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军

现在看来,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成本可能比预期要高,从而加大政府通过大量举债来推动经济恢复高速增长这一进程的阻力。

从去年到今年,为了应对经济下滑,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调整了多次,但距离预期目标仍然有些差距。

刺激计划的机会成本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专业术语叫机会成本(Opportunity?Cost),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在投资决策中,放弃次优方案而损失的“潜在利益”,便是选取最优方案的机会成本。

金融危机笼罩下的中国,抑制经济衰退进而保增长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经济下滑速度的加快促使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与以往的经济刺激计划相比,本周期的成本代价或许要高于任何一次。因为政策出台的密集度和政策调整的幅度,都是此前所无法比拟的。

温家宝总理在5月上旬视察福建时表示,应对危机绝不仅仅是4万亿的计划,更多的措施将在年内出台。可想而知,年初的计划额在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面前,已经远远不够。为实现“保8”的刚性指标,需要更多的刺激计划,其相应的机会成本自然也会增大。

货币供应量的剧增造成通胀预期可能的加大,政府举债投资导致的财政赤字,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背后的民资被挤压,都是被我们所忽视的机会成本。

财政赤字高企的隐忧

在其他主要国家仍深陷全球经济下滑泥潭的时候,投资和大幅财政支出帮助我国经济实现了稳定。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的经济刺激的规模最大,数额最多。

今年,我国政府的预算赤字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比例适中。实际上,这种正式预算只占2年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大约四分之一。刺激计划中,由中央政府提供一部分资金,其他资金大部分则需由地方政府补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政府财政趋紧。

在今年两会结束前后,地方债的额度就已经确定。2000亿的地方债,数额不算小。本次地方债券拟定为三年期限,考虑于2012年即本届政府任期内实现全部还本付息。

随着各地方债券的相继发放,过去几个月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急剧增长。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驻上海的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Green)认为,政府背负相对巨额的债务,是刺激经济计划的相应代价。因为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国政府在5月份对刺激项目进行的一次审计发现,地方政府只投入了它们需筹集配套资金的48%。审计人员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极其糟糕,以致于要用从中央获得的刺激资金来偿还原先的旧债。因此地方政府普遍只能借款投入新项目。由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基本不被允许直接发债,它们只能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司筹集资金。

目前尚无坚实数据显示有多少贷款从国有银行流向了此类公司。但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基础设施项目总计获得了人民币8948亿元的新贷款,相当于刺激计划规模的22%;基础设施项目通常都是由有政府关系的公司负责实施的。

我国相对较新的公司债券市场的透明度稍微高一些,许多地方政府也通过这个市场筹资。截至5月底,地方公司债券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25.3亿元,已经高于2008年全年的683.9亿元,这些公司债券的发行实际上全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间接支持。

中央政府允许甚至鼓励地方发债,因为中央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刺激计划能获得资金。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5月底说,最关键的是要安排好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优先顺序。

与其他出台了庞大刺激计划的经济体一样,中国也在押注未来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减轻当前承受的债务负担。这一招以前很奏效,现在许多人也觉得信心十足。

财政部智库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刘尚希说,只要经济实现增长,税收收入就会增加,归还债务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他的判断是,这些债务的规模是可控的。

然而,即使在今年极大地增加开支之前,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十分可观了。财政科学研究所预计,没有列入预算的地方政府债务约为人民币4万亿元,巧合的是,这个数字刚好是刺激计划的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5%。由于这些隐藏的债务最终都要由中央政府负责,中国的国家债务实际上接近GDP的35%,而不是官方数据所显示的18%。

随着税收收入大幅下降,政府今年的赤字可能超过GDP的3%这一官方目标。政府编制预算时假定今年的税收收入能增长8%,但截至4月份政府的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了9.9%,到了5月才略见起色。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的经济学家马骏认为,2009年政府收入至多能与上年持平,并预计最终的预算赤字将为GDP的4%。

这样看来,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强劲,虽然仍然好于日本、意大利或美国这类负债严重的国家。

政策回旋余地捉襟见肘

今年一季度,投资计划完成了全年的六成;从去年开始,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就开始上调,信贷数额屡创高峰;刚刚过去的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又创了5年以来新高。在一系列措施的保驾护航下,5月财政收入实现6569亿元,同比增长4.8%,年内增幅首次转正。这一不错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政府保增长的努力。

在西方国家,当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会空前加强。但因为华尔街等利益群体的存在,政府对于公司的指导与管理只是停留在表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一边是美国政府对困境中的企业施援手,而公司管理层大派红包与奖金的现象。

相比之下,我国应对危机时更多是政府主导的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大力度投资。因为企业的国有属性,使投资指令的上行下达有着一致性和连贯性,因此更容易达成西方国家不易实现的协同性。

但与此同时,当有朝一日铁路与公路趋近饱和,当政府主导投资的大项目不像现在这样紧迫,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势将淡出刺激计划的舞台,至少其重要性不会像今天这样非他不可。那时候,经济将凭借什么保持增长?

事实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不仅考验着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考验了政府应对经济下滑的灵动性。

近日,包括发改委在内的中国九部委联合发文,要求在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招标中优先采购国货。外媒首先产生质疑,认为此举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有可能引发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也是刺激内需保增长的一个潜在风险。

从各项刺激经济的政策分析,“保8”目标的实现应该难度不大。但是,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统计表上的数字,这些数字实现的背后的一切代价都要重新考量,这样才能明了经济成就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