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　孙绍振　黄　梵　霍俊明

主持人语:

目前诗坛出现了大量写“公共生活”里重大题材的“打工诗歌”、“地震诗歌”等,引发了关于新诗“写作伦理”的诗学论争。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中新诗,躲在一个人的天地里玩心绪、玩技术、玩江湖的自我边缘化和自我矮化的新诗,仿佛被眼前的沉重生活和强烈地震给“震”醒了。新世纪诗歌也地震了!该是新诗认真思考并且再度调整写作姿态、重新勘定方位、重新上路的时候了!在我看来,除了诗歌伦理问题需要思考外,新诗自主性怕是更为本真化的诗学命题。为此,我们组织了这次专题对话以飨读者。

——杨四平

在“关系场域”里建构新诗自主性

主 持:

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参 加: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黄梵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作家

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孙绍振:196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赴德国、美国、香港等地大学讲学、进修、研究。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写作协会名誉会长。

1981年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引起围攻,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现已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历史文献,多种当代文学史、诗歌史和当代文艺思潮史都给于肯定的历史评价。

杨四平:1968年生于安徽省宿松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诗人大会永久会员;1994年破格录取为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2004年破格晋升为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2008年破格晋升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2008年被(美国)世界艺术与文化学院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等12部著作;曾先后到印度、墨西哥等国进行学术交流。

霍俊明: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于河北丰润,博士,诗人,诗评家,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第一部70后诗歌的断代史论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发表学术论文及随笔500余篇,诗歌400余首。

黄梵:原名黄帆,1963年生,湖北黄冈人。被称为“后新生代”代表作家,“中间代”代表诗人。1983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飞行力学专业。著有诗集《南京哀歌》、长篇小说《南方礼物》、《第十一诫》(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小说集《女校先生》(作家出版社,2005)、诗合集《Original》(英国,1994)等。长篇小说处女作《第十一诫》在2003年发表出版后,曾引起强烈反响,在网络上被看作是书写年轻知识分子校园青春忏悔录的杰作,在文坛被称为是描绘知识分子的当代经典,目前被网络公推为80后青年应读的文革以来的两本小说之一。作品被译介至英、美、德、意等国。现在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与艺术课程。

背景与意义:题材神话、伦理至上、中产阶级趣味与无产阶级怨气

杨四平:新诗发展到新世纪出现了两种反差很大的现象。一种是以写“纯诗”自居、卖弄技术、体现不负责任的中产阶级气味、乃至“小资情调”的自闭性写作,如学院派写作大抵如此。一种是呼吁写重大题材、把道德感推倒极致的泛政治化写作,如“底层生存写作”、“地震诗”、“奥运诗”。网络诗歌写作只不过是以上两种写作的“变体”。这两种写作之间产生了许多“摩擦”,引发了一些或明或暗的诗学争斗。

而我新近提出来的、在网上引发热评的、以健康负责任的“精神中产”为主心骨的、主张“中度干预”周边事态的、在诗艺上进行“直接叙写”的、以重塑现代汉语为己任的、“形而中”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也许是改变目前新诗偏食、偏至状况的一剂良方。

其实,强调写“下半身”,写“打工”,写“地震”等诸如此类题材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将其作为衡量新诗好坏、优劣的唯一标准,那就很成问题。在这方面,建国后一直到新时期那么长的时间,难道我们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如果说,我们除了关注写作题材外,还能够顾及新诗自身的艺术规律,那就会写出好诗来。可是,就目前新诗发展的情形来看,这些以题材做标识的新诗,写得好的、写得艺术的并不多见;它们大多满足于把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地写出来,“立此存照”!这种写作类似于胡风当年“顶风作案”所大力批判的冷漠的“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写时代的重大题材,关键在于你在处理题材时候的道德感,乃至“宗教感”,在于你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强度、深度和道德的文学想象力。有鉴于此,必须重提新诗自主性的问题。这对目前诗坛随处可见的道德模糊性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很及时的警示。它再一次受到了诗人们的关注。最近郑敏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新诗面对的问题》强调新诗要注意艺术转换,要注意新诗在写“实”背后的“虚”,如声韵、行列、段落、音步等艺术问题。这种老生常谈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现实针对性。

