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波

提起反腐，现代人常会提到“制度建设”。为了有说服力，又喜欢拿古代的事来作例证，动辄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人治。

其实，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想当然。设计出一种监察官吏的制度，使官员在监督之下奉公守法，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御史”一职已兼有监察的职责。到了秦朝，“御史大夫府”成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台)，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并首开先河，制定了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和《刺史六条》。此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日益严密。

但是，再严密的制度也是要用来执行的，要具有操作性。不然就仅仅是“看上去很美”。明朝朱元璋创立的“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就是一个例证。

“民拿害民官吏”载于朱元璋晚年制定的特种刑法《大诰》中。它的出台。是因为朱元璋此前颁布的“严禁官吏下乡”的命令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对“违旨下乡、动扰于民”的不法之徒，和舞文弄法、欺压良善的贪墨之吏，他下令允许民间年高德勋的百姓率领青壮年将其绑缚，押到京城，而且谁也不能阻挡。

“民拿害民官吏”这个制度，其制定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因此而不许官吏下乡，却又是因噎废食。官员是否扰民，关键不在于是否下乡，他不下乡，难道就不会扰民害民了吗?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对此有过抨击。首先，该制度缺乏由下而上的制度保障。其次，对百姓来说，可操作性并不强，而且风险非常大。虽然《大诰》中没有明确，如果民拿害民官吏，查证不实的话，对这些百姓该如何处理，但考虑到历代对“诬告”惩处极为严厉的常规，可以想像，任何一个百姓，在拿获害民官吏、绑赴京城的路上，必然都是惴惴不安的。

也许正是缘于这些因素。“民拿害民官吏”制度并没能够普遍而有效地施行。据史籍记载，真正被“刁民”拿获的官吏不过两三例而已。而且只是些不入流的小吏罢了。

从“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最终的有花无果，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另一面：如果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和可操作性，单靠个人拍脑袋就制定制度。哪怕这个人很权威，哪怕这个制度“看上去很美”，其难达初衷几乎是一定的。

(摘自《杂文选刊》2009年6月上原标题为《有花无果的“民拿害民官吏”》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