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应科

《故乡》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中很有特色的一篇,文中那散文式的“悠长的忧郁,悠长的美(王富仁语)”曾经感动了几代人,引起了无尽的思考和探询。特别是文中塑造的闰土、杨二嫂等几个人物形象格外的栩栩如生、鲜活逼真,在读者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由“豆腐西施”到“细脚伶仃的圆规”的杨二嫂, “辛苦恣睢”是她真实的概括,由于她所谓的聪明与当时社会造成的村镇空前的衰败、破产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就演出了生活中不少令人嫌恶而又令人悲怜的人性扭曲的荒唐滑稽戏。如她在闰土要了“我”家的用船装载的稻草灰中“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这一情节的描述确实很能体现“使我非常的悲哀”,“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中的杨二嫂式的荒唐滑稽。

这里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杨二嫂“拿了那狗气杀”,究竟是拿了什么?我曾向其他语文老师请教过,他们很多人认为这“狗气杀”是“我”故乡中养鸡的器具——因为课文的注释也确实给“狗气杀”作了解释:是一种养鸡的木栅栏器具,鸡可以伸进颈脖吃食,狗却不能,看着活活气死。当然这些老师的解释从字面上讲是很通顺的,但我却持有异议,认为此处指狗气杀般的神气是否更合适些。理由主要有:

一、文中的“我”这次回故乡是要“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故乡很多人会来看我或看我家的东西,母亲在向我介绍闰土的近况时就说“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到最后临离别故乡时的情景是:“……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她从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文中的情节提出疑问:她怎么知道灰堆里会有那些碗碟埋着?这是明眼人一看就能恍然大悟的。之后这十多个碗碟终究落到谁手里?凭杨二嫂的性格,这也是明眼人一看就能恍然大悟的。所以这十多个碗碟才是杨二嫂此行的目标,这应该是可以从情理上来认定的。

二、杨二嫂“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就“自己很以为功”,摆出一副家乡能人的神态面孔,“飞也

似的跑了”,这是她与闰土最不同的地方,闰土虽然被社会折磨成了木偶人,愚昧、麻木、不觉悟,但他毕竟还具备旧中国底层农民的善良、淳朴的性格。因为闰土小时候要离开我家时“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时世沧桑二十年, “总是吃不够”的中年闰土这次带着宏儿来我家,在“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却还带了一点自家晒的干青豆。何况,“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指闰土,笔者注),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下午,他拣好了几件东西……”所以于事于理,闰土都不必把碗碟埋在灰堆里。而杨二嫂在“我孩子时候……人都叫伊‘豆腐西施……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可见那时她衣食基本无忧。但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旧中国的底层村镇日益破产,杨二嫂生活的苦况也日甚一日,难以为继,因此这种性格的她为了生存,有时难免贪点小便宜,然而同时她又要做上一个“聪明人”的手段和场景。

三、这样理解更符合文中作者的旨意。作者在小说《故乡》中塑造了三种典型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底层市镇、乡村中的人物形象。辛苦辗转的知识分子——“我”;辛苦麻木的农民——闰土;辛苦恣睢的市民——杨二嫂。“我”开始了觉悟,认为这种故乡一定要变,水生、宏儿等下一辈“应该有新的生活”,然而又充满悲凉和无奈的思绪,认为这愿望“茫远”。——这跟鲁迅先生当时的社会环境、生活景况及内心世界是紧密关联的,也跟他当时的还没有发展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紧密关联的。闰土这个“木偶人”面对如大山般重压的困苦“只是觉得苦”,“只是摇头”,他除了要去“我”家的“香炉和烛台(‘我家也曾用过香炉和烛台!可见故乡中精神的苦痛远比物质层面的苦痛来得更深)”来祈求神灵庇佑之外别无他念,他何尝知道神灵从未真正庇佑过穷人的,这正是他麻木的地方。杨二嫂似乎一点都不麻木,因为她想尽办法从她能掠夺到的人——实质上都是为生活所苦的故乡中人,包括在外“谋食”的我身上掠夺物质实利,占些便宜。这就是她的“聪明”,但文中的内容告诉我们,她的聪明何尝能改变自己丝毫的命运,因为和闰土处在的那个同样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社会才是她穷困潦倒的归宿,她的这种聪明式的挣扎,只能说明她和闰土一样的麻木——另一种形式和内容的麻木。所以她对闰土拿出那种狗气杀的神气来(碗碟她拿了,黑锅别人背)更能展现这个辛苦恣睢的人物形象,更能体现文中的主旨。三个人物形象交相辉映,突出了现实中故乡从外景到内心是多么萧索荒凉的啊!◆(作者单位:江西省新建县新祺周学校)

□责任编辑:王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