黄梵:这个问题比较隐秘,一些优秀诗人在创作中大概都会涉及,只是公开谈论得较少。也表明我们对诗歌性质的认识,主要来自追赶情结的推动。最为明显的是,为了找到现代汉诗的形式,为了避免现代诗在中国语境出现不孕,许多人仍不愿借助其他资源进行一试。西方在现代诗上的成就令我们羡慕,它被选上作为榜样,是为了保证现代诗在汉语中的成功。自主问题在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汉语对于西方主客二分意识的顺从和反弹。当然,在诗艺层面,也存在着水土不服的现象。比如,新诗对抽象事物的体认,始终存在困难。与许多西方现代诗靠了它才成立,截然不同。再好的抽象意念,遇到新诗也必须转换。新诗没有立刻赞许抽象,不用说自有它的原因。这些原因既在诗内也在诗外,我们可以莫测高深地统称为“新诗的自主性”。新诗的自主意识会在诗中拒绝一些东西。当然,它的拒绝很有弹性,选中什么,不选中什么,主要表现为写作中的难度。比如,我与西川曾讨论过一个问题。他和我都感觉一些当代生活词汇很难融入诗歌。相反,当代小说对这些词汇追随不舍,且不感到突兀和不适。西川说,他曾为把一个生活用具放进一首诗,结果被迫改动了整首诗的语境。类似的经验也延绵在我的写诗生涯中。一个诗人被一个词弄得骑虎难下,大致可以证明确实存在新诗的自主性问题。

新诗正在形成它自身的现代诗经验。比如,它已经开始有智力来对付现代生活的混沌,它揭示出来的意义,已不能简单归于西方资源。读一读优秀诗人的作品,就能知道他们已经在分享现代汉语的成就,在塑形和寻求开放两个方面,他们都觉察到了来自新诗的限制和推动,比如汉语的长句陷阱,对形象的偏好,节奏与情绪的关系,民族直觉天性对于意象密度的潜在要求等等。我想在理论上研究它们,对诗人未必有破晓之助,但对培育研究者的敏感,了解新诗隐在的规则,深入探究那些能唤起感受魔力的诗句,确认新诗的直觉性质,甚至对诗人自己可以遵循什么,去构建诗的结构等等,也许大有助益。

霍俊明:无论在任何时代关于诗歌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诗学问题甚至程度不同的争论甚至论战,而谈论中国的现代汉语诗歌,从其分蘖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显豁的诗学问题的讨论与争鸣,甚至在一些阶段和时期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白热化”状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诗歌自主性(这一问题最为直接的对应就是诗歌的公共性)这一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讨论,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在近一百年的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史的进程中,诗歌的自主性成为了尴尬不已的丧失了“自由”和“身份”的难以回避的事实。在接连不断的民族战争、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波诡云谲的语境之下,家国命运和带有强烈的集体性、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公共生活”使得诗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工具与利器,而这首先是以牺牲诗歌的“自主性”和特殊的本体性为前提和代价的,这也成了现代汉语诗歌最为惨痛的一个事实。在不同时期强大的外部干预和畸形、扭曲、僵化和狭隘的诗学理论的框定下,诗歌成了丧失自主性和诗人个体主体性的“发条橙”——“在定义中被赋予自由意志,可以由此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也就是说,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乎具有可爱的色彩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着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它日益取代了前两者)来摆弄”(安东尼·伯吉斯)。基于此,在今天,当历史的烟云散尽,诗歌的河床水落石出的时候来讨论诗歌的自主性问题确实是具有重要性的一件事情,因为无论是在已经发生的历史场阈中还是在当下现场的诗歌空间中来谈论诗歌自主性问题都相当必要。尤其是当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弱势群体诗歌、乡土诗歌成了新一轮的题材神话和道德伦理的时候,必须要厘定和澄清诗歌的自主性问题。

