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军

国有企业实力的日益增强与其所控制的领域难为民企涉足的客观现象，不仅是解决了绝大多数就业和为经济贡献了相当力量的民营资本的悲剧，更是市场化进程中的某种倒退。

类似的担忧缘于今年国企对于民企频繁的并购重组。

此前，名噪一时的东星航空的破产清算仍悬而未决，如今又现新的案例。据媒体报道，巨额亏损的山东钢铁要将颇有活力的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纳入麾下，相关谈判已在进行之中。这一经典案例，不仅存在着“落后吞并先进”的怪诞与真实，也凸显了市场经济中大型国企与小型民企之间大鱼吃小鱼的某种尴尬。

浪潮再启

国进民退的现象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中始终相伴随。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朱镕基提出的施政承诺中，提到要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在当时，这是最让人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不得不通过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根据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年~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的抽查结果，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

三年后，朱镕基竟如期总现了他的承诺，他动用的办法就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同意美国柯达胶卷行业对中国胶卷业实施全行业并购。柯达注资10亿美元，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两个国企普遍存在的客观难题。

如今，国企早已摆脱了困境。曾经的“国退民进”则悄然转为“国进民退”。事实上，“国退民进”被认为是我国改革开放最重大的成就——政府退出市场，能最大限度激发经济的活力。然而，曾经的国退民进每次都会因宏观调控转向或经济低迷出现反复和倒退。

在政策的不确定性中，民营企业也一直在希冀中观望，夹缝中生存。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这个被市场简称为“非公经济三十六条”的意见让民营企业对前景充满了希望。但是，民营经济的地位却并未因意见的出台而有多大的改观。之后，即使2008年《反垄断法》顺利实施，民营企业的尴尬仍一如既往。

从表面上看，这两年垄断型的央企数量确实在减少，但央企的实力却因此增强。根据2007年国资委制定的《中央企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组思路，央企主要从事的产业从21个板块缩减为18个；而目前央企的数量也降至138家，最终会下降到80家至100家左右。截止2007年的三年中，央企共有73家企业参与了38次重组，企业户数从196家减少至目前159家，按每年10家左右的速度整合。

在这个过程中，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地位非但没有丧失，产业升级计划给央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这种趋势在金融危机之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诞生之后愈演愈烈。

民营鸡肋？

在美国，民营资本参与着最为充分的竞争，涉猎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几乎所有行业，包括邮局，乃至监狱。而在中国，民营资本很难或很少进入国计民生的各大领域，角色颇为尴尬。

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与天量信贷的积极影响已成共识，新一轮的投资盛宴被国企占去了大量的资金与行政资源，而民企的生存环境则更为恶化。当民企正思考该不该投资的时候，国企已经披着政策与资金开始上路，他们独有的政策和资金，民企可望而不可及。纵观历史的重复，则更显民企的边缘处境。

就在今年，山东日照钢铁被山东钢铁并购步入了实操阶段，且后者已经做好了接管前者的准备。前者是国内十大钢铁企业之一，盈利丰厚。而山东钢铁则是巨亏的国有企业；

总览航空业领域，鹰联航空被国有四川航空收购了72％股权，奥凯航空虽然于去年12月复航，但仍困境重重。与此同时，去年巨亏的东航与南航则获得了国家近百亿的资助。待遇之偏颇，一比即明。

在高速公路领域，民营资本已被集体清退。上海、浙江等地高速公路建设放弃之前“经营性公路”的投融资模式,转而全部改为政府“收费还贷型”公路。

在国有资本的挤压下，民营资本的尴尬与历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企业家冯伦所理解的一样：“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在一个时势不甚明朗的时刻，民营投资者的投资变得更加审慎。政策与时势变幻的潜在风险，成为民营资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上方。

国企独角戏

为应对经济危机，今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在这些计划中，明显的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许多政策，正促使各种经济资源再次演绎着国进民退的新浪潮。钢铁、石油石化、航空、煤炭、金融这些国民经济支柱行业，成为本次危机下“国进民退”的主战场。

振兴十大产业的一个主要方式，便是如日照钢铁在政府主导下为国企或兼并或重组，来达到行业的振兴。

一个更为典型的案例要数2009年的天价地王现象。进入今年5月，当地产业迅速反转并成为国民经济复苏主力时，信贷支持下的国企再次把投资的目光转向了房地产业。尤其在制造业等行业产能过剩、走势不明的情况下，房地产成为抵御通胀、锁定利润的“避风港”。据不完全统计，五月以来短短两个月内，北京、重庆、杭州、广州等重点城市相继刷新历史纪录的单价和总价“地王”已达到13块。国字号房企“一掷千金”，所涉土地款合计已超过265亿元。

天量信贷与国企助推也是今年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对此，地产界龙头之一的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也深感无奈。他坦言，2007年那一轮地产热，活跃在土地市场上的富力、合生创展等公司全是民营背景，但今年上半年活跃的全是国企背景的公司。

就在此前数月，潘石屹觊觎已久的北京新“地王”广渠路15号地块，被中化集团旗下的方兴投资拍得，在竞价中潘石屹完败。同为房地产龙头的万科，也要靠千方百计引进国企股东来获取政策的优势。民企的地位已经成了鸡肋一般。

一个得到很多人认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要走出本轮经济危机，首先必须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大型国企来发挥作用，而要让“热”起来的经济持续下去，就必须依靠社会消费和中小民营企业的投资。

这是一个悖论，一个特色的悖论。这个悖论，泯灭了民企建立信心的前提，与此同时，国企将尽可能多的利润收入囊中，同时形成民企难以逾越的壁垒。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有一个精辟的比喻———好比一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父母把好吃的都给了大儿子，然后对二儿子说，这个家要维持下去，就全靠你了。

既想中小企业承担起大任，又不向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这种离奇的思维却是既有的存在，其结局也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