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伟超

初夏的夜里,泡一杯清茶,翻一本叫《过去的中学》的书,突然电脑上的QQ闪烁起来,有人请求加为好友,留的验证信息是一首小诗:“冷月,栀子花,半池春水。吹皱的,是琴声吧,更行更远,春草,少年的心事。”一下子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20多年前的初中时代……

校园里,栀子花开,那会大概是初三吧。我的同桌,学校半月池文学社的社员,拉着我在音乐教室外谈他的文学梦想,一边等他心仪的姑娘,她正在教室里弹琴呢,那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架钢琴。小小少年的心事啊,多么美好的回忆。这位毕业后再未谋面的同学,通过QQ,用一首小诗,唤起了我对中学生活的回忆。

人一生中最纯真的友情、最美好的憧憬、最彷徨的迷茫、最朦胧的爱情,一切刻骨铭心的记忆,所有最隐秘的青春往事,一定是发生在中学校园里的。中学时代是我们习惯、性情和思想得以养成的时期,是我们完成从青涩少年到激扬青年蜕变、振翅欲飞的时期。日本人非常重视中学教育,认为中学的性格,决定着未来公民的性格,决定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近代中国的中学教育,始于清末的学制改革,许多中学由传统的私塾、书院,结合西式课程、学制转变而来。近代中学的嬗变史,可谓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过去的中学,在历史的吉光片羽里,凝固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最为生动的表情,就如我的中学——一所位于浙中山区小县城里的中学,在大浪淘沙的教育长河里,不甘寂寞地激荡起美丽的浪花。

我所就读的中学,创办于1945年,当时叫私立明招初级中学,1958年后更名为武义中学,创办者为邑人汤恩伯。汤恩伯,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一级上将,早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后转入士官学校习军事。抗日战争期间,在南口战役和台儿庄会战中,重创日军,人称“抗日铁汉”。汤恩伯在日本留学期间,对比中日教育,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为东亚强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十分重视新式教育,中国要改变积弱,必须优先发展教育。当时,聚集了大批留日学生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已在钱塘江下游地区声名鹊起,成了新式学堂和教育救国的典范,但在汤的家乡,钱塘江上游新安江支流里的武义县,因地处偏远,风气未开,全县尚无一家新式中学。因此,汤恩伯决意要在家乡武义创办一所中学,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汤恩伯回国后,投身军界,此后戎马倥偬,办学的理想,一时竟无法实现。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日本战败已无悬念,战后的国家重建问题开始进入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视野,汤恩伯在家乡创办一所新式中学的宿愿终得实现,但其过程却非一帆风顺。经过八年抗战,以武义县财政竟无力创办一所公办中学。1945年5月,汤恩伯倡议以民间力量,筹办私立明招初级中学,并被推选为董事。他以董事长之名,联络各方,筹措资金,并亲自捐款100万及钢琴一架。在汤恩伯的热情感召之下,社会各界踊跃出资,更有徽州商人武义商会捐赠新安公所(徽州会馆),作为明招中学校舍,解决了办学的场地问题。1945年8月14日,不知是汤恩伯的刻意安排,还是机缘凑巧,这天恰好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武义私立明招初级中学正式成立。彼时,汤恩伯正忙着在南京和上海等地主持日军投降仪式,无法亲临学校出席第一次董事会,但他还是派代表参加,圆了他的办学之梦。

那时的明招中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怎样简陋的一所学校啊。设在逼仄的小巷里,没有校园,没有操场,校舍狭窄。1946年,汤恩伯又致函武义县政府,要求借用孔庙为明招中学校舍,以解决校舍太过狭窄的困难。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我读中学时,学校才在原孔庙的旧址上有所增建(古朴雅致的半月池即原孔庙里的一个半月形水池),但办学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当时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前清的房子,国民党的桌子,坐着共产党的儿子”。可以想象,草创之初的明招中学,办学是多么艰苦,但明招中学又是一所充满朝气的学校。汤恩伯少年时代就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甚为服膺,明招中学寄托着汤恩伯培养“新民”的理想。他对教育的热忱和理想,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为学校独特的性格与气质,影响着在这里求学的少年学子。

明招中学的性格与气质,一是进取日新,弘毅尚武。在一般学校里,体育和音乐属于副科,但在明招中学,这两科却很受重视。汤恩伯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在于国民情操之萎顿,体育和音乐有益于扫除萎靡之风,培育蓬勃之朝气,只有进取日新,才能养成“新民”。这里的“新民”,是具有儒家“日新”精神和传统“义士”情怀的新型公民,如明招中学校歌所云:“明礼义,知廉耻,前贤昭示,振颓风。正心诚意,谨始慎终。浩然以正气,勇敢竟成功……发扬我国五千年历史之光荣。”汤恩伯即自诩有此义士情怀之新民。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汤恩伯致电蒋介石请战,称“……俟有明令,当咸抱与倭寇以不共天日之决心”,在南口阵地上,他在发给其下辖89师王仲廉部的战地电报中称:“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南口血战,严重地挫伤了侵华日军,使日军叫嚣“三月亡华”的神话彻底破灭。1937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的《解放周刊》也说:“南口战役这一页光荣的历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汤恩伯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明招学子十分崇拜,他所倡导的“日新、义士、新民”自然也成了明招中学的独有特质。