内部与外部:新诗自主性与“他主性”的辩难史

黄梵:新诗主体意识的发展,有它自身的需要。不能简单站在西方视角,把它视为守旧或落伍。应该说主体意识不是权宜之计,不单为了解决技术难题,它关系到现代意识能不能在汉语中扎根。没有主体意识的充分发展,新诗只会是裹着小脚的“假现代诗”。新诗的自主意识相对出现得较晚,今天再次出场当然有它的新意,它选择在主体意识即将胜利的时刻出场,提出对主体的异议,这样就不会过早破坏现代意识的土壤。自主意识有利于我们低下头来,看到主体意识的局限。意识到单纯强调主体,其实透着某种笨拙。因为我们的社会景观已经相当复杂,国学等很容易找到间隙,来与新诗作战。在我看来,自主意识和主体意识同样都暗示了新诗的本质,我们需要了解它们对于新诗的共同作用和价值。大体来说,主体意识最稳定的时期,是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的新诗。一旦要阐述当下,便会发现当下主体意识有些含混不明,因为当下的主体意识里都含着他者意识。他者与主体有隐秘的私通,大概是当下意识的特征。自主意识作为他者之一,自然会在主体意识中脱羁而出。当然,自主意识并不总表现为对主体意识的怀疑。

杨四平:谈新诗自主性的问题有一个诗学前提,那就是新诗发展曾经一度或几度遭受过“新诗他主性”的强迫、要挟、恐吓、威逼,而隐匿地、曲折地表现自己或者就根本就不表现!我不否认这是“二分法”带给我的思考。

新诗自主性的问题首先牵涉新诗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诗歌与社会的关系是天然的,也是历史的。新诗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外部世界有着紧密的关联。换句话说,主要是社会力量促成新诗打倒旧诗破茧而出。当初,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使“文学革命”大获成功。胡适、郭沫若等人的白话诗成为那个时代精神探险的风旗。胡适的《乌鸦》就是把那些时代先觉者处在黎明前的黑暗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不被理解的困境以及他们毫不气馁地继续抗争的象征性写照。郭沫若笔下涅的凤凰、在欲火中重生的凤凰也是那个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的典型抒写。革命年代,艾青的诗、田间的诗,乃至马凡陀的诗,都是民族战争的时代号角,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注射了思想催化剂和精神亢奋剂!建国后,贺敬之的诗、郭小川的诗,给了那些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昂扬的人们去建设年轻共和国的精神动力。新时期,朦胧诗为思想大解放弹奏了嘹亮的奏鸣曲。总之,这些新诗不但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而且也成为那个时代精神史、思想史的标本,成为至今到能够作用于人的如福柯所说的那种普泛性的“话语”。尤其是,在中国当代历史的特殊时期,比如,50—70年代,新诗在题材、形式上,在诗人资格的选择上被人为地划分出一些等级,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随意写什么题材;在那个时候,新诗就成了一种权力;一部分人,哪怕你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只要你不符合当时主流话语的标准,就会被强行排斥在诗人队伍之外,有的被从城里遣散到乡下的干校或到劳改农场去接着劳动锻炼,长期丧失写作和发表言论的权力,如艾青、曾卓、牛汉等。当然,这种新诗话语权力的运作是通过当时已经同质化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工农兵诗歌”这种不可质疑的最革命的知识来完成的。百年新诗史上,这样的事件曾经反复出现过,比如,各种小圈子性质的新诗团体和结社其实都是排他性的(就连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以及目前江湖气息很浓厚的网络诗歌论坛和网站都概莫能外),“左联”关门主义的宗派纷争,“延安整风”的所谓纯洁诗歌队伍,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为新中国新诗所谓的清理门户,一直到“文革”发展到极致,所谓的“红卫兵诗歌”、“样本诗歌”就是话语、权力和知识“合谋”而成的登峰造极的新诗畸形儿。

