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经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

其实我已无法记住我接触的第一本有字读物的名字了，但八岁时的日记表明，那年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本现在看来很乏味的书当时就是我的启蒙者，它是一个犀利的咒语。但就在那年，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革命突如其来地蒙上了我的眼睛。除了毛的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他思想。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

在抄家风炽盛的1967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为了掩盖私藏反动书刊的罪行，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灰烬被抽水马桶反复地冲走。母亲和我则是销毁罪证的帮凶。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胡绳的中共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话的最辛酸的敌人。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如被查禁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以及《红岩》、《青春之歌》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由于无法进行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在我的书单里既有各种地下手抄本，也有官方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反动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那时许多小说类图书有一个共同外观，就是书页发黄，没有封面和封底，也没有开头和结尾，页码总是从“10”以后开始。我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这种“盲读”令我生气，因为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革命把我训练成了阅读的高手。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个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我身体的摇篮是五十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在那时就已经做好迈向文化新纪元的全部准备。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垒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

在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预言家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

中学二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我嗜书如命，蛀虫般的贪婪。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别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

当手抄本风靡起来时，我曾经读过至少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较不拙劣的)。其中有的居然被加上“毛选”的塑料封套，伪装成革命圣典。这些版本因抄写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我从不抄书。我只抄写词和句子，在把各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加以归类后。偷偷搬到老师布置的作文里。

一个秘密读书公社就这样诞生了。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我们读过雪莱和莱蒙托夫的抒情短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试图逃到光线的最深处。世界躲藏在那里，向我们发出亲切而倦怠的微笑……

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切地描述那种奇异的经验。在脆弱的冬天，我们为每本书仔细掸去历史的尘土，探求它们的诸多含义：苦难、爱欲、孤独和道德净化，如此等等。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

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靠这种温情涉过了早年的河流。