宁开始崛起。而在国内股市,上证指数也跌破了千点。

2006～2009

在危机中成长

创业史定位:

这是一个“危”与“机”并存的时代,先有“全民炒股”的热潮,后有受到金融危机考验的中国制造。同时,汶川地震、奥运中国、三聚氰胺事件,给中国带来了一波又一波冲击。在这一时期,新经济领域的创业者迅速崛起,以施正荣、马云为代表的互联网以及新能源创业领袖风光无限。

这又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老一辈的创业者陆续隐退,又在企业“过冬”之际纷纷宣布复出;而以李想、戴志康等人为首的80后“明日之星”,隆重登上前台。一个难以预知的未来即将展开在所有创业者面前。

时代描述:

到2006年底,一些敏感的人已经嗅出了景气变动的气息,开始于2004年春夏的宏观调控似乎已经结束了。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在垄断性行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而民间投资者则被排除在了这些领域之外。

最具景气意义的标志是,已经沉寂了两年多的股市和房市双双出现快速回暖迹象。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领涨房价,人们开始把钱从银行中取出投入股楼两市,一个新的繁荣周期又开始了。

与此同时,以“非公36条”为代表的一轮市场开放政策的实施,将民营经济的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

创业史记:

“老”创业者的“新”问题

2006年,TCL的李东生陷入苦战。

他在2005年信誓旦旦地要在18个月内实现并购盈利,而事实却是,每一项重组计划都不幸搁浅。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几乎使尽了所有的招数,甚至又像十多年前一样,披着一条彩带出现在商场的柜台前亲自向消费者促销。这个十分注重外形的南方人有时候会胡子拉碴、神色倦怠,不过谁都看得出来,他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尊严。

2006年6月,李东生在《鹰的重生》中写道,“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逐渐衰老时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这样的描述无疑是惨烈的。在2006年,TCL的净亏损高达18.4亿元,股票戴上“ST”的帽子,面临退市危机,《福布斯》中文版还把他评为“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之一。2007年5月,李东生不得不关闭了欧洲工厂,宣布重新把重点移回中国市场。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注视着李东生,他会是那只获得重生的鹰吗?

李东生真的挺过来了。三年当中,李东生主刀的“三次大手术”——现金为王、人力资源整合以及业务架构重建,使TCL开始稳住阵脚。

有句俗话叫做“不撞南墙不回头”,李东生却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人。尽管早年的扩张差点让他积重难返,然而到了2008年,他逐渐恢复了气力,再次走上跑道,搏击全球液晶电视业务,首先把三星列为赶超的目标。

跟TCL相比,海尔的张瑞敏也不轻松。中国家电业几经价格战后,全行业销售收入增长仅为3%左右。因此,在张瑞敏看来,唯一的出路是实现全球化布局。

全球化,成为所有“老”创业者心中的“新”理想。

“中国制造”们的困局

同时陷入困境的,还有正在谋求全球化地位的“中国制造”。

2007年8月11日下午3时许,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商张树鸿在自己工厂的三楼仓库内上吊自杀,尸体旁边堆着十多包形态可爱的芝麻街布娃娃玩偶。

自杀前,张树鸿在厂区内巡视一圈,并将工人工资悉数结清。他从1993年起自香港到佛山办厂,被员工描述为一个厚道的人,许多人也因此跟着他一干就是十几年。这个玩具商的意外死亡,让“中国制造”的话题再度跳上国内外重要财经媒体的头版。

张树鸿之死起因于9天前。8月2日,美国最大玩具商美泰公司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提出召回佛山利达生产的96.7万件塑胶玩具,理由是“回收的这批玩具表漆含铅量超标。”事发前,利达的产量已居佛山玩具制造业第二。

一夜之间,这家拥有十多年良好生产记录的合资企业成为众矢之的。在美国舆论的不断声讨下,玩具厂商及其上下游供应、检验链上的疏忽被一一曝光和放大。最终,佛山利达被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求整改,国家质量监督管理总局宣布暂停其产品出口。利达被迫停产,2500名工人几乎无事可做,张树鸿承受巨大压力,最终一死了之。张树鸿死后3日,美泰第二次宣布,召回的中国产玩具数量增加到1820万件。

张树鸿死后,玩具召回事件在质量责任人的确定上居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复。中国商务部在调查中发现,美方宣布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不是因为制造质量的问题,而是美方标准的突然改变以及经销商的风险转嫁。2007年5月,美国材料测试协会公布了一项针对玩具材料使用的新标准,中方制造商生产的1820万件玩具是根据之前的出口标准生产的,美方经销商以不符合新标准为理由召回玩具,全部风险及损失则由中方承担。

这一调查结果的出现,让国内舆论再度哗然,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被动和被欺压现状毕现无遗。张树鸿很冤,这也是“中国制造”们普遍遭遇。不过回望历史,60年来成功的创业者,无一不是经过重重考验,通过不断地坚持,才能安然迎来希望的曙光。