也许正是由于新诗被外部力量牵制太久、太强,使得新诗疲于应对,而几乎无暇顾及自身的本体建设或者说“常态”的健康建设,比如,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中国式浪漫主义在茅盾郑重其事的权威宣告(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诗人,同时也是末代诗人)下,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没有来得及茁壮成长,就草草收场了。所以,后来,王佐良一直在为中国新诗发展状况感到惋惜。他说,浪漫主义的路在中国还没有走完。后面出现那些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绝大多数已经变味了,是“伪浪漫”的政治口号;因为它们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政治大脑。可贵的是,在这种新诗发展老是向“一边倒”的情形下,新诗总是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可能进行自身建设的机会,要么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那样努力做所谓的“纯诗”、为诗正名;要么像九叶派、白洋淀诗群、朦胧诗那样力求在兼顾外部因素的情况下从事新诗艺术的新探索;前者是关起门来一心一意谋求新诗自身艺术发展,在方法与策略上与上面所提到的“唯社会化”的新诗做法相通;而后者是打开大门、以包容之心、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全方位地发展新诗;因此,后者取得更大的收获,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像这样兼顾自主性和他主性的新诗既产生了艺术效益,又产生了社会效益,是新诗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赢。这样好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和反思。

从新诗自主性本身来讲,它不仅指新诗自身艺术规律,而且还必须涉及新诗创作主体“诗人”的自主问题。也就是说,新诗自主性的问题涉及诗人与文本的关系问题。在处理“文本与作者”关系的时候,西方学者多从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和社会-文化的多种角度进行过认真有效的探讨。我个人倾心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答了诗人(主体)与他者(无意识)之间的关系命题。那么,在这个命题中,关键是要探讨“诗人”的问题。“诗人是谁?”、“诗人是什么?”。如果连这个基本的问题都避而不答,那么就难以去认识诗歌的其他诸种问题。

拉康是真正把精神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曾经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弗洛伊德后期把人的精神地形图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无意识,遵循享乐原则。“超我”遵循至善原则。“自我”位于“本我”与“超我”之间,遵循现实原则,调节享乐与至善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是矛盾得以缓冲、稀释的平稳地带。在拉康看来,这样的四平八稳、不偏不倚的“自我”不是真正的主体;如果说还有主体性的话,那也是分裂的主体了。其实,拉康提出回到弗洛伊德是指回到早期的弗洛伊德,也就是那个把人的精神简单区分为意识与无意识的弗洛伊德。拉康的意识/主体、无意识/他者的心理模式又明显受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举的主人与奴隶关系的例子有利于我们对诗人功能的理解。他说,在精神上,主人是那种想方设法要别人认同他的人,而奴隶是那种不敢声张、畏畏缩缩的低调的人;所以,在精神上就历史地构成了主人与奴隶之间不平等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社会关系;自此,主人就泰然自若地坐享其成,而奴隶就辛勤劳作地创造价值以供主人享用;但是,在这个被动享用与主动创造的关系发生后,主人与奴隶的精神面貌实质上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那就是,奴隶最终成了精神上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了,反之亦然。显然,这里的主人可以视为意识,奴隶可以看成无意识。难怪拉康说“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主体不是独自成为的,而是始终被他者/他性所塑造、造就的。通俗地说,诗人主要不是从其意识那里得到体现,而更多的是从其看不见、摸不着的无意识那里得到隐形的或曲折的表现;其实,比较而言,诗人最终是由其无意识这个貌似他性的东西主宰。

那么,主宰诗人的无意识又是如何构成的呢?拉康说,像语言那样被构成。对于雅可布森讲所讲的语义性的隐喻与句法性的换喻功能这里就不展开了。这里单刀直入来谈问题的核心。弗洛伊德说,无意识像梦那样具有压缩和移置双重功能;由于受到意识这个检察官的监督,无意识不得不尽量控制自己或者改头换面地表现。具体到诗人来说,诗人有很多想法,有的想法是可以拿到桌面上公开谈论,可以大大方方地写进诗里面;而有的想法则因可能犯忌而只好避而不谈或者“伪装”后进行隐晦曲折地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的无意识正是那种“缺失”的东西。