学风上讲求实用、包容博杂是明招中学的又一性格特征,在日本,汤恩伯认识了学习蚕桑专业,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王竞白。王竞白回国后出任杭州女子蚕桑学校校长,受妻子影响,汤恩伯主张用实业改造传统农业。1946年,汤恩伯回乡省亲,在学校礼堂作了《农业是立国之本》的报告,说中国的民族实业,如蚕桑、棉纱、面粉工业,均以农业为基础,改善农业,发展实业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受其影响,明招学风,朴素务实、不尚空谈,直到今天,武义学子还有重视理工农林,轻视文史政法的倾向。汤恩伯本人,学风也博杂务实,他写的《步兵中队连操练之研究》一书,内容详尽实用,在国民革命军陆军训练中被奉为圭臬。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汤恩伯赋闲在家,常在家中举行读书会。牟宗三、徐复观、郭廷以、张佛泉等人常为座上客,一起探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他还用娴熟日语,亲自为某教授与日本将军之辩论作传译,且常在台湾及香港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对时局的观感,自称敏而好学。

如果把一所学校性格之养成,都归结为创办者的影响,自然是有失偏颇的。除了创办者、教师、学生、地域乃至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渊源都会影响学校性格的养成。要真正理解明招中学的性格,恐怕还要放宽历史的视界,向历史之河的更深处漫溯。武义城外,有一丽阳川,是钱塘江上游里的一条支流,沿岸千竿修竹,一湾绿水,满地桑麻,东面有一小山,峰峦叠翠,白溪水绕。东晋时,“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孙子阮孚,在前往广州任太守途中,路过此地,见山水清秀,遂生归隐之意。楚辞里有《招隐士》篇,陈说山中险恶,劝告所招隐士归来,阮孚既决意归隐此山,遂反“招隐”之意而用之,取名“明招”山,晚年在山上建明招寺。可见,“明招”二字,最初有“隐逸”之意。在中国古代,“隐逸”往往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方式,是一种远离浮华更为务实的心态。到了南宋时期,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隐居明招寺讲学,反对“性理”,强调“致用”,开创了浙东史学之先河,不能不说是受明招隐逸文化的影响。此后,武义人性格中的“呆气”,包括汤恩伯在明招中学倡导的务实学风,正是此种隐逸和浙东史学文化之遗留。

表面上看,作为明招中学的创办者,汤恩伯的思想似乎直接影响了明招中学的性格,但细一思索,汤恩伯的思想行为,本身就是受史上明招文化影响的产物,所以他才会把自己创办的中学命名为明招中学。明招中学的性格,实则为千年明招文化之遗韵。南宋时,吕祖谦在明招山讲学,弟子云集,从钱塘江下游的临安太学,到上游的明招书院,再沿丽阳川而上,过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的家乡,转换水系到瓯江,直到永嘉学派的发源地温州,形成了一条浙东千里教育之路,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和浙东唐诗之路遥相呼应。而明招书院恰处在两大水系的连接点上,是浙东千里教育之路的中心,当时,朱熹、陈亮、叶适都曾到明招山讲学。汤恩伯出生的村庄,就位于明招山麓,他的热衷教育和办学情结,除了受日本新式教育影响之外,明招文化的熏陶是根本原因。

明招文化对教育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以为“兼容包并而取务实事功”是其主要精神。兼容包并,首先体现在儒释道三种传统文化的包容合流,阮孚归隐明招山的道家隐逸文化,因其舍家建庙而开始了与佛教文化的合流。明招寺是浙江最早的寺院之一,住持德谦禅师,日本禅学院将其编入《中国一百个著名和尚》一书。南宋时期,儒家诸子会集明招寺,设讲堂而名动天下,特别是吕祖谦,意在调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更与永康陈亮与永嘉叶适共倡务实事功之学,以兼容包并之胸襟,创浙东学派之先河。小小明招山,竟成了多种思想的交汇激荡之地。汤恩伯抗战后回乡,在明招中学作报告,有学生问及南口战役,他说,居庸关南,我十三军将士,以十万血肉之躯,对抗从日军飞机、坦克、大炮里倾泻数而出的炮弹,视死如归、慷慨悲歌。那时我头脑里常浮现出一画面,就是明招寺德谦和尚圆寂前,有僧人问他,“和尚百年后向甚么处去”?德谦和尚抬起一足,说:“足下看取。”这里,汤恩伯以“足下放光,照益地狱”喻十三军将士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视死精神,亲赴国难,不亦明招文化多元精神里之一种生动写照吗?

夜深了,空气里飘过半月池边的栀子花香,和月光里的琴声——学校董事长汤恩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钢琴里流淌出来的琴声。“半月”的隐逸与谦逊,琴声里的悠扬与刚强,令我想起了明招中学。我的中学,过去的中学,在千里浙东教育之路的明招山下,故山花落又花开……

(作者单位:温州广播电视大学法律系)

责任编辑李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