资本市场——富豪孵化器

在这期间,互联网的光芒明显被狂热的股市和楼市所掩盖。不过,以李想、戴志康等为代表的80后“明日之星”,正凭借新经济的崛起,逐步登上前台。

“我认为我比一些四五十岁的企业家还踏实,”作为80后的创业者,李想在面对媒体时确总是体现出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我一步一步,每步都很踏实,因为我很清楚,创业是一个过程,不是说只要去创就会有业。至于你问我算不算成功人士,我的回答是,在我脑子里就没有成功这个概念,只有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被问及什么是该做的,李想的回答毫不含糊:“创一次业,做一次并购,实现一次上市。我现在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实现这几个目标。”

这的确是一个狂乱的时代。风投、上市,成为了所有创业者关心的话题。起得晚却赶上一个好集的人也有,他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他的公司2007年11月在香港上市,成为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为600万中小企业提供外贸交易的平台,它让无数不懂外语、没有出过国,甚至不知道任何国际贸易知识的中小商人找到了国际买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制造”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2004年,马云创办从事C2C业务的淘宝网,在两年时间内战胜全球最大的同业公司eBay,取得了75%的市场份额。为了解决网络支付的信用难题,马云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叫做“支付宝”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它以阿里巴巴为交易的担保中介,从而解决了资金欺诈的问题,也让自己间接地进入了金融服务领域。

马云今天能够安然“过冬”,显然是因为当时选中了最为合算的上市时机。股市的结构性泡沫意味着公司股价的普遍高估,而阿里巴巴同时具有中国和互联网两大概念,在此时筹资,无疑占到了相当大的便宜。

阿里巴巴的股票一上市就遭到了“哄抢”,中国台湾最大企业鸿海的郭台铭、美国思科的钱伯斯等都成为第一批投资人。其疯狂景象连《经济学人》杂志都开始提问:“阿里巴巴是否是中国.com的泡沫?”

股市的非理性繁荣,把企业带入了一个“市值时代”,也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财富神话。2006年的内地首富换了两个人:一位是创业仅6年、刚刚褪去“科学家”身份的施正荣。随着尚德电力成为中国大陆首家登陆纽交所的民营企业,他也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同时带动了一大批新能源富豪的崛起;

在当年下半年就接过首富之位的,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张茵。这位依靠废纸回收再生产的传奇女性,同样凭借上市达到了财富的巅峰。在2007年上市的还有碧桂园等热火朝天的地产公司。

资本市场带来的“首富效应”,在以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虽然随着金融危机的来袭,这股力量如今遭遇了重创,但风险投资无疑正在成为这个时期推动创业的最重要力量。

何时诞生“最伟大的企业家”?

此前让国人津津乐道的联想并购IBM电脑业务,在此时却出现了曲折。2009年初,联想发布截至2008年12月31日的第三财季的业绩报告,和之前预料的一样,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亏损9700万美元。曾经被誉为“中国的骄傲”的联想,也陷入了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联想宣布了一项管理层的调整计划,联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柳传志再度出山,重新担任董事会主席,原主席杨元庆则担任首席执行官。对于柳传志的再度出山,稳定军心是首要目的,另外柳传志杰出的战略眼光和管理能力,也将对处在艰难时期的联想起到关键作用。

令人唏嘘的还有,朱新礼企图卖掉汇源,牛根生在蒙牛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外资收购危机之后,决定“淡出”,他将股份出让给了中粮。这些曾经无比引人注目的创业者,似乎都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早在几年之前柳传志就说过,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和企业的国际化碰到了很大的难题,最主要的难题是我们对过去30年本土的成功经验,没有得到一个国际的认可和总结。

联想并购如果成功,将第一次证明中国人也能管理好一家跨国公司。他还说,几十年,中国企业一直跟在西方管理者后面学“菜谱”,现在也应该一边做一边研究,自己也要会造“菜谱”。他揭示了中国创业者的某种焦虑: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国家之一,中国还始终没有自己杰出的管理思想和商业文化,那将是一件多么耻辱的事情。

不幸的是,老柳的“交接棒”没有成功,这未竟的事业,也许只有在将来完成……

这几年,随着全球经济的起起伏伏,中石油、工商银行先后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不过,这都是凭借垄断的力量。随着柳传志“过冬”、牛根生遭遇三聚氰胺事件、王石陷入“捐款门”,在这广袤而繁盛的土地上,能被称之为“伟大”的企业家,却至今未现端倪。

不过,在这个“危”与“机”并存的时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即将展开的未来。在成为全球商业发展最迅速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也就具备了诞生全球最伟大的企业家的基础。

备忘录

●2006年,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造完成,各大银行相继上市。同年,凯雷收购徐工引起轩然大波,中石油成为亚洲最赚钱的公司。

●2007年,中国股市“全民狂欢”。这一年,阿里巴巴上市,杨惠妍成为亚洲女首富,“达娃之争”浮出水面。

●2008年,中国铝业求购力拓股份,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这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金融风暴开始席卷全球,三聚氰胺事件引发奶业“地震”,前首富黄光裕入狱。

●2009年,体育品牌“洋退中进”,李宁销售额有望超越阿迪达斯。同时,吉利竞购沃尔沃,腾中重工竞购悍马品牌,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全面发力。在建国60周年之际,已经等待了10年的创业板整装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