像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梦那样,诗人是无法左右自己到底最终能够写出什么样的诗歌文本,因为文本是由一系列不可预见的“能指”构成,这些像气泡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源源不断冒出的汉字,并不是源自所谓的诗人的“腹稿”,而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外在显现。也就是说,当你写下这一个汉字后,你并不知道你接下来要写的汉字是什么,然而,奇怪的是,它很快就流露在你的笔端,或者出现在你电脑的显示屏上。这种神奇景观常常使诗人自己都感到意外,仿佛神来之笔。我们不难想像,顾城在写《一代人》时,当他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时,他一时间还不知下一句该写什么;这是一个调子很低、光线很暗的句子,而且,按照常理来讲,由这个路线发展顺延下去,下句应该是将这种沉郁的情绪通过密集的朦胧的意象铺张开来;但是,奇就奇在,顾城并没有那样写,而是写出了后来人所共知的下句“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样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仿佛从天上飞来的诗句,调子高起来了、光线亮起来了。“无理而妙”!这种“陌生化”使诗意一下子灿发出来了。总之,诗歌文本写作的意义来自字与字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乃至节与节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延异”吧。

诗人常常为自己能够写出一个好句子,找到一些恰如其分的意象和文字而兴奋不已!难怪拉康说,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人的主体只有进入语言后才能被构成。因此,诗歌成了“踪迹”,诗歌最后只剩下“写”了。至于写多写少、写什么和怎么写仿佛变得并不重要。“写”就是意义,只是这个意义并不看重它背后到底有没有价值。主体都没有了、分裂了,中心也就自然不存在。有些把新诗自主性强调到极端的诗人,力主纯而又纯的诗歌写作,比如所谓的“纯客观写作”、“零度写作”、“自动写作”,把新诗自主性全封闭起来,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让外界一点因素染指,比如于坚的《零档案》就是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更有甚者,有不少“匿名状态”的写作正在宣告“诗人已经死了”。一个诗歌文本产生了,但是没有署名;它就是要以这种方式告诉世人,只要文本存在就万事大吉,至于作者是谁并不重要。

霍俊明:而在我看来,诗歌自主性的问题并非意味着诗歌不能介入“公共生活”甚至重要的社会事件,而是要时刻秉持诗歌自主性的前提这一本源性的依托。换言之,诗歌无论是处理看起来绝对个人、绝对隐私,不断探向幽暗的内心深处和“自我”的个体性题材,还是处理宏大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时代的公共领域的重大事件、运动和场景,都是诗歌作为文学体式的应有的责任和不可推卸的义务,而在明确了这一问题之后就是在处理这些个人和社会题材(如果说题材是能够被严格地区分为个人题材和社会性的非个人题材的话)的时候,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一个对现实、生存和灵魂、语言的不断创设者、发现者和命名者,一个时刻在以独特的诗歌话语在进行言说,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一个时代甚至读者群而丧失了诗人的尊严和诗歌的自主性。诗人只有时刻以诗歌的方式进行发现和命名,时刻维持个体生命的良知,时刻坚持个人的话语立场和繁复的隐语世界才能够不愧对诗人这一身份和称号,才维护了诗歌的自主性。而更为具体的说,在我个人看来,诗歌的自主性包括以下几个层面:诗歌的语言是高度凝缩和精粹、提纯化的,是不能被其他任何的文学语言所阐释和重述的;诗歌的结构和肌质都是不可拆卸和重组的;诗歌的节奏和音乐性与语言的急缓呼吸是融合在一起的;诗歌所要传达的情感、思想甚至哲理是不能被任何国家、民族、时代、集体和权力所强奸和玷污的;诗歌不是宣传的工具,当然也非耽溺于个人欲望和观感的游戏。综而言之,诗歌的自主性就是诗人的“个人乌托邦”,即诗歌是诗人的宗教,是时时仰望和追思的现实世界中不可能被替换的灵魂的安栖之地。换言之,诗歌无论处理的是什么题材,诗歌必须是首先属于诗人自身的,而这个诗人个体一以贯之所坚持的就是诗人的身份,始终用诗歌在说话,而不是在用集体、阶级、利益和权力在说话,永远在用诗歌自身的成色和魅力在对时代、读者和诗人自身发声。只有当诗歌写作首先成了诗人自己的个人乌托邦的信仰时,他才能自觉地用诗歌的方式进行宣泄和担当,用诗歌对自己所经历甚至时代所面对的共同境遇进行“贴心”的独特而“真实”的言说。当今天诗歌成了边缘性的存在,而近几年诗歌又因为种种娱乐事件和社会事件成了被关注的焦点的时候,诗歌就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对社会的许诺,而是首先成了诗人坚持的一种信仰,一种个人情怀的理想,而这种信仰和理想是诗歌诞生之日起就赋予诗人的一种本能与天性,这是诗歌最重要的“事实”。

尺度与出路:地球与太阳、自转与公转

孙绍振:世界上一切理论都有优越性,也都有局限性,“西马”的优越在于意识形态,而局限也在于意识形态。“西马”的大师们,没有一个是懂诗的,甚至没有什么是懂得文学的。光用“西马”的意识形态来解释文学,尤其是诗歌,是不够的。这就有个我所讲的地球要能自转才能公转的问题。也就是诗歌自身的规律问题。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文化价值,甚到同样的作者,写出来的作品,可能有天壤之别。大师为什么会的败笔呢?“天安门诗抄”,为什么在艺术上没有生命力呢。这就是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在起作用。为什么这个问题被长期忽略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呢?就是因为,用意识形态的普遍规律,代替了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比如,要知道水果的普遍特性,固然不易,但是,要知道特殊的苹果、香蕉、葡萄、火龙果的特性,就要复杂得多了。正是因为复杂,才要求我们奉献生命,并以之为生命。不能像那些不懂诗的人,只把诗歌当作某种意识形态的注解,例子,那样的理论,是没有生命的。当前的状况正是这样,抹煞艺术生命遥理论满天飞,迷惑了一代人。所以我前不久在首都师大召开的“诗歌与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才说要“救命”!其次,用国家意识形态,国家话语,现代性,作为唯一的准则,也是很危险的。这和极左的教条主义,在思想方法上,政治标准唯一,有共同之处的。

我以为,社会性与公共性并非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是地球与太阳、自转与公转的关系。当下文学研究领域过分注重西方文论式的过于注重概念的明晰、深刻和全面值得质疑。文学和诗歌研究不能完全从概念出发,而应回到常识,总结历史经验,重新找回以诗歌为生命、以生命为诗的理想状态。

霍俊明:而当我将诗歌的自主性和“个人”乌托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很可能遭致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非议与责难,因为在他们看来,当诗歌的自主性成为诗人的信仰和“个人”乌托邦的时候,诗歌通向外界、社会和公众的路就同时被阻绝了,这些看起来表现“自我”的诗歌就可能被批判为逃避现实、背离社会的无关痛痒的“自我呻吟”与文字游戏。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当诗歌的自主性成为本体性的问题,当诗歌成为诗人的信仰和乌托邦的时候,诗歌才能始终以独特的方式来展示一个诗人的修辞才能、技巧水平、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才有可能使得诗歌首先在达成诗人个人真实体验和言说方式的前提下对公众和社会说话。换言之,一首诗只有当它是诗而不是其他,一首诗只有感动诗人自己才能够具有打动他人甚至社会的驱动力和可能。即在任何时代,诗人都在用诗人身份和诗歌来说话,而不是用其他身份和其他方式在说话,诗人时刻都在以诗歌向外界和自我说话,而非其他。所以,诗歌的自主性和诗人的“个人乌托邦”是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这是任何时代的诗歌潮流和诗人写作都必须坚持的。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就以当前的诗歌写作语境来说,当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中的底层、民工、草根、弱势群体、农村、城乡结合部成为国家主流驱动和社会伦理共识的时候,当这些题材的诗歌写作甚至文学写作成了新一轮的“主旋律”和“时尚”的时候,甚至成了数量不在少数的诗人谋得利益的手段的时候,这些带有强烈的社会和公共性特征的写作潮流在我看来是可疑的甚至是可鄙的。而那些正在写着“底层”诗歌的写作者和为这一写作趋向鼓吹的批评家和作协官员们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认为当下不能写作“底层”题材的诗作,而我绝对看中包括郑小琼(2008年之前的郑小琼)在内的一些“底层”诗人的写作。问题的关键是,包括郑小琼在内的“底层”诗歌写作者必须首先是以诗歌的自主性和诗歌的特殊的言说方式来说话,而不是用这种带有强烈的道德优势的“题材”说话。记得几年前倡导打工诗歌的柳冬妩先生曾在相关的文章中表达过评价“打工”诗歌不能用诗歌的艺术、技巧和美学标准来做过于严格的考量和分析,而笔者曾在与柳冬妩的邮件通信中表达过商榷的意见。换言之,无论是面对当下极度盛行的“底层”诗歌,还是面对其他的具有强烈的公共性甚至道德伦理性题材的诗歌文本和写作现象,我们评价的尺度和标准首先就是这些文本它是否是诗歌,如果它不是诗歌而成了假冒伪劣之作,成了宣传品和工具,那么诗歌的尊严何在?诗歌的自主性何在?诗人的良知何在?所以,谈论诗歌的自主性尤其是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之下来谈论这个问题都不是虚妄和失效的行为,而恰恰是诗歌自主性的问题重视和讨论才能够使得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不会误入歧途,这毋需我赘述,已经发生的诗歌历史已经证明了丧失诗歌自主性所导致的恶果。基于此,诗歌的自主性就是诗人的“个人”乌托邦,只有在此前提和基础之上,诗歌才能够作为人类最伟大、最奇特的艺术方式向历史、时代和公众说话!

黄梵:谈论诗歌其实都非常困难。尤其离开文本的谈论,总是会生发文本不涉及的问题。一个诗人一下把诗写完,他会说,这里面全是诗歌的自主意识。诗人对自主意识的体味总是很具体。大致来说,表现为对他的推动和限制。他会诧异内心里有一种声音,成了他写诗时的向导。一个音总是萌发出另一个音,一个词总是牵动了另一个词。当然,所有限制他的语言经验,也很明显,诗人不会诧异怎么会冒出来,他已经有了塑形的习惯,他意识的所到之处,都会受到语言的限制或推动。意识不是要穿过语言的平原,而是要穿过语言的莽丛。语言的要求里,其实包含着语言之外的世界。比如,民族的,社会的,阅读的,记忆的,日常的,历史的,哲学的等等,甚至他者里面还有他者……大概也只有批评家拥有全把它们弄清的雄心,这也是我敬佩批评家的地方,那是靠了通灵或神赐才能做到的事。我从来只以一个诗人自诩,尽管我的批评言论总是受到一些好评,但我认为那只是直觉提供的一些果子,我只是成百次地把它们摘下来而已。就个人而言,我不在乎自相矛盾。但我仍以敬佩之心看待理论家们的努力,因为以一个诗人的经验知道,诗总体来说是丰沛而奇妙的,里面总有无法解释的东西。理论上谈论自主性、主体性或评价标准,是试图用一串首尾相接的逻辑代替直觉,以此来理解诗歌。这与诗在一瞬间撞击我们的胸臆,激起我们的共鸣,截然相反。也许结论大概是,通过这样的谈论,我们真能赋予诗歌一种思潮,真能说出好诗之好,坏诗之坏,或者相反,坏诗之好,好诗之坏。最为主要的,可能会对年轻诗人施加某些影响,通过“审美正确”的文字,影响未来诗歌的自主意识,即前面说的诗歌“自我”中的“他者”……

诗歌除了被外力推动,它也会自动带给诗人一些限制。有时写作的热望,会被诗歌的内力打退。不是说诗歌不需要时代帮助,而是说诗里虎虎有生气的东西,不会好好接受时代的安排,它总要把它的谬见伸向未来。当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感觉时,诗歌自主的力量便首先会威逼语言,进而威逼形象、节奏、甚至情调等。缺乏对自主力量的认识,便会忽略隐藏在新诗里的诸多呼声。比如,几年前我就意识到,新诗里其实有两条并行不悖的路线。一条,是与西方对接的追赶路线。它致力把汉诗从古代拽出来,赋予它现代的洞察力。另一条,新诗与西方现代诗有所不同,它没有现成的传统形式供它对立和反抗,相反,它还需要在紊乱的散文中,通过创建形式,来加深形式感。就是说,它还必须忍受塑形的痛苦,与西方现代诗单纯追求对抗和开放,还有所不同。当这两种要求同时作用于新诗,我们就不能把任何一条路线圣化。把塑形的要求纳入现代汉诗,大概是新诗历史过短带来的必然宿命。这两条路线不是一对死敌,每一条都包含着另一种觉察力,它们之间的恰当平衡,也许比用一条来打败另一条要更加深刻。把新诗交给两条路线的博奕,会更有希望,有助于把东西方历史和感受力融合在一起。

由于自主问题存在于新诗中,中国诗人面对的挑战要多于西方诗人。比如英国诗人拉金写诗时,由于现成的格律帮他接管了形式,他只需考虑现代意识在格律中的退缩与舒张。但我们写诗时,形式的意识会潜入内容。在津津乐道的陈述里,其实时时有形式的提醒声。我能想到的自主意识有以下几个来源:1、新诗历史赋予的塑形要求。从胡适写第一首新诗开始,新诗就启动了塑形的历史。塑形的命运,存在于所有体裁的草创期。比如有些形式出现时,时人欢呼雀跃,但转瞬即逝,因为一些感觉的入口,并不能长久地成为诗歌的入口。2、民族性对新诗灵魂的塑造。民族性其实决定我们如何去探索心灵。首先民族性会塑造我们的人格,或者说首先将我们变成了什么,然后我们才能怀着这样一颗心,当然是被民族性“异化”的心,去反省和探究自身。说白了,“自我”里面永远会包含民族性的“他者”。当然,民族性也会影响诗艺。说到底,诗艺也来自人的意识。民族的意识自然会作用于诗艺。比如,感性发达对于形象的依赖,汉语短节奏易于产生铿锵,直觉赋予短诗的优势等等。此外,中国古代诗人的家国意识,也会使新诗诗人继续容纳社会关怀,并经现代意识的改造,成为另一种遗存:到处可见诗歌政治的存在。我使用“诗歌政治”是来描述这样的事实:几乎每个诗歌群落都固守自己的绝对论,都是为了破除别人的绝对论,都致力于用自己的绝对论打败别人的绝对论。这种遗存当然会阻碍现代意识的生长。3、当代西方经验向中国的输入,带来了把大众组织起来的力量。那些在诗歌节之间旅行的诗人,他们在供给诗歌一个想法:任何人不会事先就有诗歌能力,恰恰靠了诗歌的传播,才影响了离群索居的内心。就连“革命”之事也有效仿的榜样。最近,诗坛复活了对公众的热情,客观说,公众趣味并非总是邋遢之物,相反,他们悄悄完成了启蒙探险,他们开始尝试的新事物,恰恰是已纠缠诗歌多年的主体意识。这股力量已经给年轻诗人造成了另一种麻烦,非主体的意识已经被忽略,或在强烈需求中已经变异。当然,它的好处是,公众与诗人将会神速地合拍起来。经典诗人作品的热销即是一个明证。

杨四平:我想这种在西方“语言学转向”影响下,新诗重视“文学性”,注重语言学与诗学的结合,强调新诗内部建设,是新诗在遭受“非诗”因素过度压迫下的必然反弹和合理要求。所以,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诗人们和诗评家们都倾心于新诗自主性建构,诗人的实验诗、探索诗、先锋诗创作加上诗评家们精彩的评论解读以及为了使其合法化、正当化而皓首穷经地从中外诗歌里寻找其历史支撑,长此以往,新诗自主性神话就产生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因噎废食的弊害也伴生了。目前这种后果十分明显地显露出来了。这种状况,我曾经在《简谈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困境”》进行了梳理。

看来,进入新世纪,新诗的确需要重新调整姿态,改变策略,由以前一味的“向外”或“向内”的那种“单向度”的发展模式和路线变为“内外”结合的走共赢发展的道路,这也许就是新世纪新诗发展的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